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职业成长及其个体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259份问卷数据

基于浙江259份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数据,回归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等个体因素对农民工职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变量中培训次数和换工次数均对农民工被提拔次数正向影响显著;总务工年限对工资提升、岗位调整次数、被提拔次数正向影响显著。社会资本作用有限,仅亲朋好友间的联系频繁程度与被提拔次数以及聚会花费与岗位调整次数呈弱相关。韧性等心理资本因素对工资提升和岗位调整次数正向影响显著。     

农民工职业流动轨迹和职业向上发展调研报告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涵是实现以人为本的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其中农民工市民化目标的实现除了有赖于政府政策的推进,还在于农民工通过自身力量获取支撑其市民身份转变的职业发展.本文利用2014年最新调查数据分析了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轨迹及职业向上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外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经历以及该群体城市就业的职业特征总体上呈倒“U”型分布,存在逆向选择和向下流动现象.农民工城市就业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职业培训和“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是农民工获取中高端职业的重要条件,社会资本仅有助于农民工获取低端职业而对该群体从事中高端职业以及职业发展的实现并无显著效应.     

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

利用福州、厦门、泉州的调查数据,建立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家庭社会资本、工作状况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更高,呈现明显的代际差异。其中,教育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婚姻状况、外出务工年限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有无拖欠工资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作满意程度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结论,提出3点针对性建议:(1)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扩宽社会资本积累方式;(2)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3)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高校行政人员职业成长的双重作用机制探究

高校行政人员的职业成长既是其职业能力、薪酬待遇和社会地位不断提升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创造与价值实现的过程。从资本角度看,就是个体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获得回报和收益的过程。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职业成长中发挥着协同与互补的作用。人力资本为职业成长提供基础性条件,社会资本通过信息和社会信任的必要支持促进职业成长,同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差异性对职业成长也产生了复杂影响。     

社会资本能否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基于阶层变动视角的分析

推动农民工职业流动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将农民工职业流动方向设定为向上流动、平行流动、向下流动三种类型，从农民工社会资本入手，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数据，运用竞争性风险模型考察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每多一人提供就业帮助，农民工职业向上流动的概率显著提高1.4%,职业平行流动的概率显著降低2.3%;职业向下流动的概率提高0.7%,但不显著。也就是说，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民工减少职业平行流动，实现职业向上流动，同时不会带来职业向下流动。替换核心变量的度量方法后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通过非参置换检验、工具变量法、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的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结论。最后提出政府要畅通农民工社会资本获取的渠道，促进农民工组织层面社会资本的巩固和开发，农民工个人注重维护和积累自身社会资本的启示。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资本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要经历三个步骤:从事非农职业、在城市定居、融入城市生活,据此农民工实现向市民的转变至少要承担以下成本:一是城市最低生存成本,二是转移成本,三是对更好生活预期的补偿成本.只有在有能力支付这些成本并取得一定的收益后,农民工才有机会真正留在城市,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因此,可以说支付城市生活成本的能力是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基础.而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能力又是由其所具有的城市生活资本所决定的.城市生活资本包括权利资本、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农民工的权利资本来源于现行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分析农民工城市生活能力的宏观制度环境条件.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是个体获得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致性因素,也是分析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指标.     

乡村人力资本振兴:中国农民工回流意愿研究

当社会物质资本达到一定量时,尽快使大量社会人力资本进入农村农业,即形成当代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特别是中国职业农民队伍,这是当代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乡村振兴,首先是人力资本振兴。性别、文化程度、农业技能、土地流转等因素对中国农民工回流意愿的形成有较大障碍。要形成中国职业农民队伍,应从策略上综合考量。当前农民工回流农村意愿较弱、难以在短期形成中国职业农民队伍,因此要分门别类地做好形成中国职业农民队伍的规划、培养和组织工作,着力培养新一代新型职业农民,落实中国职业农民形成的配套措施,以多种形式稳定中国职业农民队伍。     

城市女农民工生存状况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陕西省城市女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

社会资本是影响个人行动能力以及生活质量的重要资源.城市女农民工所拥有的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组织型社会资本以及制度型社会资本存量相对不足,致使她们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状态.制约女农民工社会资本生成的因素主要有: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同质性较高的私人关系网络、较低的社会组织参与程度以及缺位的制度体制保障等.政府、社会及个体有意识地建构和增加女农民工社会资本存量将是改善这一群体生存现状的重要途径.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工资差异

本文通过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综合考察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导致农民工工资差异的重要因素,但人力资本的影响效应显著大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工资只是在高分位点处具有微弱影响;在人力资本各变量中,培训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效应在低分位点处略低于受教育程度,但在中、高分位点处的影响效应则要显著大于受教育程度。因此,要在努力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同时,设法提升农民工的社会资本,从而改善农民工的收入状况。     

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人力资本约束研究——基于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

