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4—2020年中国大陆30个省市面板数据,在运用熵值法测算出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通过动态面板和门槛效应模型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效果和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人口老龄化能够显著提高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在粮食主产区内要强于产销平衡区内,而在主销区内,这一促进效应则并不显著。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分维度异质性分析后发现:农村人口老龄化通过改善农业高质量发展中农业发展水平、资源条件、经济条件以及技术条件,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过抑制环境条件的改善,阻碍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最后,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农村人口老龄化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会随着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得到进一步的增强。     

市场化水平提升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研究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从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迈进的必然要求,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基于2011—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未统计西藏及港澳台地区的数据）的面板数据样本,运用广义矩估计的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动态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市场化水平提升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化水平提升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过度市场化会降低这种促进效应;无论从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市场化水平的不同构成维度,还是从不同区域视角分析,市场化水平提升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均存在异质性;市场化水平提升可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两条中介路径对农业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在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政府财政支农与市场化水平提升存在互补作用。为此,我国应从四个方面来提升市场化水平,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一是要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二是要因应施策,提升市场化推进的针对性;三是要激励创新,畅通市场化功能发挥路径;四是要优势互补,促进市场与政府协同契合。     

劳动力转移、农业规模化经营与农业生态效率--基于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1-2020年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面板数据,通过DEA-EBM模型测算农业生态效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别实证检验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以及农业规模化经营在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采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农业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态效率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变量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中财政支农水平、劳动力质量和农业机械化程度对农业生态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和农业受灾率对农业生态效率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规模化经营在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农业规模化经营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单门槛正向促进效应,门槛值为39.7359%,这一促进效应在跨越门槛值之后有所削弱。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推进农业技术研发和创新、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制度、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等,以促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从而推动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机制与效应

基于中国30个省(区、市)2011—2020年面板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分别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等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影响机制与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驱动中国农业现代化,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条件下依然成立;面板门槛效应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驱动效应存在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和农村非农就业为门槛变量的递增型非线性特征;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有利于形成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协同推进的发展格局;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驱动东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但对中西部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赋能作用尚不明显;驱动路径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农业三个子体系现代化的驱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体系现代化、经营体系现代化、生产体系现代化。     

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空间效应

基于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视角,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2006—2020年省域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并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财政金融支农、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民收入的空间效应。分析发现：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正向作用,但存在随区域和时间变化的异质性; 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与农民增收间存在中介效应;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发挥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间接效应不显著,金融支农则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农业创新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在财政金融支农对农民增收作用中均存在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     

农业机械化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与路径：基于农业生产环节的可分性

厘清农业机械化在不同生产环节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理、路径及效应,对于促进农机装备结构优化、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业踏车理论、中介效应理论,选取中国25个农业大省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农产品价格、劳动力转移、农业经营规模、粮食生产效率在农业机械化影响农民收入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农业机械化发展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农业机械化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农产品价格的中介路径影响农民收入。其中,生产环节农机通过阻碍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农业收入减少;加工环节农机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农业收入提升,通过提升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农业收入增加。提出调整农机装备结构,加大生产环节农机补贴力度、加强加工环节农机技术推广是有效推进农业高质高效的重要路径。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介效应和面板门槛效应实证研究

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和中国高质量发展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数字经济的提升对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中介变量强化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无明显的影响,这种中介效应还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中介效应显著,中西部地区无明显影响.最后,为进一步探究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通过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当数字经济处于较低水平时,会阻碍经济发展质量;反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强化作用.     

数字经济对我国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与机理分析——基于系统GMM模型与动态门槛模型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我国277个市域农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反事实方法科学测度了其经济韧性水平,并借助系统GMM模型、中介模型和动态门槛模型等方法,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增强了市域农业经济韧性,这一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能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业资本深化是数字经济提升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和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更为显著,而对东北部地区的提升效应则不显著。动态门槛检验进一步揭示,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过特定门槛值（0147）时,数字经济对市域农业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显著增强。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基于农业资本投入的中介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降低农业获取资本的难度从而增加农业资本投入,而资本投入能促进资本快速积累,进而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本文基于2011—2020年我国大陆30个省市（不含西藏）的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从农业投入、农业产出、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四个维度评价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结合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农业资本投入指标,对数字普惠金融经农业资本投入对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进一步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以及受农业资本投入中介效应影响的门槛特征。     

