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哈密农民起义

一哈密农民起义,爆发于辛亥革命时期。它是维吾尔族农民反抗哈密王沙木胡索特的一次革命运动。这次农民起义所以发生,完全是哈密王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所激起的。哈密王开始受封在清康熙年间,传至沙木胡索特,已是第九世了。在平定准噶尔和平定阿古柏中,哈密王始终站在清政府一边。因为效忠有功,清政府不断对哈密王封官晋爵,以示表彰。最初晋封一等扎萨克塔尔汗,后封为哈密郡王、亲王等称号。当清政府取消新疆封建伯克世袭制时,因念哈密王的功勋,继续保留了哈密的封建王公制度,作为清政府对哈密王的“特殊优待”,使哈密王位的世袭,长达两个世纪之久。到清朝末年,沙木胡索特一     

王独清后期史实新证

王独清后期确实加入托派,两位“中国托派老人”提出确证;加入托派后的王独清从文学界淡出,而从事史料和辞典编纂工作;后期的王独清变幻各种笔名,其笔名暗寓“退隐”之意。     

王渔洋扬州文学活动评述

王渔洋（王士）是清代“神韵说”的倡导者,康熙年间,他主盟诗坛达５０年。本文评述他在扬州５年文学活动的成就和影响：康熙年间的两次“红桥修禊”,为扬州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其后的卢见曾、曾燠、伊秉绶等人的“红桥修禊”,乃至臧的“冶春后社”,都是王渔洋的余波遗响,扬州文化的振兴,王渔洋是第一功臣;王渔洋在扬州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写景诗的创作,是他标举“神韵”的早期的体现;王渔洋大量的创作实践,以清新平淡的风格取代了遗民诗凄清愁怨的格调,为他日后主盟诗坛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扬州这块沃土造就了一代诗才王渔洋,而王渔洋在扬州的活动,又为扬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释

甲骨文　字，胡厚宣先生释“　”，即“我”和“王”的合文，说我（　）像戈形，王（　）像端拱而立的最高奴隶主之形。这些观点皆不确。我（　）像一种齿刃武器，王（　）像斧钺形，　是独体字，非合文，像横亚纳税斧钺形，卜辞中读为王。斧钺是我国古代王权的象征物，所以甲骨文以斧钺形作“王”字。     

王畿与中晚明文学思潮

王畿在中晚明文学思潮兴起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王畿在继承了王阳明“良知说”的同时,又在“良知”的本体和“致良知”的功夫上,提出了“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从而为中晚明文学思潮弘扬主体意识、张扬个性精神和倡导自然人性提供了理论依据.由于王畿“林下四十余年,无日不讲学,自两都及吴、楚、越、江、浙,皆有讲舍,莫不以先生为宗盟”.随着王畿讲学活动时空的拓展,其“以自然为宗”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广泛深入的影响,波及唐宋派、公安派诸多流派及个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晚明文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畿在对阳明心学“多所发明”的同时,“把当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发展到极端”.     

王渔洋与明遗民诗人姜埰的交往

从有关资料看,王渔洋与姜埰有过一次交往,并由姜埰给王渔洋的赠诗,引出了清初批评王渔洋“清秀李于麟”的诗学话题;这一话题又与王渔洋后来对姜埰“遗命宣州”的批评有关.王渔洋对姜埰的批评,反映出王渔洋后期对明遗民诗人的日渐疏离.     

戈壁荒滩访富翁

对年收入数十万元的哈密“瓜王”、吐鲁番“葡萄王”,人们早有耳闻。但如果说在新疆最偏远落后的塔里木盆地的戈壁滩上,有农民靠种粮植棉一年收入几十万、数百万元,恐怕令人难以置信。     

论王闿运的诗歌中的纵横家思想

清代后期至民国初年的王闿运既是全国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也是全国著名的纵横家。“志之所之”“吟咏性情”的《湘绮楼诗集》记载了王闿运青少年、中年、晚年三个不同时期的纵横家思想和纵横家活动,并使王闿运的诗歌创作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     

从“格萨尔”的词义说起

由于藏文古典著作中出现了“突厥格萨尔”()、“哈密格萨尔”()、“格萨尔武王”()、“北方格萨尔”()、“岭·格萨尔”()等不同的记载,因而在《格萨尔王传》的研究中,对格萨尔这位英雄人物的生活时代和《格萨尔王传》的成书年代等一系列问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其原因之     

夫余和高句丽神话传说与族源考

夫余高句丽是殷商末期北上的殷人的一支,居住在夫余(附禺、鲋鱼)山北,因此称为北夫余或者北夫余高句丽。以禺为中心分为四方附禺,北附禺信奉的神祇为禺强,神形和黄帝相似,因此高句丽认为自己出自传说中的黄帝。周穆王北征,对附禺采取怀柔亲和政策,因此高句丽尊为始祖,邹牟王就是周穆王,也叫好大王。所以,从汉代到明代关于高句丽的神话传说始终都是黄帝子孙、出自殷商、成长在周这样的组合方式与表达路径。     