农民工就业质量偏低倍受政府和学界关注,改善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职业层次,而职业层次的提高有赖于农民工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本文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研究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农民工群体中,受教育程度高、参加过技能培训、流入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工作经验者更有机会从事管理类、专业技术类等较高层次的职业。     

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型动力机制与传导路径研究

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存在着流动性大、老龄化严重、技能素质低、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等问题,其向产业工人转化势在必行.文章通过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构建以建筑业发展水平、建筑企业用工管理、政策制度环境、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建筑农民工职业化水平与其市民化水平为外因潜变量,以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程度为内因潜变量的假设模型,并通过问卷调研收集实证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建筑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与职业化水平是其产业工人化程度的直接前因变量;建筑业发展水平直接作用于建筑企业用工管理,而建筑企业用工管理、政策制度环境共同直接影响着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建筑农民工人力资本作用于其职业化水平和市民化水平的提升,政策制度环境也会作用于建筑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最后,文章从政府、行业、企业层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推动建筑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化转型.     

大学生职业成熟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大学生的职业成熟度发展水平,将直接影响个体的职业选择及其随后的职业适应、职业满意与职业成功。构建了职业成熟度模型,研制了职业成熟度量表,对模型进行可行性验证,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分步回归分析探寻了影响职业成熟度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个人心理因素对职业成熟度影响更大,应着重从心理层面,加强大学生的性格塑造,提升其职业成熟度。     

基于就业能力视角的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承诺管理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中的主力军,由于自身特点及企业支持的缺乏,他们的流动率极高,给企业造成管理混乱的同时也不利于自身就业能力的提高。企业应该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心理资本以提升其就业能力,从而增加组织承诺。     

基于族际对比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竞争能力研究

少数民族农民工就业竞争能力主要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适应性和个体适应性等几个方面。少数民族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与汉族存在较大差距,是影响就业的首要因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农民工依靠社会资本获得就业机会,但社会资本存量水平较低。少数民族农民工的文化适应性、个体适应性与汉族有一定差异,今后在注重技能培训的同时应加强良好观念、行为的养成。     

二律背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及其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绝大部分人处于婚恋和生育的黄金阶段,其生育意愿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纵向和横向对比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相对于老生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显著降低,并趋近新生代城—城流动人口;其生育意愿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差异等内部分化显著弱化。而且,基于城市适应理论视角,从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制度适应4个维度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适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的影响呈现代际显著增强的态势。经济适应、社会适应、心理适应程度的提高会显著地降低新生代农民工期望生育子女数。这使得中国城镇化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降低的现象并存,存在城镇化发展与人口可持续发展之间二律背反的矛盾困境。而制度适应却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这为促进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可持续发展相协调提供了可能和路径。     

民营企业经理人职业发展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该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影响我国民营企业经理人职业发展的组织因素按作用程度大小依次为:企业发展前景,工作的自主性,社会关系网络,职业晋升,职业指导和职业培训。经理人对民营企业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职业晋升公平性较高,经理人的能力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其中男性经理人对发展前景最为重视,女性经理人最关注工作的自主性。但企业对基层经理人的培养和提拔重视不足,高学历经验不足的年轻经理人缺乏充分沟通和交流的平台,职业指导存在着盲目性。职业培训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十分微弱,甚至存在负面作用,对低学历经理人的培训存在严重缺陷。民营企业职业发展管理改进的重点在于职业培训。     

农民工职业分层与人力资本约束

职业选择与人力资本密切相关.在双重分割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主要在具有完全竞争特点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职业选择,因此,人力资本对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更具根本性.对杭州地区农民工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表明,文化程度对农民工成为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影响最为显著;职业培训经历有助于提高农民工成为公司职员和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就业概率;年龄对农民工在服务业、工业和建筑业的就业概率的影响最为显著;而拥有城市工作经验对农民工职业选择具有普遍的积极作用.因此,当前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应在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     

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影响因素：基于扎根理论的构建

借助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从女性公务员个体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的主观认识与感受出发．经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与选择编码三个步骤,归纳影响职业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职业发展的管理制度是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基础与依据;职业文化氛围与社会性别导向决定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精神动力与价值追求;个体社会性别意识与定位决定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方向：职业发展的主观愿望与人力资本状态影响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潜力;家庭支持资源是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关键资源。促进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需要建立社会性别敏感的职业发展管理制度,建设社会性别平等的职业文化,激发女性公务员职业进取精神,提供女性公务员职业发展的托底服务。     

中年职业女性的职业倦怠之分析

中年职业女性工作压力大、烦恼多,她们在这段时期面临家庭的压力,如子女升学就业、父母的赡养照料;要面临工作的压力,如知识的更新、评职晋级、人际关系冲突;还要面临生理的变化,如更年期综合症的冲击等。这些方面造成她们更早地进入职业倦怠期。文章着重分析了中年职业女性职业倦怠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探寻通过社会、组织、家庭和自身等途径,帮助中年职业女性干预职业倦怠,促进中年女性的职业心理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