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主权形成的内在逻辑——新的政治基础和主权建构

通过对《利维坦》的解读揭示作者国家主权理论中的内在逻辑。根据霍布斯在《论人类》中前几章的写作背景和意图,并借助于施特劳斯和剑桥学派的相关解读,可看出霍布斯新的政治哲学基础,即在自然状态下关于权势欲与恐惧之间的对立。在此基础上,霍布斯进一步阐释了精致地构建主权理论,并为《利维坦》所塑造的两张完全不同的面孔。     

主权抑或主权者——论“利维坦”的政治意旨

长期以来,人们对《利维坦》这部经典名作的误解远远大于对其的理解。以致于《利维坦》被看做是在为绝对君主制辩护,霍布斯被称作是“独裁的卫道士”。通过辨识国家、主权及主权者之间的关系,分析了霍布斯著述《利维坦》的真正用意。认为霍布斯所描述的利维坦是一个现代法人形象,而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主权者。主权是一种人格,只是这种人格要由主权者这种自然人承担而已。通过摆正主权与主权者在利维坦之中的应有位置,霍布斯为后人创建了一个现代国家的原始模型。     

古典政治生活之祛魅——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论析

霍布斯的哲学思考,处于古典政治生活向现代政治生活的变革时期,他在《利维坦》中,创造性地利用自然法的概念,对古典政治哲学进行祛魅,并对现代政治生活做出实然性分析。霍布斯在自然权利、国家起源、契约论、政制政体等具体问题上,为政治哲学开启了通往现代的窗口。事实上,利维坦的政体设计,在那个封建王权巅峰时代,具有资产阶级法治国家的雏形。然而,霍布斯对利维坦的哲学论证,在本质上具有自由主义与专制王权的二律悖反。"伟大利维坦"的强大形象,消弭了霍布斯理想君主政体实现的可能。     

《利维坦》的国家理念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名著《利维坦》以“论人类”为开端 ,运用自然状态说和社会契约论论证专制制度的合理性 ,并精心建立了一种有关政治稳定的理论。     

会死的上帝与已死的利维坦 ———读《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

卡尔·施米特（1888--1985）出生于德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故乡是德国西部绍尔州的普莱腾堡。他曾在波恩大学、柏林大学任公法学教授。施米特历经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德国四“朝”的兴衰成败,是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其《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一个政治符号的意义及其失败》是被霍布斯研究者们所忽略的重要著作,诚如编者所说,这是“施米特在非常政治处境中写的非常性的政治论著,在霍布斯研究史乃至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也算是一个里程碑”。     

从《利维坦》看霍布斯的人性观

文章从《利维坦》这本书出发,分析了人类情感的来源,阐述了霍布斯的人性观产生的背景、特点。每个人拥有自我保全的自然权利,欲望就表现为争斗,杀戮和战争,从而再得出霍布斯人性本恶和利己主义的人性观。     

利维坦、无支配自由及其限度

霍布斯的利维坦假说为后人思考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 也产生了利维坦困境。借助于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强化了利维坦困境。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自由主义国家干涉理论和佩迪特的新共和主义最低限度国家理论分别为解决利维坦困境提供了意见相左但立场鲜明的方案。罗尔斯认为,国家或权力主体对公民权利或自由的限制、干涉和支配是必要的,这构成差别原则的可预见结果。佩迪特则提出了无支配自由理论,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虽然佩迪特表示无支配自由理论可以同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兼容,但实际上它是诺齐克所有权理论的新共和主义版本。正像诺齐克的天赋所有权理论不兼容于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一样,无支配自由理论不兼容于初级产品理论,佩迪特在解答利维坦困境上并不成功。     

