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验主义法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种方法论进路

实验主义治理思想是当前新兴的治理理论,具有若干突出优势,对当前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实践、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新构想,即从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出发,重新理解中国法治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提供新思路。中国现代治理实践中已存在实验主义倾向,当前地方治理自主性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具备构建实验主义法治模式的条件。实验主义法治以实践为核心,从目的、结构和方法三个层面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实践。在目的上,以框架性目标取代理论独断;结构上,以网状结构突破层级体制;方法上,强调法治评估在实验主义框架中的核心位置,并促使其从绩效考核向路径实验转型。     

大学生法治教育向何处去

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授课教师三个维度考察,当前我国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实效并不理想.大学生法治教育是普法教育,更是通识教育与素质教育.高校法治教育的目标是大学生掌握法律常识,具有法律思维和法治精神.提升大学生法治教育的质量和实效,需要法治教育由从属走向独立,改革法治教育课程,推进法治教育教师专业化,实行法治教育质量评估制度.     

法治指数评估的理论反思与前瞻

法治指数评估在我国的兴起既是法治发展自身规律性的表现,也是当前推进我国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手段。法治指数评估包括体制性、价值性和综合性三种路径,对法治内涵的不同理解会产生不同的指标体系;德尔菲法是设置法治指标和权重的常用方法,但有一定局限性。法治指数定量分析能否真正代表本地法治发展水平,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法治指数本土化要求不能照搬法治指数国际化的标准,须充分考虑我国的法治成长和社会转型的环境。反思法治指数评估理论研究现状,我国未来法治指数评估要充分认识法治指数评估的科学性及其限度,探索建立法治指数本土化模式;要以实践为导向,以问题为标准,在实践中提炼理论,重视法治指数区域化研究,强化法治指数类别化研究,突出法治指数实证研究。     

司法透明评估的大数据方法研究

当前司法透明评估仍面临着主客观指标失衡、评估方法与技术局限以及评估结果存在实效限度等疑义,如吴兴法院司法透明指数实验即存在抽样小样本数据测量误差、司法条数据限制、不同数据间信息整合度低、难以有效挖掘司法数据背后所蕴藏的运行规律及价值信息等问题。大数据时代给以司法透明指数为代表的量化法治评估实践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大数据的巨容量、快速度、多样性、价值性等特征能够解释司法运行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内在关联,辅助于决策分析和未来指令型规划。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指数面临着思维变革、社会变革和方法论格局变革,一方面既需要回应民众的司法诉求,实现司法公开与司法公正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应当厘清司法公开的社会机理,优化司法实施成效和决策水平。同时也需保持谨慎而谦抑的态度,洞悉大数据时代司法透明评估的理论限度与现实需求,提升智能化管理的实效,增进民众的法治获得感。     

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之比较研究

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是衡量法治实施效果和实现程度的重要方式。全面量化评估某地区法治状况的综合指数和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对象的专项指数是当前我国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主要表现。以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新十六字方针为核心,设计构建地方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建立专业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科学性,并将结果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应用于地方法治建设的实践,既符合现阶段的法治要求,也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长远目标的实现。     

法治中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正主持人语:"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法治建设指标体系与我们通常所进行的法治指标的研究与实践有何不同?关于指标体系的构建或者关于法治实践的评估,此前的学术和实务界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哪些探索?构     

行政监督实效评估体系构建论纲

行政监督实效评估是行政监督研究的新兴领域。该问题的研究对深化行政监督理论研究、准确定位行政监督战略目标、切实提升行政监督实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探讨行政监督实效评估体系构建的基本要求、评估程序的构建、评估主体的构成、评估指标的构建、评估方法的选择、评估制度的设计等六大过程,初步构建起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行政监督实效评估体系。     

地方法治量化评估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以S省依法行政第三方评估为例

全国多个省市的法治评估实践经验表明,建立科学的地方法治量化评估指标体系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现实意义。地方法治评估有其特定的理论定位,为此需要处理好法治理论与实践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国家法治建设顶层设计与地方法治评估、法治评估的一般功能与特殊功能、地方法治评估的无量纲化与不可公度性四大关系。S省法治评估起步较晚,具有自身特色,但也存在偏重工作考核、评估中立性不足、指标设置以及考核方式有待完善等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地方法治量化评估机制,需要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法治理论研究与评价指标设置的协调;二是地方法治评估的中立性;三是指标内容设置的合理性;四是定量与定性的有机结合。     

试论邓小平法治文明思想

邓小平法治文明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对社会主义法治文明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法治文明是法治建设与精神文明的结晶 ,法治的文明离不开文明的法治 ,新时期要大力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 ,推进依法治国 ,实现法治文明     

