读《离骚》随笔四则

<正>一、说“离骚》秋菊之落英”《离骚》云:“朝钦木兰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落英”对“坠露”,本是极平常的意义,不成什么问题,所以王逸《楚辞章句》并不为“落”字作注。到     

从楚辞看南楚江湘的一些历史文化景观

一部《楚辞》,随处关涉到洞庭湖区、湘水流域的民情风俗,为我们研究南楚江湘的历史文化留下了大量的材料。本文试从若干方面举例性地进行一些探讨。一、服饰服饰与地方的风俗文化是密切相关的。《楚辞》中这类描写涉及到穿戴佩饰等各个方面。我在这里注意到的是一些真正属于楚地的、尤其是南楚江湘的东西。《离骚》之“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招魂》之“衽若交竿,抚案下些。”反     

《离骚》求女的寓意及其观念基础

《离骚》迷离惝恍、不遵矩度的风格特征在“求女”与“远逝”两段文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屈子之父……其最难读者,莫如《离骚》一篇,《离骚》之尤难读者,在中间‘见帝’,‘求女’两段。”而就纵横开合、超逸奇幻来看,似乎“求女”又胜“远逝”一筹。《离骚》向有奇文之称,“求女”可谓奇中之奇。这段文字的含意难于理解,但对全诗来说十分重要,只有正确理解它,才能认识《离骚》的深刻意义,才能“令屈子一片深心,千古共白”,而“不失之背谬侮亵,不流于奇幻,不入于淫靡”。所以,自汉代以来它就成为《楚辞》研究的“热点”,新说层出不穷,至清代以前主要说法有以下几种:1、以求女喻求贤臣、贤土、良辅,此说以王逸《楚辞章句》为代表,从之者有戴震《屈原赋注》、钱杲之《离骚集传》、王邦采《离骚汇订》等;2、以求女喻求贤君,此说朱熹《楚辞集注》主之,从之者有蒋骥《山带阁注     

浅谈《楚辞》的比兴

比兴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传统表现手法。《楚辞》中的比兴产生的客观基础是什么?它有什么特色?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一、南北文化融合的结晶王逸用解《诗》的方法解释《楚辞》,认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虽不尽然,却也道出了《离骚》的特点。在《离骚》中,自然物和超自然物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其自然属性或超自     

《离骚》——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珍品

《离骚》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它在楚辞中占有重要地位,以至后人往往称楚辞为“骚”。另外,也还有称《离骚》为“经”的。这正如洪兴祖所谓:“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楚辞补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人们对《离骚》的推重。它记载着诗人的正道直行,表现了诗人的崇高人格,反映了诗人的深刻思想,凝聚着诗人的爱国热忱。这一切,汇成了一种强大的、内在的精神力量,再加上它那“惊采绝艳”的艺术特质,使它“名垂罔     

《汉语大字典》释义商榷二则

一《汉语大字典·糸部》“约”字下的第18个义项“穷困”所引《楚辞·九辩》中的书证为误引。《楚辞·九辩》:“离芳蔼之方壮兮,余萎约而悲秋。”此例中的“约”应为“弱”义,《汉语大字典》释为“穷困”,误。据前后语境来看,“萎约”承上文的“芳蔼之方壮”。植物芳菲繁茂,茁壮成长,与屆原身体疲弱,形成强烈的反差和对比。汤炳正等先生《楚辞今注》将此句中的“萎约”释为“身体疲病”,无疑是正确的。“约”之“弱”义先秦甚为常见。《荀子·宥坐》:“绰约微达,似察。”杨惊注:“约.弱也。”《汉语大字典》之所以会误释此例之“约”,当是误…     

论楚辞不学《诗经》

历来治《骚》者都认为楚辞学习《诗经》,这一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20世纪考古成果已对北方文化中心论提出挑战,事实上楚文化早在春秋中叶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屈原创作《离骚》并不是讽谏楚王,因此不能用《诗经》的美刺讽谏理论解说《离骚》;《离骚》列举了一些北方历史文化中的圣君贤臣,这是楚人以天下主人自居的博大气魄的体现;《离骚》的比兴来源于南楚巫文化艺术和战国士文化,“《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说不能成立;最重要的是,楚辞与《诗经》分别出于两种不同的文化母体,楚辞不是《诗经》的继承,《诗》、《骚》两者是平行的关系。     

