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赴美学者对美国汉学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一批从事中国文史研究的华裔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相继赴美。赴美华裔学者,到美后失去了在中国社会中的支援系统,但得到美国的研究环境,潜心于中国文史研究。20世纪40年代赴美的这一代华裔学者,可称之为协力培育和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者,他们对美国汉学有基础性贡献和推进作用,具体表现在：协力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引领美国汉学研究新方向。     

国内政治学视野中的海外新汉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与政治发展使得中国本身成为西方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政治学视角的中国研究的迅猛发展是传统汉学走向新汉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对这一趋势,国内政治学界一直予以密切关注,从引进、评介到批判式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成果。基于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研究方法,可以遴选出路克利等高产作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产机构;同时借助于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发现,海外中国研究中关于政党、意识形态、农村和城市基层治理、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人大制度和法治建设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更受国内学者关注。对于新汉学成果,国内政治学界大体持有质疑与建构两种视角。从21世纪新汉学的发展来看,中国这个大样本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因此,在面对新汉学时,每一个学科都不能缺位,政治学更是如此。关于未来对新汉学的再研究,如何自觉地克服我们自身的先入为主之成见,又有效地应对其中隐含的"社会科学的自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英国汉学的萌芽——《珀切斯游记》研究

《帕切斯游记》是1625年前辑录早期汉学著作和英国地理发现资料的一部百科全书，极具史料价值，一直为国外学者所倚重，但国内学者对此鲜有研究。作者帕切斯通过对欧洲早期汉学作品的搜集、整理、节选、评注等方式向读者展示了当时欧洲社会中较为真实的中国形象。其严谨的现代研究方法脱离了英国旧有的单纯转译模式，成为英国汉学发韧之端。     

百年来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比较研究述评

朱熹《诗集传》间采三家,辨正旧解,为诗经宋学代表之作,其对诗经汉学既广泛继承,又多有批判.20世纪以来研究朱熹诗经学论述著作纷纭,异彩纷呈,关于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亦是成就斐然.20世纪上半叶较少出现专门著作,以胡适与傅斯年等学者为代表,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皆肯定了朱熹诗经学的创新价值及开拓意义.20世纪下半叶,朱熹诗经学的研究蓬勃发展,但有些学者还带有阶级理论的烙印,在肯定朱熹诗经学对诗经汉学有突破之功的前提下,亦指出其研究视域的局限性.新世纪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更加深化、细化,对朱熹诗经学与诗经汉学的比较研究也具有相当理论深度,尤其是裴云龙先生的论述到达了前人所未有的高度.     

汉学或“汉学主义”

广义的汉学与其说是一门学问或知识体系 ,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 ,包括虚构与想象 ,协调知识与权力。狭义的汉学学科的意识形态倾向被掩蔽在学科理论假设与建制中 ,隐秘而不易察觉。“中国研究”出现 ,汉学进入后学科阶段 ,从冷战意识形态到中国威胁论 ,汉学的汉学主义贯穿始终。汉学主义批判触发的知识合法性危机 ,威胁到汉学学科与中国目前的汉学译介研究 ,后者的“自我汉学化”可能在无意识中助成的“学术殖民” ,从一个侧面使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设陷入虚幻。     

美国中国学的发端史研究

美国中国学的最终创立者远东学会产生于美国东方学会并在初期与之联合,而东方学会是美国传统汉学研究的大本营。中国学研究在美国汉学内部发端是由美国汉学的特性所先天决定的,也是当时美国现实需求和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汉学与中国学的初期合作并未能掩饰双方在学术主张上的根本差异。研究美国中国学的发端史能揭示汉学与中国学最初的关联与纠葛,从双方的决裂过程彰显二者的差异。通过研究美国东方学会、远东学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等美国重要涉华研究机构和组织在中国学发端期的互动,可以反映美国中国研究的一段发展史。     

美国的汉学及中国学发展历程概述

美国汉学诞生于十九世纪新教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员对中国情况的记述以及美国东方学会对中国的研究.二十世纪初经过欧洲汉学的大力扶持,美国学界终成海外汉学研究的一大重镇,其传统的人文科学研究典范持续至今.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中国现实研究战略价值的凸显,经费正清的大力提倡,民族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对中国研究领域的注入,美国培育了独步世界的新汉学——中国学.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自此进入以中国学为主、汉学与中国学并行发展并彼此渗透的格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今,美国中国学界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引发了强烈的研究范式变革,其研究视角发生根本性转移,后现代主义诸多理论的加入也使得美国的中国研究异彩纷呈.纵向梳理美国汉学、中国学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学术史价值.     

