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正规教育、社会资本的支持以及"干中学"提升其就业能力。考虑到教育成本、市场需求等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应选择职业技术教育提升就业能力;依赖社会资本的支持提升就业能力,需要强调完整的家庭对新生代农民工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性,激励企业为员工提供更多在职培训,充分利用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搜寻中所依赖的草根力量,帮助农民工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使他们有机会获得在职培训和"干中学"的机会,进一步提高其自身的就业能力;"干中学"作为提升就业能力的重要途径,以就业为前提,并与劳动者个人的学习能力紧密相关。     

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就业能力的提升

阐述了就业能力是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分析了当前农民工的就业状况及其就业能力的提升困境,并从政府、企业、农民工自身和城市社会等方面探讨了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对策:政府要着力打造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制度平台;企业要勇于承担在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方面的社会责任;农民工要提高自我增能意识以提升就业能力;城市社会要提升包容性以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能力。     

农民工就业能力研究

就业能力是西方的重要概念,用就业能力理论和框架来分析农民工群体的就业,可以为研究农民工就业问题提供一套新的思路、方法和对策框架。本文讨论了就业能力的概念和框架构成,从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四个维度对农民工就业能力进行了分析,并从农民工个人、企业、政府三个方面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开发进行了探讨。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构建方向是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式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等;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求得和谐生存与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民工利益。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化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框架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问题研究简

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庞大农民工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素质和就业能力,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是否可以在城市中顺利就业,更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长远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为了解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现状,笔者对河北省新生代农民工进行了调查研究,针对职业培训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一步分析原因,并提出对策,以帮助改进传统职业培训模式的不足,希望通过创建一种新型职业培训模式,更有效地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和就业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1613个调查样本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家庭环境因素、企业雇佣政策因素和政府培训政策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人口数、家庭人均收入、家庭社会资本、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企业薪酬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就业能力各维度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和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农民工可雇佣性的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是我国重要的人力资源,农民工的劳动素质决定了自身的可雇佣程度。把农民工可雇佣性分为人际交往能力和技能胜任能力,其中人际交往对农民工的可雇佣性影响更大。农民工可雇佣性在企业是否提供培训和学习机会、性别与受教育程度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企业提供的培训学习机会及提高受教育程度能显著增强农民工可雇佣程度,女性农民工的可雇佣性要低于男性。政府应强化农村基础教育,保障女性农民工的受教育权和就业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就业能力对其影响最大。据此,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等对策,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

基于厦门、漳州的调查数据,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等4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生计资本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整体较低,生计资本和控制变量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提出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以增强就业能力、改善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实现安居乐业、增加农民工的金融资本以抵御生计脆弱性风险、丰富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以提升城市融入水平等对策,为提高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     

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型动力机制与传导路径研究

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存在着流动性大、老龄化严重、技能素质低、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其向产业工人转化势在必行.文章通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以建筑业发展水平、建筑企业用工管理、政策制度环境、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建筑农民工职业化水平与其市民化水平为外因潜变量,以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程度为内因潜变量的假设模型,并通过问卷调研收集实证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与职业化水平是其产业工人化程度的直接前因变量;建筑业发展水平直接作用于建筑企业用工管理,而建筑企业用工管理、政策制度环境共同直接影响着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作用于其职业化水平和市民化水平的提升,政策制度环境也会作用于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最后,文章从政府、行业、企业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推动建筑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转型.     

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研究

农民工的职业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所在,普通员工、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是农民工职业的四大基本类别,技工更是农民工职业上升过程中的主要方向.运用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个人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和城市环境对农民工职业上升及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25-4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职业上升的主力军,而体现农民工综合人力资本的学历和最能体现农民工心理资本的强烈进取心是农民工职业由普通员工上升为中低层管理者、技工和经营者等高端职业的共同的关键因素.企业组织内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晋升为中低层管理者的重要条件,人力资本是农民工成长为技工的关键因素,而组织外社会资本、较强的风险承受力和处于不发达中小城市则是农民工成为经营者的关键因素.     

财政收支对农民工就业能力影响研究

目前农民工流动就业的规模约为1.2亿,还有1.8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解决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面临的巨大挑战。本文从国家财政收支角度研究其对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影响,利用1995年至2006年全国农民工就业与国家财政收支数据,采用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单独考虑财政收入(支出)对农民工就业影响时,国家财政收入(支出)每增加1亿元,农民工就业人数增加约2 000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联合对农民工就业人数有显著影响,保持适当国家财政赤字运行有助于扩大农民工就业。到2015年,我国可基本解决近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农民工劳动权益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珠三角9市2072名农民工的实证调查数据,从劳动合同签订率、劳动时间、劳动收入、社会保险等4个方面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农民工的权益因企业单位性质和规模呈现显著差异;个体因素中年龄对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影响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意愿分析及对策思考——基于湖北省的实证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当前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则是改善农民工生活与发展环境最核心的内容。基于湖北省6县调研资料,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意愿及就业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工作机会、所属服务行业性质、行业技术水平、资金扶持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倾向有重要影响,而其就业能力则受文化素质、专业技能、工作耐受力、政策认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的影响。从提高学历、提升技能、增强耐受力、提高政策关注度和拓宽信息渠道等5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对策建议。     

外来务工人员与侨乡社会的融合：以厦门“銮村”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侨乡发挥区域社会优势,吸引侨资发展经济。合资、独资工厂及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内地富余劳动力迅速涌入,出现人口东移的态势。相应地外来务工人员与当地人的互动、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外来人员在寻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带来了侨乡社区的变化。文章将通过对厦门＂銮村＂的实地调查,探讨这一融合过程的阶段性特性,以期对当前多元社区现代秩序的设定及有效管理有所助益。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福建省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农民工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从积极心理感知和消极心理感知两个维度系统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整体上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心理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据此提出,应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以强化农民工的社会信任、发挥社区优势以拓宽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健全心理健康疏导机制以解决农民工的心理问题等,以保障农民工的心理健康。     

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中的政府作用

农民工人力资本是整个社会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代农民工具有的人力资本不同,取决于他们人力资本投资不同。当今,政府的教育投资决定着农村的人力资本储备,政府主导的培训对农民工现实人力资本的提升作用重大,政府为改善农村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而做的努力,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持续增强提供了保障。同时,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将为实现公平就业创造条件。     

基于劳资博弈视角下的农民工再迁移问题研究

外出务工是农民工迁移的主要模式,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势必使得农民工与企业之间产生一场博弈。工资是影响农民工再迁移的主要因素,基于讨价还价的博弈理论,并运用托达罗模型对农民工的再迁移问题进行解释,从而解决农民工在劳资博弈下所受的约束,使劳资双方达到博弈上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