《西游记》《南游记》与顺昌民间大圣信仰

阐述了“大圣信仰”产生的生态环境及其与《西游记》的关系，结合阂北山区“猴神崇拜”和顺昌大量的“通天大圣”碑刻遗存，认为大约于元末至明中叶，顺昌就形成了“大圣崇拜”。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和早于百回本《西游记》的余象斗《南游记》中分别描绘了“通天大圣”、“齐天大圣”与华光的关系，说明顺昌“大圣文化”遗存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元杂剧、平话阶段的实物佐证。在此基础上，对大圣文化与顺昌文化产业提出了思考。     

《西游记》谈枝四题

一、《西游记》和《红楼梦》中都写到两块顽石 ,《红楼梦》是从《西游记》的描写中演化出来的。曹雪芹把孙悟空的血液大量注入到贾宝玉血管里去。孙悟空和贾宝玉在强或弱之点上 ,基本是相似的。他们反抗、斗争 ,有似石头 ;他们又一齐归于佛 ,在宗教的牢宠下无能为力。吴承恩和曹雪芹都是石头的歌颂者 ,孙悟空和贾宝玉的被塑造 ,便是明证。二、《西游记》写到的人间国度及地方行政区域凡十余 ,大都是吴承恩凭空结撰的。似西梁女国、车迟国据平话《西游记》、杂剧《西游记》而扩大渲染的是少数。三、散见于明代其他小说、戏曲中片断的、不同于吴承恩《西游记》的孙悟空故事主要有 :1 孙悟空有儿有女 ;2 孙悟空的金箍棒系得自南海龙王敖钦处 ,名“如意棍” ;3 孙悟空一个筋斗打八万四千里。四、《西游记》以邵雍象数学宇宙发生论开头。     

孙悟空的名号与《西游记》的主旨

《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名号有一个美猴王-孙悟空-弼马温-齐天大圣-孙行者-斗战胜佛的变化，亦可称之为心与魔之间相交的变化。二者相交反映着孙悟空的心路历程，即求心-束心-放心-收心-正心的过程，而这也正是小说的主旨。且心魔相交之说在《西游记》主旨探求过程中始终是一条重要支脉而延绵不断，这与晚明大行其道的心学思潮有着紧密关联。     

明代哈密察合台后王统治世系考

哈密在明代西北地区的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这一时期哈密的历史 ,首先要理清其统治世系。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仍然存在缺憾。本文以《明实录》等史料为主要依据 ,确认把塔木儿和奄克孛剌在哈密的实际统治地位 ,并对哈密统治者的在位时间重新进行了订正、后王时期哈密的统治阶层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     

忠孝观念与革命困境——《封神演义》中的忠孝与武王伐纣的合法性

本文以"汤武革命"为背景,通过分析哪咤、殷郊兄弟、黄飞虎和武王的叛逆行径中所体现出的孝道与忠君观念,来探讨<封神演义>如何在"天命"之外,建立起武王伐纣的合法性,并进一步揭示忠、孝与儒家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由此深入探讨"革命"一词在中国儒家话语体系中的真实意义.     

朱学与王学：儒学的二重性及其互补

朱学与王学 ,一个强调社会伦理规范的强制性约束 ,一个强调道德修养的内在性自觉。二者体现了儒学“内圣”与“外王”的二重属性 ,这二重属性恰好互为补充地体现了儒学的基本价值。从宋至明朱学与王学孰轻孰重的论争 ,只是儒学这二重属性孰轻孰重的争论 ,也是儒学为适应不同时代的需要而作的自我调适和补强。     

论“周召之业”与“周召之治”——兼谈召公在周初的历史地位

周公、召公在武王灭商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武王逝世后,成王年幼即位,周公践阼,行政当国,召公任太保,为周公的助手。周公、召公“分陕而治”、“东征平叛”、“创建成周”、“教导成康艰苦创业”,为周初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促成了“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兴盛局面。实际上所谓“成康之治”,就是孔子所赞颂的“周召之治”、“周召之业”和“周召之迹”。     

关于今本“《大唐新语》”的真伪问题

署唐人刘肃撰的书籍,今传世者有<唐世说新语>和"<大唐新语>"两种,但二者内容相同,显是同书异名.那么,此书之原名是<唐世说新语>抑或是<大唐新语>?迄今为止,一般均认为<唐世说新语>为<大唐新语>的异名.但是,经笔者考察论证,现所存显然是<唐世说新语>,而<唐世说新语>实是明人伪造的一部书,并非刘肃原撰的<大唐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