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际交往、人际信任与社会距离——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群际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7省13市的抽样调查数据,重点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群际交往以及人际信任对社会距离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群际交往对改善城市居民和农民工之间的群际关系有不同的作用,亲密关系和同事关系的交往有助于缩小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而邻里关系对社会距离没有显著影响。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度越高,对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越小;人际信任度越高,交往频率对社会距离的影响越大。这表明群际交往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平等地位、共同目标、相互合作、制度支持和亲密关系等客观条件,还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态度。     

政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农民工社会距离研究的一个视角

政策意愿是指能够对政策或制度制定起重要影响的阶层或群体的心理、情感、思想观念、价值观、生活习惯等主观因素,它是社会优势群体或阶层对制定新政策的观点和看法。实证分析发现,对城市政府制定政策改善农民工待遇表示支持的市民占据多数,表示反对的市民占据少数。年龄越大的市民越倾向于限制农民工,即年龄大的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大于年龄小的市民与农民工的社会距离。移居城市时间越长的市民,越不愿意支持改善对农民工的待遇。支持或反对政策调整的行政干部会占一半。政策意愿与主观心理感受、交往行为有相关性。从北京市而言,大部分市民可能会对为改善群体关系、缩小社会距离而推行新的利益分配机制表示理解和支持。     

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数据的经验研究

文章旨在通过对2013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育龄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主观流动感知与其二孩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个人收入越高,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所在家庭拥有房产数量越多,育龄女性二孩生育意愿越强。不同主观流动感知的育龄女性其生育意愿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认为自己过去十年阶层上向流动的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预期未来十年社会阶层上向流动程度越高,其二孩生育意愿就越强。     

当代农民工社会公平感：一个#br# 经济社会学分析框架

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资源分配感觉是否合理即社会公平感高低对社会的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入手,将社会经济地位分解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将社区融合分解为社区认同、社区交往、社区参与三个维度,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了社会经济地位和社区融合对农民工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的社会公平感均有影响,社区融合的三个维度对农民工的公平感均具有统计显著性,即农民工的社区认同度越高,与本地居民交往越频繁,向社区组织提供意见或建议的频率越高,公平感就越强。文章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提升农民工社会公平感和增进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合的对策和建议。     

“同类相斥”?——中国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的社会距离问题

本文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考察了中国城市居民与外来人口之间的社会距离问题.结果表明,越是处于城市上层的居民,越对外来人口表现出亲和与宽容倾向,两者之间的主观社会距离越显接近;越是城市下层的居民,反而越表现出排斥倾向,两者的主观社会距离也越显疏远.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同类相斥”悖论,即,同质性程度越高、越是属于或接近于同一阶层地位的不同社会人群,他们之间就越呈现出疏远和排斥倾向.本文从利益相关论和制度构建论的角度对此种现象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讨论.     

从心理学视角看农民工与市民的群际冲突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时与城市居民在互动中产生了冲突和磨擦，而这种群际冲突的实质是人们把自己看作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而发生的内隐或外显的对抗行为。社会类别化是群际冲突产生的认知基础，而相对被剥夺感是群际冲突的基本心理动力，群际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则是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有着利益冲突。要想减少这种群际冲突，就要消除刻板印象，通过平等的接触加强相互了解，并且要运用规范使冲突去人格化。     

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分析——基于上海市的调查数据

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社会关系网络在就业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它将最终影响到就业的质量.实证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存量匮乏,就业质量偏低,其中就业质量受社会网络阶层差异的影响最为显著.网络阶层分布越广,工作收入越高,工作满意度也越高,与雇主的心理契约达成状况亦更佳.此外,网络规模越大,工作满意度越高.而网络紧密度与工作收入、参保概率呈负相关.在此基础上,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社会资本存量,最大程度发挥社会资本的效用,笔者提出若干尝试性的建议.     

家庭禀赋、住房选择与农民工迁移意愿

主要研究农民工的家庭禀赋和住房选择对其迁移意愿的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农民工家庭禀赋对其城市迁移意愿具有显著且重要影响。第二,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经济水平越高,农民工城市迁移意愿越强;家庭社会资本考察中,依靠自身能力寻找工作机会、积极参与流入地各项健康教育活动的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更强,流动时间越长、流动距离越近的群体社会资本积累越多,更倾向于城市迁移;参与城市社会保障类型越丰富,农民工群体城市生活的风险应对能力越强,迁移意愿会更强。第三,住房选择层面,在流入地购房、通过市场租赁住房和居住政府保障住房的农民工群体居留意愿强于集中居住于单位宿舍的农民工群体,在流出地购房会抑制农民工群体迁移意愿,结合经济资本的考察,家庭住房支出在家庭支出结构中占比越大,农民工的城市迁移意愿会更强。     

社会信任分异：农民工与市民的比较研究

利用2014年城乡居民社会调查数据,对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差于市民,信任分异是他们行为选择的产物,背后隐藏的是生活经验、道德价值、资源保障等方面的相对悬殊。其中,社会交往、乐观主义对农民工与市民的社会信任都有正向作用,但具体机制不同;社会地位仅对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影响显著。相比之下,社会地位高低是影响农民工信任水平的关键因素,而对于市民,社会交往因素更为重要。因此,在城市信任培育过程中,除了从提高社会地位、改善社会交往和形塑道德观念入手之外,还应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     

