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鸣四野痛灾黎”:1942-1943年河南旱灾述论

发生在1942年夏秋至1943年春夏的河南大旱灾,涉及国统区河南省的60余县,受灾民众数以百万计。由于河南地处中日对峙的前线,交通断绝,中央获得灾情较晚,地方官员贪污腐化与救灾不力等诸多因素,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紧急下拨救灾款、设置粥厂、减免征实征粮等各项措施,但成效有限,河南旱灾持续扩大并形成灾荒,迫使大批灾民逃向陕西等地,灾民死亡约200余万人。既往对河南旱灾事件的研究因史料限制并不充分,关于灾荒真实状况、国民政府救灾行动、灾民死亡人数以及中外舆论界的灾情报道等,均有可以再探讨的重要价值。     

1943年鲁西冀南特大灾荒下的农民生活

1941年春至1943年夏,鲁西冀南连续3年遭遇特大旱灾。1941、1942两年粮食严重减产,1943年春季作物因无雨未能播种,秋收绝产。由于旱灾、蝗灾、水灾接连打击,以及日、伪、匪、顽疯狂掠夺,鲁西冀南灾荒在1943年达到顶峰:老百姓忍饥挨饿,吃糠咽菜,身体浮肿,饿殍遍地,死尸盈野。为了生存,老百姓卖房卖地,卖儿卖女卖妻,流落四方,逃荒要饭,受尽了人间的苦难。     

山东抗日根据地史的分期问题

山东抗日根据地史的分期问题,最早见于山东军区战史,该书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创建时期(1938年5月——1939年3月),三角斗争尖锐化时期(1939年3月——1943年7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再发展时期(1943年3月——1945年8月),全面反攻时期(1945年8月——1945年9月)。后来,济南军区大百科全书送审稿中将山东抗日根据地分为三个时期,1939年——1940年为初创和发展时期,1941——1942年为最困难时期,1943年至抗战胜利为恢复和冉发展时期。《山东党史通讯》1985年第7期刊登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将山东抗日根据地史     

1942年河南大旱灾对地权异动的影响

历史时期,灾荒所造成的损失绝大多数是由灾区农民来承担的。地主和商人不是农村中的直接生产者,所以,灾荒对他们的损害相对来说要轻许多。当灾荒降临的时候,灾民为活命而失去土地便成为很自然的过程。1942年大灾过后,土地回赎诉讼之多,纠纷之繁,成为灾后公私场合议论的焦点。对于灾民来说,土地回赎的道路充满艰辛,尽管有政府的三令五申,但土地回赎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传统社会时期构建和谐只是人们的一种理想或者是想象而已。     

疯癫与文明:抗战时期的灾民心态探析——以1942—1943年河南大灾荒为中心的考察

1942—1943年中国处于抗战相持阶段,战事胶着。河南省因气象干旱而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荒,造成哀鸿遍野、生死无依的人间惨象。兵燹旱蝗交乘,生死之际,百态尽现。灾民显露出人类的原始本能,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的人伦与文明,恐惧绝望之下,甚至做出磨刀向亲朋的举动。然而人类的情感与依恋并未因此而断绝,相反,生死边缘上的情义与关怀更显弥足珍贵。     

1942年河南大饥荒

1942年的河南民众在饥饿中煎熬。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1942年，河南大饥荒造成300万老百姓饿死。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如此大的民族灾难，当时却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下湮没在历史深处。     

乾隆朝灾赈类型考论

乾隆朝是我国古代赈济灾民政策措施的集大成者.乾隆即位后,用了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赈济类型的确定这一灾赈的关键问题,在清代首次实现了有例可循和有法可依,真正做到了将历史继承与适时创新相结合.针对灾后不同时段内灾民的不同窘况和需求,在中国荒政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抚恤口米、抚恤、急赈、大赈和展赈等多种灾赈名目,使灾赈类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拯灾民于困厄,也为后世灾赈相关事宜提供了有益范式.     

郑板桥罢官

郑板桥在潍县做县令期间,潍县经常遭灾。每有灾情,他都以实向上级呈报,力请赈济。在灾情最严重的时刻,他毅然决定开官仓借给百姓粮食。擅动官仓,事关重大,僚属们都劝他要慎重行事,等上级批准了再动用。他说,等上面批下来百姓也就饿死了,还要我这个县令干什么,有责任我来承担。于是开仓济民,借粮给百姓,救活了许多灾民。     

1939年青岛风暴潮灾害及其赈救述论

1939年8月底9月初,生成于太平洋的台风从正面登陆青岛,给青岛的社会经济和人们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台风过后,青岛救灾委员会联合青岛各部门及社会各界展开了灾后救援行动,募集赈款赈济,通过对乡村灾民蠲缓赋税减少灾民损失。这场风暴潮灾害和灾后赈救,也暴露了青岛在灾害预防方面薄弱和灾后赈救的一些不足,为后世以借鉴。     

析灾后救助政策公平感的影响因素——基于汶川地震的实证研究

公平是公共政策领域的核心要求,公共政策公平感的研究是从政策对象角度评估政策的重要维度。通过汶川地震后灾区的入户调查问卷数据分析发现,灾后救助政策公平感由分配公平、人际公平和信息公平三个维度构成,最适合灾后救助的价值标准是按需要分配原则,按损失分配是灾后救助政策中一种不适当的分配方式。要向灾民强调,灾后救助政策的分配标准只有按需求分配而没有按损失分配。此外,为了提高灾民的公平感,在灾后救助政策实施中,应加强大众媒体和政府发布政策信息的力度和广度,加大对灾民期望的管理。     

家园重建需克服灾民意识，激发自立精神

灾区少数受灾民众尚存在较强的灾民意识和温床意识,这种意识一旦蔓延将会严重影响灾后重建的进程.而受灾群众实际上才是家园重建的实施主体,因此,灾后重建尤为需要强化自强自立精神,多措并举,激发灾民自立精神和主体意识.     