屈宋及骚赋的异称和简称

<正> 《楚辞》最著名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屈原名平,字原,后世或称其名,或称其字。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届原。”《周书·庾信传论》:“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而以称其字更为通行。有时也简称其姓,或单称其名或字。又尊称之为“屈子”或“屈氏”。明何乔新《楚辞序》:“盖《三百篇》后,唯屈子之辞,最为近古”。明王世贞《王少泉集序》:“至十二国之风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屈原在《离骚》中曾以隐语的形式自言其名字:“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洪兴祖《楚辞补注》:“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后人亦称屈原日“正则”、“灵均”。唐贾岛《送郑长史之岭南》诗:“汨水斜阳岸,骚人正则祠。”清阮元《四六丛话后序》:“是唯楚国多才,灵均特起,赋继孙卿之后,词开宋玉之先。”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后因亦以“左徒”称指屈原。明王世贞《卢次楩集     

楚辞的句型结构及其诗体生成功能

楚辞具有多种句型结构,各类句型的诗体生成功能不尽相同。《离骚》、《九章》的基本句型难以生成新的诗体,《九歌》的上三下三句型存在生成七言诗的可能,《天问》、《招魂》则很容易转换成七言诗体。当楚辞散文化倾向明显时,通常难以生成新的诗体;而当它的诗歌特征很鲜明时,新的诗体则比较容易生成。新诗体的生成必须利用原有诗体的句式,有时要借助音乐的推动。新诗体在楚辞中的孕育生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屈原作品中还只是提供一种可能,宋玉的创作则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他使七言诗句大量出现,并为三言诗的复兴创造了条件。汉代三言和七言诗的出现,先秦楚辞有生成孕育之功。     

《离骚》“求女”辨

屈原《离骚》有一段求宓妃、佚女、二姚的浪漫主义描述。对此“三求”,历来注家解释不一。王逸以为往求“天下贤人”,“与俱事君也”(见《楚辞章句》);赵南星以为是“托为远游,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见《离骚经订注》);贺宽以为“女以比郑袖”,“求女”即欲走郑袖之路,“转以达于其君”(见《坎骚》);朱熹、蒋骥则以为是“求贤君之意”(分见《楚辞集注》、《山带阁注楚辞》)。诸说纷纭如此,实有一辨之必要。怀王无贤内助,《离骚》“求女圣帝之妃以配怀王”,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屈原     

从《离骚》和《九歌》的节奏结构看楚辞体的成因

《离骚》和《九歌》虽然看似两种不同的句式类型, 但通过《离骚》几种基本句式的分析,可以发现其包含三种基本节奏音组, 与《九歌》的基本节奏结构相同。楚辞以虚字作为句腰, 主要原因是为了改造从《诗经》延续下来的以单音节词前置的散文构句方式, 解决诵读节奏和词组自然顿逗不一致的问题。其三种节奏音组中的虚字大部分都不是为构成散文句的需要, 而是为诗歌节奏的需要而添加。以“兮”字连缀二言、三言等词组以加长句子的做法, 与虚字为句腰的节奏结构乃至语法意义都相同, 这种句式是在春秋战国以来韵语体普遍要求加长句式的趋势中出现的。屈原顺应当时语言的发展, 借鉴诗经体的节奏构成原理, 发现并提炼了以基本节奏音组为主导来结构诗行的规律, 这是楚辞体继《诗经》四言体之后兴起的基本原因。     

屈赋楚简补证

在充分运用近年出土的楚简、汉简等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对《楚辞》文献中某些疑难问题,如《离骚》“帝高阳”、“三后”、“謇謇”、《九歌》“成堂”、《悲回风》“居戚戚”等作了比较详尽的补证,以做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弥纶群言 自成体系——从《巫系文学论》看中日楚辞学界的文化交流

(一)日本国学院大学藤野岩友教授的《巫系文学论》是一部探讨《楚辞》文学源头的著作。在这部20多万字的篇章中,作者紧紧围绕着先秦巫祝文化对于屈赋及其它《楚辞》作者的影响,力图揭示《楚辞》的特色及其焕发异彩的文化根源。作者在本书《序言》中叙述了他要探讨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探索“《楚辞》本身”的文学起源。他说:     