超越契约正义:霍布斯正义观聚焦

自然法理论的演变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该理论催生出近代正义理念。近代正义观的转型则孕育于近代理性自然法。《利维坦》对自然法和契约论的诠释,囊括了霍布斯正义理论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内容。霍布斯将正义的评判标准转换为契约这种具体的规则形式。国家既不是至善的载体,也没有处于宗教权威之下,而它只是保护和平与安全的强大权威,这种权威来源于多数人的同意。在契约正义的理论框架下,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主要包括利维坦的人性溯源、身份认同和法律向度三个方面。契约正义主导下的政治秩序建构沿循自上而下的建构路径,该路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失偏颇。针对这一问题,后世诸多政治哲学家试图超越霍布斯契约正义观的局限,进一步探究正义秩序的形成逻辑。     

略论霍布斯建构“利维坦”的逻辑

本文将"人"和"国家"视为具有因果关系的两个名词,从人到国家的运动揭示了利维坦诞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分析霍布斯视野中人和国家的特点后,本文从可欲和可求两个角度阐述了霍布斯建构利维坦的逻辑.可欲着重于人的欲望和理性,但在霍布斯看来,欲望和理性还仅只表明创建国家的可能性;可求才真正使国家变为现实,那就是"权力",即将自然状态下个体自然权利集中统一成具有绝对力量的利维坦.     

《鲁滨逊历险记》中的“利维坦”隐喻

鲁滨逊式的英国人优越感来自两方面,一是他们不断进取的技艺带来突飞猛进的器物进步所造就的船坚炮利之国力,二是其自恃合理的现代思想之尖锐力度。鲁滨逊手捧《圣经》、肩挎长枪的“拓疆者”形象,似乎是霍布斯的“利维坦”的象征。他之所以能够完成历史性的“创世”,在于强行以现代“技艺-技术”征服原住民的同时,用基督教世界观取代其文化,实现将整个世界“大一统”到西方文明阴影下的隐秘运作。在鲁滨逊们的眼里,西方的历史即世界的历史。然而,西方造就的“利维坦”真是全人类的福音吗？     

试论霍布斯设计的现代政教体制

本文通过分析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和《比希莫斯》中的神学政治论,评判霍布斯对于宗教的哲学立场与实践立场,阐明这种宗教抉择背后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根基,同时评介多位现代学者对霍布斯神学政治论的研究,并且展望一个较大规模的研究:即现代政教合一体制是否存在的问题.     

《利维坦》中国家主权与个人自我保存权之间的张力

在《利维坦》中,国家主权与个人自我保存权是两个核心概念。出于维护个人自我保存权的目的,霍布斯构建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主权。但是,国家主权和自我保存权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张力:一方面,不受制约的国家主权必然导致主权者权力的滥用,进而会侵害个人的自我保存权;另一方面,对个人自我保存权的过分强调使臣民对抗法律和主权具有了道义上的依据,这势必损毁国家主权的基础。《利维坦》中逻辑困境的症结在于:一方面,霍布斯没有把主权的至高无上与治权的应受制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霍布斯对于自然状态下与国家状态下的自我保存权未作应有的区分。     

重思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以利维坦之死为视角

目前学界主要从世俗主义与公民宗教的进路来理解霍布斯政治哲学与基督宗教的关系,但这两种理解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什么霍布斯称利维坦为“必死的上帝”。相反,我们必须在霍布斯基督教神学描绘的历史图景中理解利维坦之死。霍布斯本质上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神学家,在他的理论图景中,宗教神学并非隶属世俗政治,世俗政治却是其神学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霍布斯对世俗政治与神学关系的处理难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利维坦:现代法治联合体的隐喻

现代法治以权利价值为内在道德核心,以程序技术为外在规范表征,程序法治和自然权利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学说强调个人的艰辛和努力,认为平等的个人是自我保存的最终判断者,因而主张“同意优先于智慧”的政治理念,作为利维坦的法治联合体必须尊重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公共权威根本上源于自然权利,公民联合的目的在于将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纳入法律程序处理,以实现分化多元利益的理性与和平的宪制整合,从而不同于旨在促进人的德性完善的“最佳政体”,也区别于意在实现特定集体目标的“事业联合”型国家。利维坦隐喻的现代法治联合体是法律形式与自然权利的统一体,形式上“价值中立”的法律程序其实蕴含深刻的权利价值,程序法治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权利论。     

