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凌示范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探讨

近年来,杨凌示范区依靠区位优势、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撑,培育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和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合作社规模小、重复性分散型经营;组织机构运行不规范;产、供、销体系不健全等,从而限制了合作社的进一步发展.为了促进杨凌示范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向规范化、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应当从完善合作社章程,建立规章制度,规范运作;进行合作社之间有效合并或重组,扩大规模,创建品牌;争取政府在融资、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加强农民合作社人才培养等方面进一步改革.     

中央政府干预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异化与博弈分析

随着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出现了异化现象,采用动态博弈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合作社负责人与中央政府三方的博弈过程,认为合作社异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与合作社负责人“合谋”的结果。研究认为,合作社的异化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在中央政府的强势干预下合作社负责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合谋”必将演变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三方博弈。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问题研究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机制在不同程度上出现偏差与失效,如民主决策机制难以贯彻,“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能人”决策代替民主决策,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等。这种状况危害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导致专业合作社的核心目标难以实现。治理出现问题的原因在于农村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条件、相关制度与专业合作社发展的要求还有差距。特别专业合作社社员的异质性是造成了合作社治理的失效主要原因。在完善治理机制策略上．要构建“能人治社”与民主管理相协调的运行机制,在不忽视社会激励作用的前提下．重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者的报酬激励,赋予管理人员一定的剩余索取权。专业合作社内部应建立审计制度．发挥党组织的监督作用．在外部应强化政府的监督指导力度和社会审计监督。     

中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制度安排

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中国得到了迅速发展,政府也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但总体上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仍然处于比较低的发展层次。本文首先简要地描述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整体发展现状,然后分析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生和发展的制约因素(土地细碎化、农民分化、合作社企业家匮乏、政府顾虑、农业经济发展路径独特、相关法律制度缺失、与其他组织的潜在矛盾等),接着逐一分析了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形式、决策机制、分配机制,说明在上述诸多制约因素的影响下,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与传统合作社的原则和形式不同的状态,至少在以浙江省为代表的沿海地区呈现出鲜明的如同“新一代合作社”那样的制度安排和发展趋势。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参与意愿

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内部信用合作是化解农村融资难,发展合作金融的有效途径。以陕西省礼泉县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参与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较小、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相对富裕、收入来源依赖于农业、今后贷款需求大的农民表现出较强的信用合作参与意愿;农民对合作社信用合作基本知识及政府支持政策的了解认知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参与信用合作的积极性。针对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积极开展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试点、建立健全信用合作基金管理制度、探索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与产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机制、加强合作社内部信用合作业务的监管和指导服务等对策建议。     

杨凌示范区农民专业合作社调研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它将分散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在小生产化的家庭经营与社会化大市场之间架起桥梁,切实保障了农民的经济利益。它还有效解决了土地流转之后土地包给谁、土地保增值和农民增收等问题。与其他地方相比,杨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以土地流转为先导、以产业规划为依托、以设施建设为重点、以政府资金为支撑、以帮农富农为宗旨、以涉农帮扶为创新的新型合作社模式。近年来杨凌的合作社发展迅速.形成了众多模式,并在不同阶段拥有不同职能,但也存在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发展乏力、发展保障体系亟待健全等问题,并结合实际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服务型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挑战及应对——以包容性增长理念为视阈

在"包容性增长"理念视阈下,服务型政府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目标追求和实施途径等方面都呈现高度契合性。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服务型政府面临把握政府规制尺度、提升合作社自活能力,破解农民参与困境、提高合作社组织程度等挑战。虽然各级政府应对挑战有不同的方法和具体措施,但在政府规制的目的、范围和原则方面应形成共识,政府要利用公共服务从让农民想参与合作社到可参与合作社,再到有能力参与合作社。在法制层面,政府要组织协调《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涉及的有关部门,在工商登记、财务管理、扶持政策、信息传输和科技服务等方面制定具体的配套法规和统一的管理办法,并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对上出台合作社基本法,提高立法层级,对下鼓励各省立法机关制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细则,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体系。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逻辑

股权安排与社会资本都是合作社治理的有效机制,两者之间既存在替代性也存在互补性关系,替代性激励着合作社寻求更低治理成本,获取更高治理收益,互补性意味着合作社整体性制度安排可以内在一致.合作社组建期,社员间的依赖性与协调性要求越高,其对社会资本治理的需求也就越大;合作社成长期,社员异质性增强、交易频率增加又会使合作社对股权安排的需求增加;合作社成熟期,社会资本和股权安排的动用将在不同适用对象上出现分化.两种治理机制的替代、互补与适用性匹配能够保障不同生命周期合作社治理的整体有效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盈利能力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

盈利能力不足是制约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重要因素。研究合作社禀赋要素如何影响合作社的盈利能力提升,是解析基层政府在合作社治理中的赋权逻辑与治理路径的重要议题,对完善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动农业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参与式发展理论研究框架,选取7个观察要素对50个典型合作社案例进行定性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合作社良好的盈利能力并非由某单一条件决定,而是多元复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成员参与水平和社员技能培训水平等内部要素的相互联动是提高合作社盈利能力的关键,而财政资金扶持等外部要素仅作为重要的辅助条件出现,并未跃居主导地位;从提升路径来看,外部政策资本驱动、内部人力资本推动、政社协同资源整合三重赋权增能路径能够促进合作社生产效率的提升与发展能力的强化,并以一种对外契合政府绩效、对内提升增收能力、内外协调整合资源的形式呈现出来。     