从社会距离看听力残疾人社会融合——基于江苏省N市的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健全人与听力残疾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客观存在,但总体上社会距离并不很大。经济因素并没有对社会距离产生显著性影响;人口因素中女性比男性对听力残疾人社会距离要小,农村比城市对听力残疾人社会距离要小;健全人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听力残疾人社会距离越小,社会偏见越小社会距离就越小;健全人与听力残疾人接触频率越多社会距离就越小。     

农民工身份意识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调查问卷数据

基于建构论视角和893份农民工调查问卷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身份意识趋于模糊化;主观经济地位的感知、与城里居民互动维度下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距离、制度重要性的感知,均对农民工身份意识发挥显著作用;客观经济地位以及代际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增强老年人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是我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目标.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并选取相应的指标,采用OLS方法研究了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显著提高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收入、社会阶层和自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该结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改善公平认知、扩大社会交往、优化休闲娱乐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渠道.因此,应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缓解社会分层、丰富老年人的社交文化生活的方式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对群际接触理论的批驳与拓展——兼论高校民族学生关系发展的新思路

群际接触理论认为偏见源于错误判断,群际接触能有效减少偏见。在对平等的地位、共同目标与群际合作以及权威、法律或习俗的支持等群际接触的最佳条件进行批驳后发现:地位不平等并不必然产生偏见,群际合作也可能会产生冲突,社会支持未必降低偏见。实际上,按群际接触不同阶段采取针对性的接触策略,依靠认知扩展跨越群体差异,多方面控制群际合作过程,利用移情唤起改变内隐态度,都有助于降低群际偏见,抑制群际冲突。     

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为基础，将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划分为内在于个体的主观性社会认知因素与外在于个体的客观性社会地位因素，并进一步将社会地位划分为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计量地位。基于CGSS2017的数据，应用O-logit模型探讨社会认知、社会地位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第一，社会认知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第二，社会经济地位方面，收入仍然是影响农民工幸福的主要因素。同时，拥有房产与汽车也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群体的幸福感；社会计量地位方面，工作类型不对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而拥有党员身份、地位自感与家庭社会层级自感较高的农民工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第三，社会认知、社会地位与农民工幸福感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老一代农民工的情绪状态是其幸福感的最主要影响因素，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对未来预期的感受。收入的提高与拥有汽车能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幸福感，而老一代农民工则更加关注党员身份与房产状况。     

群际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探析

群际关系是指人们把自己看做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而非单独的个体而发生的相互作用,具有易冲突性的特点。影响群际关系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类别化、相对被剥夺感、威胁与反威胁、信任与不信任。我们可以采用再类别化、交叉类别化、多元文化主义、接触、合作与相互依存、减少威胁、运用规范使冲突去人格化和第三方干预等方法来减少群际冲突,改善群际关系。     

间接群际接触改善群体态度的有效性:研究与启示

间接群际接触是一种非面对面的群际接触形式,主要包括扩展群际接触、想象群际接触以及替代群际接触。近年来,对间接群际接触的研究发现,如果个体得知本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之间具有亲密的友谊关系(扩展群际接触),或者想象自己与外群体成员的积极互动情景(想象群际接触),或者观察内群体成员与外群体成员的交往互动过程(替代群际接触),可以有效减少个体对外群体的偏见,改善个体对外群体的态度。当然,间接群际接触改善群体态度的有效性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性影响。今后,围绕间接群际接触的主题,还需要进一步探索间接群际接触效应的跨文化特点,尤其是在东方文化背景中的适用性问题;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型的间接群际接触所产生的综合心理效应;深入考察间接群际接触的长远社会效果;积极发挥间接群际接触在增进群际关系中的实践价值。     

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对北京市农民工的问卷调查,研究了农民工留城定居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教育水平越高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城;单身的要比已婚的留城意愿高;配偶在城市的要比两地分居的高;流出地越穷的地方,留城意愿越高;自我阶层认同越高的,越倾向于留城。     

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认同

社会资本通过影响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进而影响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主观评价;通过拜年网的垂直差异性与水平差异性的测量城市居民拥有的社会资本;城市居民拜年网的水平差异性越大,拥有的横向社会资本就越丰富,越有助于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并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较高;城市居民拜年网的垂直差异性越大,拥有的纵向社会资本就越丰富,越可能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并认为自己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验证了理论假设。     

主客观社会地位对社会信任心态的影响

采用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重庆、西安、武汉七个地区城市居民信任状况调查数据,从个体微观层面探究个体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及其维度之一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与主观社会地位存在显著正相关。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存在显著正相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家庭月收入和文化程度两个指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男生和女生的主观社会地位和社会普遍信任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男生和女生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差异,男性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显著高于女性。另外,年龄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呈显著正相关,与社会普遍信任水平不存在相关关系。(2)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均与人际信任存在显著正相关。这表明,就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水平的关系而言,与客观社会地位相比,主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的关系更敏感。主客观社会地位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不同于社会信任水平,这表明更为细致地探究主客观社会地位与社会信任不同维度的关系有其必要性。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实证分析研究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影响显著。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母亲的职业阶层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越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去农村更愿意选择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