学习习近平关于全民普法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关于全民普法的重要论述是引领中国新时代普法工作开展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新时代全面开展普法工作、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建设法治中国而提出的科学理论.习近平关于全民普法的重要论述涵盖了普法与全民法治宣传教育、普法与提高社会主义法治意识、普法与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普法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习近平关于全民普法重要论述的时代意义在于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中国化开辟了新境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擘画了新蓝图,为当代世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贡献了理论成果.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是要挖掘多种实践哲学的思想元素,丰富自身的哲学内涵。实践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核心概念,具有多样化的思想维度。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并蕴含了“中介化”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它还具有道德的维度,同时体现了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实践概念蕴含了自身的世界观立场,实践世界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克服了物质世界观的绝对性和教条化,在肯定普遍的同时高度强调了“个别”的本体论意义,这对形成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自主性理论至关重要。实践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产生于普遍与具体之间的行动智慧,同时包含了智识、德性与能力等多重维度。关于法的实践哲学将引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理论设计与实践谋划。     

基层民众的法治尊崇状况研究

随着社会治理重心逐渐向基层下移,基层社会成为法治运行的重要场域。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已然成为当前法治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议题。基于余杭法治指数2007—2018年12年持续调查的数据可得出如下结论：基层民众法治尊崇状况的优化提升进路包括以司法权威重铸民众法治信任、以依法行政推进民众法治认同、以诚信文化唤起民众法治意识、以共治理念带动公民参与法治社会建设。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关联性

法律评价活动与法治文化的相互关系是法治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法治中国化理论需要区分中西方法治文化的不同理念和作用机制,并在法律评价活动中藉此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当下众多具有典型意义的司法案件揭示出,法治时代的法律评价活动必须反映法治文化的要求。法治文化是体现法治逻辑的法律文化。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法治建设现状的批判性反思,在司法实践中通过文化力的作用回应人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各项权利的诉求。法治文化是在法律评价活动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法律评价活动是法治文化的现实载体。中国传统文化有助于形成法治中国化理论并指导中国的法治实践,这是法律评价活动回归到中国特色法治文化的要求。     

论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必将迎来环境立法新的活跃期。提高环境立法质量是实现环境法治的前提,因此,环境立法的科学性研究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实现环境科学立法首先要克服已有环境立法的弊端,完成环境立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引导的转变。其次,环境立法要避免盲目移植国外立法即“移植立法”。最后,不能忽视立法需要花费的时间成本,要减少“突击立法”。环境立法的科学性意味着环境立法不再是以前被动的、填填补补的立法,而是一种主动的、有目的的、系统的、引导性的、具有适度超前性的立法。要克服已有立法的弊端,建立和强化环境科学立法,不仅要树立环境立法的时空观,注意环境立法的内部性协调和外部性协调,强化环境立法的协调观,还要重视环境立法技术。     

法治中国建设评价实践的源流、经验与展望

1997年之前的法治建设评价以目标责任制为形式,依附于政绩考核;1997年至2005年为法治建设评价的宏观设计阶段,立法后评估成为新的形式;以余杭法治指数的出台为标志;2005年之后法治建设评价进入全方位、地方实践的阶段。法治建设评价实践表明,法治中国建设评价宜采取体制性的路径,为“五位一体”的全方位评价,从服务于政绩评价走向独立的评价,从以内部法律责任为保障走向以政治责任为保障的评价。     

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客观性难题求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以实证研究方法为特色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之中,实证研究方法将成为法学研究的常规范式。一些学者对法学实证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求解实证研究的客观性难题可以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启发。韦伯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研究具有代表性,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到“价值无涉”。韦伯主张的客观性以价值关联为前提,以客观可能性为基础,以对理想类型的应用和超越为实现路径。在法学研究中,运用指向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必然性,这是由法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法学对法律的批判功能决定的。法学实证研究并不排斥主流的规范研究,两者应互相补充,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要实现客观性,需要兼顾证实与证伪,注重文献的积累、理解的逻辑以及实践。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目标是要在韦伯方法论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社会管理创新的行政法治之维

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是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而依法行政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政府奉行的一项基本准则。我国的依法行政原则从提出到实践时间虽然不久,但在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与此同时,依法行政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依法行政原则在行政立法与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从提高行政立法的公众参与程度、规范行政主体和行政执法人员的资格、促使行政权力公开运行以及加强行政监督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新时期下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者的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层面要求树立法治信仰，法治是实现自由、平等、公正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被社会大众所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是公民道德的重要体现。同时，以德治国的核心在于公民道德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道德建设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党的领导下，树立法治和德治的理念，处理好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新时期治国理念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