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

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金融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深度考察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区域差异。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金融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且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三条传导路径显著存在；从区域差异视角看，东部地区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社会资本、劳动力转移与技术创新三条传导路径显著存在，中部地区金融主要依靠技术创新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西部地区金融主要依靠劳动力转移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分区域层面，中介效应的值都较小，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及其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作为农村发展的重要经济载体,其反脆弱性在农村贫困治理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联结农民个体、聚拢闲散资源方面,农民合作社是重要抓手:一方面,通过把单个的农民集合起来,增加农民群体共同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提高农民群体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抗逆力;另一方面,农民合作社发挥实体平台作用,将农村较为优良的资源聚集起来,发挥资源整合效应,提高农村优质资源的利用率,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农产品的市场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文章剖析农民合作社社员在组织能力、管理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的反脆弱性,探讨农民合作社在整合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资源方面的反脆弱性发展,进而论述在农村反贫困战略中,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 农民合作社的反脆弱性,为其参与贫困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其反脆弱性发展为农村贫困治理增加了可及性,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能力日趋提高。     

要素积累、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门槛效应研究——低碳约束下面板门槛模型检验

农业环境治理问题不仅关系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关系到农户的身体健康.基于2000-2013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均衡面板数据,建立以要素积累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农村人力资本对农业环境效率提升非均衡变化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间会因为经济发展和物质资本积累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双门槛区间效应,表现为从经济低发展区到高发展区,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提升间具有显著的“反N型”特征趋势,而物质资本从匮乏区到丰富区,人力资本与农业环境效率提升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趋势特征.应加快确立和制定农业环境政策的“优化经济发展水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间结构”的导向和工具.     

甘肃农民增收研究

农业结构调整,农业自身发展,农村面貌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农民外出务工和国家财税政策调整等都是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甘肃省农民增收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应将促进农民增收作为甘肃省的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之一,与工业强省地位并列。甘肃省农民增加收入要发展特色农业,发展劳务经济,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素质,有序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务工与务农行为选择比较研究: 来自村庄的证据

城镇化、工业化冲击之下,传统农民获取收入的过程中有了更多选择,在其所能掌控范围内的一项重要事务即为选择从事农业生产还是远离农业.不同地域、不同地理和自然禀赋、不同发展阶段的农村地区时序变迁差异巨大.借助北方地区45个农户跨时5年(2008-2014年)的家庭微观面板数据,依据调研家庭特征设定行为选择和收入获取联立方程,模型估计方法有Heckman两步法和内生转换模型(ETM),依据地理特征构造工具变量以消除内生性难题.结果发现,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务工与务农两难选择的关键决定因子,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庭成员越倾向于外出务工;无论是选择务工还是务农,预期所能够获得收入的影响都极为显著;随着农民务农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补贴力度加大、对农业补贴政策预知能力提升,农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土地.因此,重视农业、扶持农村、关注农民的有利政策或不利因素都可能起反作用,设计和制定政策时应谨防逆向选择问题的出现.在注重加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与促进的同时,应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强化农民素质培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村保障体系完善进程.     

基于乡村振兴内生发展动力的农民主体性问题研究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是农村生活的主人、是乡村事务的主角，理应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和主要力量。充分激活农民主体性和内生发展动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也是贯彻和落实党中央乡村振兴战略决策的力量源泉，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国化、现实化和时代化的新发展和新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的自力更生和主体力量，但是现实生活中农民主体性激活所面临的困难不能忽视。必须让马克思主体性思想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践中闪耀理性的光辉，让农民实现从“要我脱贫”到“我要致富”的观念转变，在保障农民合理权益中赋能农民在乡村振兴全过程的主体性激活和创造力激发，发展和提升农民的价值创造伟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让农民主体地位和利益在下乡资本的治理和人文环境建设中得以保护和发挥，保障和落实农民对乡村振兴政策的知情权和受益权，让党的好政策转化为农民自觉奉献乡村振兴的实践效能。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农业旅游本质及其类型探究

界定农业旅游本质有利于发展农业旅游,优化农村产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以旅游者为 视角,把旅游者作为农业旅游的起点和归宿,通过访谈调研,采取内容分析和扎根理论的方法研究发现：一是把农业环境、农业 生产活动、农业文化等作为旅游吸引物;二是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农业旅游的理解存在差异,并建构了不同的类型,具体包括 观光游览型、生活体验型、文化教育型、身心愉悦型、追求幸福型;三是农业旅游是指旅游者为了追求农业生活中的旅游幸福或 其他目的,以农业环境、农业文化等旅游吸引物为依托,通过观光、生活体验等活动从而领悟异地身心自由体验之境界。     

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机会的脱贫效应

２０２０年后农村减贫的战略重心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如何精准识别农村相对贫困发生的 根源,缓解农村相对贫困问题,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运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与中国社会 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的可行能力不足具有明显的致贫效应,其中,身体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 等基本可行能力和受教育程度等可行发展能力的不足均是导致农民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作 意愿的致贫效应不明显,相对贫困的状态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农民的工作意愿;增加农村基本公共 服务供给则是纾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重要方式;增加农村社会发展机会同样具有重要的脱贫效应,可以显 著降低农民相对贫困发生的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