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兰克式实证史学的传入和流行,煽起史料考证之风,塑造了在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诱导和示范,使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出现重大调整。西学自身发生的蜕变,美国"新史学"的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升、美国中国学的萌芽,也孕育和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变革。     

新中国成立前夕在美中国史家归国原因探析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学人赴美渐成潮流。在这股赴美洪流之中,不乏从事中国文史研究之人。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赴美中国史家都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相继归国。促使大多数赴美的中国史家最终选择归国之原因主要有美国汉学的边缘性及其薄弱、美国对华人学者的歧视、中国史家强烈高亢的民族意识、新中国的吸引与积极召唤等。     

从汉学主义到间在对话论

“汉学主义”讨论有众多学者参与，但以周宁和顾明栋最具代表性。国内学人往往注意到两者理论的相同层面，却鲜见对二人观点之区别做出深入的辨析。实际上，基于对“汉学”概念理解的不同，周宁版本的“汉学主义”基本是对西方汉学研究领域内“汉学主义”现象的展示与批评，兼及对于中国学界盲从西方理论的批判。而顾明栋版本所提出的作为理论范式的“汉学主义”则将一种原本局限于汉学研究领域内的文化现象“超拔”为一种中西文化交互关系的普遍范型。然则顾著的做法却使得其自身的理论建构出现了一种内在危机。这一危机一方面证明作为异质文明对话模式的汉学主义范式的失效，而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一种对于新型对话模式的需要。     

重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集部·总集》漫议

由日本人资助编纂于二十世纪初期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互为补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本书并没有最后完成,且存在很多疏舛。当前,傅璇琮、赵昌平先生正召集国内目录学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专家、学者,意图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工作。我们即以旧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集》类为例,说明其优缺点,以对正在进行的新编工作提供几点建议。     

“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

1930年前后,“今古”之见支配民国史学界,顾颉刚有意发起新一轮的“今古文论战”,“超今文学”逐渐成为学界焦点。胡适提出“回到廖平”,重审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合理性;钱穆以史事澄清秦汉学术演化轨迹,解决近代今古文之争,反对于经说中强求异同;钱玄同、顾颉刚进一步将今古文问题史学化,从“辨伪”与“析学”的层面明确主张超越经今古文问题;廖平门生蒙文通、李源澄发展经史分流观,以“理想”与“陈迹”区分今古,实践以国故整理科学。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国学界“超今文学”的学术纠葛为线索,揭示民国学术的多元流变与各派学人的学术旨趣,展现近现代经史转型过程中沟通中西新旧的多种取径,融汇各家超越经今古之争的方法与宗旨,或利于反思进而丰富时下史学研究,使史学研究成为确立文明主体性的源头活水。     

中国文明有历史吗——中国史研究在西方的缘起、变化及新潮

自18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但囿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他们一般将中国文明与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已经衰落的文明等量齐观,既否认中国人有历史观念,又否认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他们的研究,突出“历史的西方”与“非历史的东方”的对立。这种状况,一直到二战之后才有所改变。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学派”,便是这一改变的一个标志,突出表现为走出了传统的欧洲汉学,以研究近现代中国为特点。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的新一代中国研究者,进一步努力清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提倡“从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努力在近年,又由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更有显著的表现。但对中国文明、历史的性质及其优劣的评价,最终还需要由中国人自己来做出。     

民国时期高校文科研究所的学术成绩述论简

民国研究人才的培养,最早以清华国学院为代表,开创了本土研究型人才培养的先河。后来中央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两者皆未形成制度性、普及性的研究模式。民国后期,在国民政府和精英学人的倡议之下,高校文科研究所得以普遍创设,逐渐形成了史语所与高校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并驾齐驱的局面,使得史学专业研究人才的培养模式,实现了由西洋化到本土化转变,更为今日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有益借鉴。     

从“海外汉学”到“中国学”学术共同体的构建——曹顺庆教授访谈录

从晚清民初开始，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逐渐确立，学术范式也随之形成，而范式的形成迎来了汉学学科的建立。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该学术共同体在学术进程中有了巨大的改变，其变化影响着学术范式的变化与发展，这种嬗变意味着海外汉学学科的革命性进步。访谈中，曹顺庆教授就学术范式转变中关于学科称谓、学科建设、学术自律、学术前沿以及在该学术共同体中中国学者所承担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大致勾勒出海外汉学学术共同体起承转合的发展路径。     

汉学名著安文思《中国新志》英译者辩误

葡萄牙在华耶稣会士安文思的《中国新志》1688年出版,成为欧洲汉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著作。英国作为欧洲大陆汉学圈的一员自然受到了该部著作的深刻影响。《中国新志》的英译本于同年出版。但国内外学术界对该译本的译者、版本问题存在着一些谬误,文章依据新发现的史料就此展开考证,以期还原一部分史实真相,促进国际学术交流。     

重编《续修四库全书提要·集部·总集》漫议

由日本人资助编纂于二十世纪初期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互为补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本书并没有最后完成,且存在很多疏舛.当前,傅璇琮、赵昌平先生正召集国内目录学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专家、学者,意图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重新进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纂工作.我们即以旧编<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集>类为例,说明其优缺点,以对正在进行的新编工作提供几点建议.     

批判精神与批判艺术的完美结合——评申丹教授的《叙事、文体与潜文本》

申丹教授的力作《叙事、文体与潜文本》以客观冷静的眼光透视叙事学相关理论,不迷信权威,不盲从"定见",对个别理论观点进行修正和发展,并通过"整体细读",对八部英美经典短篇小说的权威解读提出质疑,或颠覆"定见",或发前人所未发。该书作者立足文本反思和修正西方叙事学理论观点,其批判精神和严谨的批判态度无论对叙事学还是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在学术创新以及引进、批判和吸收西方学术理论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