罗斯福与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

如何看待罗斯福在1942年6月对苏联作出的1942年内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承诺”,是判断罗斯福奉行何种第二战场政策的一个关键。苏联史学界普遍认为,早在1942年英美就完全有能力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罗斯福在1942年6月的苏美联合公报中也对此作出了“承诺”,但英美拒不履行诺言,多次推迟,一直把这个行动拖到了1944年。西方的史学观点是:英美在1942年,甚至在1943年都不具备开辟第二战场的能力,罗斯福不顾实际可能做出承诺,是他军事上“无知”、政治上“幼稚”的表现。     

灾变社会工作中的社会资本重构路径分析——以5·12四川地震灾区为例

5·12四川地震给灾区物质方面造成了巨大损失,还使灾区的社会资本受到了冲击并流失。灾后重建是一个系统工程,既包括物质重建,也需要社会资本的重构。灾变社会工作中社会资本重构路径主要有:重构灾民之间的关系,重构灾民与组织间的关系,增强灾后社区内凝聚力。     

希望的种子

列宁格勒市中心有一座科学研究所，研究所里建有一个巨大的仓库，保存着各种粮食种子。 1942年，当德国人围住列宁格勒时，这个城市开始上演人间悲剧，成千上万的人开始饿死，人们想方设法寻找食物。有些市民不惜穿越德军封锁线，深入列宁格勒市的郊区，寻找树皮和已被冰封在湖底的鱼虾，但他们常常有去无回，成为德国纳粹的牺牲品。     

1943年：一叶落而知秋

这是1943年,抗战已进入第六个年头,重庆最具影响力的中文民间报纸《大公报》,在刊登记者张高峰采写的通讯《豫灾实录》,披露河南省严重的灾荒之后,于这年2月2日又发表了王芸生执笔的那篇著名社评《看重庆,念中原》。"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拶,饿着肚纳粮,卖了田纳粮。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于今日的事实。"     

《鲍培九十寿辰纪念文集》简介

1987年8月8日是美国著名蒙古学家N.鲍培90寿辰.鲍培是俄罗斯人,出生于中国山东省烟台市芝罘,1925—1941年任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教授,1943年移居德国柏林,任柏林大学教授,1949年赴美国,曾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68年退休。1929—1942年,他曾在外蒙古、中亚、阿塞拜疆、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和土耳其等地进行语言、民俗调查。     

灾后重建中社工组织多元角色的实践与实务模式选择

在灾后重建中,人们往往注重外界对灾民的各种帮助,却忽视促使灾民面对现实,比外界提供援助更为重要。因此,要通过充权等方法改变过去的“削权”而“增权”,减少灾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所造成的“习得的无助”,不仅促使灾民从“附属”到“自主”,更有利于整个灾区重建。在现代灾害越来越呈复合型特点的情况下,社工组织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多元。社工组织在灾后重建中主要以直接或初级服务为主,面对案主在直接接触过程中达到服务目的,如团体工作、小区工作以及各种治疗、辅导、咨询等方法。     

名震太行的“纺织英雄”

太行区的纺织运动,始于1942一1943年的灾荒之年,当时根据地政府号召组织妇女纺织度荒,以纺代赈。山西左权县当时是太行区的实验县,首先组织开展起了妇女纺织。赵春花是第一个响应政府号召的人,她17岁嫁到水坡村,在丈夫的影响下,她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担任村妇救会主任。1942年太行区旱灾特别严重,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赵春花带头组织全村20多名妇女成立了纺织小组,并利用其丈夫经营的互助合作社,帮助解决工具和原材料问题,很快从武安县     

清代审户程序研究

审户是清代勘灾程序中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基础性的环节之一。主要是由勘灾人员查清并确定灾民的贫困等级状况、灾民大小口数额及勘定灾民财产损毁情况及人口伤亡数等项,以此为据客观填报审户图册。这是清代灾后钱粮赈济的重要依据之一,对官府及时掌握灾民情况、调集钱粮赈灾发挥着积极作用,是赈灾顺利推行、取得良好赈灾成效的重要保障。     

论清代对灾后流民的防范和安置

清代对灾后流民的预防大体可分为未赈之前和已赈之后两种情形，其办法是劝告和清查户口，但由于救济不力和人口的压力，灾民外流的现象仍很普遍。为了让灾民尽快回原籍恢复生产，清政府采取了资送和留养的政策，对那些愿意回籍的灾民给予一定的费用，由官府派员护送回籍；对那些一时难以回籍的灾民先留养再资送。由于大量无业流民冒充灾后流民领取资送和留养费用，再加上有些灾民回原籍后仍会复出，致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乾隆皇帝曾经想废止这一政策，但各地对流民的资送和留养并未真正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