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探析

近年来,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呈现出数量不断增加、从事行业及服务内容多样化、规范化程度有所提高等特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素质,促进了农民收入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由于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社尚处于起步阶段,发展中依然存在着服务层次低、经营不稳定及扶持资金不足等问题,因此,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根据合作社的实际情况灵活处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坚持边发展、边规范的原则是甘肃省农民专业合作社今后发展的整体思路。     

农民专业合作社风险评价及差异性分析

从合作社面临的风险角度出发,根据相关理论和研究建立了合作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陕西省120家果蔬类合作社进行实证分析,并对不同类型合作社在风险水平上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陕西省果蔬类合作社总体上处于风险较大的状态,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市场风险、财务风险、人力资本风险、政策风险、决策风险、技术风险和自然风险;不同领办型合作社的风险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企业领办型合作社的风险相对较小,其次为能人、大户领办型合作社;样本合作社中社员数量与合作社风险大小成反比,即社员数量越多的合作社,其风险越小。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模式研究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时期。首先在新农村建设视角下,分析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发展的现实逻辑,然后对合作社发展的组织环境和异化现象进行探讨,通过比较分析世界各国合作社规范发展的各种模式,认为我国应选择偏向于政府推动型模式,最后从宣传教育、运行机制、政府扶持、农业信息和法律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外农业合作社发展模式探析

总结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四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归纳分成市场推动型和政府推动型两类.指出无论何种模式,政府在农业合作社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对政府在两类发展模式中的作用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其差异点包括与政府的关系不同、组织功能不同、不同层次的农业合作社之间的关系不同和在政府的具体支持方式上不同四方面,得出政府扶持合作社发展是改善单个农户市场弱势地位的有效手段和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合作组织、合作组织与农户的关系等主要结论.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特征及其优化

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呈现出以"信任链"与"信任圈"相结合的结构状态,具体表现为以人际信任为主的差序格局特征、"横向"场域结构特征和传递弹性与结构不稳定性特征。社员复杂的信任需求、所处的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程度的信任确认诱导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的形成、实施以及稳定性。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信任结构,必须大力加强合作社内部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建设、谨慎推进合作社横向与纵向发展、强化合作社内部信任核心。     

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行为研究

以业务领域所属产业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行为划分农业生产型、农产品加工制造型和农业服务型.从主要事务、合作目的、利润来源、成员联系纽带、合作社生产特征、成员联系程度、投资成本、利润率、技术要求、合作社人员要求、影响主体与范围和合作社主要任务等方面分析指出三类合作行为的区别,以便于合作社根据自身环境和条件选择合适的产业与合作行为,明确主次与侧重,抓住主要任务,更好更快发展.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进入市场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成为重要的农村市场主体。但在带领农户进入市场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外部环境不健全、合作社自身投入不足与管理不善等。总结了国外发达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验：政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合作社自身创新生产、打造合作社品牌等。提出了借鉴国外经验的做法：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依法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法权益,加强科研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技术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合作社自身要走向规模化生产、统购统销,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加大农产品销售人力资本的培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评价及绩效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合作社的发展现实,重新构建合作社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重点考量合作社服务农户、农业的能力与效率,应用因子分析法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验证,并测度样本合作社的绩效,依测度结果,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解析合作社内、外部制度安排对其绩效的影响,发现产权制度是影响绩效的根本原因。在中国合作社特殊的形成路径以及严重缺乏合作文化支撑的情况下,产权制度上是否构建了一套权、责、利明晰,对等与匹配的内在激励机制是保证中国合作社有绩效至绩效好的关键。此外,是否有健全的治理机构及相关制度安排、是否公开了财务及经营情况、理事长拥有社会资源的多与少、是否得到国家或金融部门的支持等对绩效均有显著影响。     

“社区嵌入”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

使用嵌入性理论,从资源禀赋和社区治理两个维度出发,基于产业类型、组织结构和利益联结以及社区治理、社区文化和社区信任路径,解释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形势下,依托社区资源实现产业振兴的内在逻辑,进而构建合作社“社区嵌入”的发展路径。运用上述分析框架分析贵州省麻江县蓝莓专业合作社的案例,发现当地社区的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直接决定了当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产业选择,据此形成的不同产业使合作社在产业结构的嵌入中也有别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同时,村庄治理形成的良好内部信任机制和村庄能人培育是合作社社区嵌入的重要内生动力。目前脱贫地区合作社发展尚未达到理想状态,未来更要重视合作社发展与当地资源禀赋条件和社区治理结构的嵌入性,依托禀赋定产业,培育能人促发展,同时适时开展联合发展,以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提质增效。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结构研究

治理结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高效运作的基础和保障。我国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扩张很快,但在内部治理结构上存在许多问题,致使合作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互补效应为合作社内部的摩擦效应所抵消,合作社的组织资源未得到充分发挥。为确保农民专业合作高效运作,在治理结构设计上要充分重视不同成员的能力差异与利益关系,区分两类决策类型并赋予不同的投票权,设立独立监事以加强合作社内部的监督与制衡。     

论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的基础和条件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新型的合作社，有利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降低制度成本，提升农业综合效益，保护农民利益。但是，农民专业合作社不可能在分散的小农生产基础上自发产生，而是需要一系列的条件。专业化的社区合作是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的基础，而专业化生产、合作者之间资源的异质性、合作社领导人的存在和政府的推动等因素，构成了专业合作社产生的基本条件。了解中国专业合作社产生的基础和条件，对有效地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避免盲目性具有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