巫官屈原论

楚辞是中国古代的奇文。楚辞产生后,以其神奇妙丽的特质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爱,经久不衰。第一个称楚辞为奇文的人是刘勰,他在《文心雕龙·辨骚》的开端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这里以《离骚》代表楚辞)但是楚辞为什么会“奇”?根本原因在哪里?刘勰并没有说清楚,后来的众多楚辞研究者也没有说清楚。楚辞之奇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它的作者屈原是一位奇人。何以知道屈原是奇人?不必     

刘向编集《楚辞》初探

楚辞学之始祖,从现有材料看,要数西汉二刘(刘安和刘向)。刘安(前179—前122)是汉武帝时的思想家、文学家,高祖刘邦的孙子,武帝刘彻的叔父,袭父封为淮南王。据《汉书·刘安传》载,刘安曾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这无疑是汉代最早解说《离骚》的著作,只可惜没流传下来,后人只能从《史记》和《汉书》中得知他对《离骚》评价极高,称它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可与日月争光。在刘安前后,虽还有严助、朱买臣、王褒等一批楚辞爱好者和作家,但他们只以诵读《楚辞》或创作骚体赋而著名,有的则以此作“敲门砖”得到显贵,并无关于《楚辞》的著述留下来,算不上楚辞学家。至于刘向(前77—前6),则可称得上是编集《楚辞》的集大成者,是楚辞学的奠     

《楚辞》浪漫主义的两种风格及其影响

《楚辞》的浪漫主义,以《离骚》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奇美的想象”;以《招魂》为代表,突出地表现了“险怪的想象”。“奇美的想象”和“险怪的想象”是《楚辞》浪漫主义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因此有必要把这两种不同风格加以考察,找出它们在文学史上的演化轨迹,以便更好地评价楚辞的贡献和影响。一在《楚辞》中,奇美的想象首先创造了屈原美的人格。屈原希望在楚国实现他的“美政”理想,最终使楚国统一中国。为此,他在服饰、行为、生活、环境、精神世界等各个方面都突出“奇美”二字,以培养自己实现“美政”所必须具备的“内美”、“修能”。比如:     

由《天问》看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刘熙载《艺概·赋概》云：“骚为赋之祖。”他们都看到了汉赋之艺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特别是《离骚》的影响。后代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也多以《离骚》为例进行分析，对《天问》一篇则涉及不多，而实际上《天问》中的某些特征亦鲜明地显示了由楚辞到汉赋过渡的痕迹。一、“赋家之心”作为赋诗意义上的“赋”，最早当见于《国语》，“赋”本有诵诗之意，即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赋”…     

“三后”释义辨正

屈原《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一句中“三后”的解释,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其一,认为指三王,王逸《楚辞章句》说“谓禹、汤、文王也。”其二,认为指楚之贤君,王夫之《楚辞通释》说“鬻熊、熊绎、庄王也。”戴震《屈原赋注》也说“三后谓楚之先君贤而昭显者,故经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其三,蒋骥认为“三后”谓“伯夷、禹、稷也”(《山带阁注楚辞》)。这三种解释,哪种更切合文意呢? 让我们来看看《离骚》中这段文字:“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茞?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在这段话中,诗人将尧舜和桀纣作对比。作者先是夸赞“三后”,说他们“固众芳之所     

关于“山鬼”——和郭沫若、姜亮夫、马茂元三位先生商榷

姜亮夫先生说:“然以本篇细绎之,则山鬼乃女神。而其所言,则思念公子灵修之事。灵修者,楚人以称其大君之谓也,则山鬼岂亦襄王所梦巫山女神也耶?……则山鬼为神女之庄严面,而神女为文士笔底之山鬼浪漫面矣。姑说之以待世之好楚辞者。”(见《屈原赋校注》263、264页)郭沫若先生说:“‘采三秀兮於山间’,於山即巫山。凡楚辞兮字每具有於字作用,如‘於山’非巫山,则於字为累赘。”(见《屈原赋今译》32页注语)马茂元先生说:“象《离骚》、《九     

帛书《要》与《墨子》称说“尚书”意旨新探——兼与郭沂、廖名春诸学者商榷

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