论《利维坦》中神学与政治的张力

学者们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利维坦>的前半部分.本文试图通过解读<利维坦>后两卷的内容,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提出一个全新的解读框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固然可以用纯粹世俗化的角度视之,但还可以把这种世俗化铺陈在一个更大的神学背景之下.重新解读基督教之于霍布斯不啻是其政治哲学必然的一环,更是其整个政治哲学的框架.纯粹的"尘世之国",只是上帝过去和未来直接统治人类的"上帝之国"之间的某个阶段,即便这个阶段依然存在着"自然的上帝之国".     

“用《圣经》解释《圣经》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

长期以来,《圣经》的解释权一直被教会权威所把持。为了正确解释《圣经》,消除神学家的偏见,斯宾诺莎在对传统的《圣经》解释方法及各种错误观点予以严厉驳斥的基础上,依据解释自然（解释自然在于解释自然的历史）的方法,首次明确提出了“据《圣经》的历史以研究《圣经》”的普遍法则。他视该方法为解释《圣经》的唯一正确的方法,同时又具体剖析了该方法的“困难与缺点”。斯宾诺莎的《圣经》诠释学理论不仅为以后科学解释和批判《圣经》奠定了基础,而且对后世诠释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之来源探究：以霍布斯对柯克的批判为视角

在霍布斯死后发表的著作《一位哲学家与英格兰普通法学者的对话》中，霍布斯站在哲学家的立场与以柯克爵士为代表的普通法学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在他们的交锋中有关法律来源的问题无疑是全书的重心。法律来源于对正义的追求和捍卫，这是两者共同认可并遵循的，但是柯克认为，正义应该服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即正义就是“给每个人属于他自己的一份”，而霍布斯则批判柯克的正义观趋于抽象，容易导致实际上的不正义；针对法律最高权威来源问题，柯克认为法律最高权威来源于法学者，而霍布斯则认为国王才是最高法律权威；关于习俗是否具有等同于法律的效力，柯克本人持肯定态度，霍布斯则持否定意见。     

重返利维坦:现代法治的形式与实质——施米特对自由主义法治的批判

施米特断言自由主义法治是自相矛盾的概念,自由主义应当为法律提供实质性价值,但是自由主义对多元价值的中立态度,使它实际上不能做到这一点。由于自由主义否定人的政治本性,将政治非政治化,作为实证主义概念天国的法治也就成为徒具形式的空壳。现代政治和法律不能纯粹基于理性和形式,更须重视激情与价值。因此,重返利维坦,意味着国家与法律秩序必须尊崇和平与基本权利价值,重视公民教育,唤起公民内心的忠诚与认同。霍布斯同时推动了现代社会的祛魅和复魅的进程,利维坦既是理性的国家机器,更是令人恐惧的巨兽。遗憾的是施米特没有真正地回归霍布斯,虽然他重新发现了利维坦的意义。     

政治义务对自由的逻辑先在性

自由主义以绝对的个人主义为理论前提,忽略了个人的政治义务和公共责任,导致社会公共精神的匮乏。霍布斯以"利维坦"的国家象征阐释了个人的政治义务与自由的辩证关系,对于校正极端个人主义自由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利维坦"的诞生:霍布斯政治思想论析

在霍布斯的理论逻辑中,自然状态是残酷的战争状态,自然法是人类正确理性之指令,自然权利则意味着确保秩序的自由,因而进行权利完全让渡的"半契约"以形成拥有绝对主权国家"利维坦"是势之必然.霍布斯依据于人之需要而创建国家理论的理路,既为政治理论的"科学化"与政治实践的世俗化、理性化发展开辟了道路,同时又在探寻走出"丛林"而获致秩序与安全的过程中遗留下了其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持续紧张,这既是其理论屡受谓之"专制主义"诟病的渊薮,又是近代以来"自由主义"发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