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劳动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首先是一种用来说明商品经济中“劳动的社会关系及其表现形式”的理论 ,而不是专门的关于“交换价值或价格的量的决定的理论” ,也不是专门的“收入分配”的理论和“剥削理论”。在私有制商品生产条件下 ,人类劳动采取了“私人劳动”的形式 ;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和关系” ,采取了“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和价值关系”的形式。私有制商品经济中的“价值” ,就是人类劳动的这种“异化形式”。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仍然是适用的 ,但在具体应用上应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劳动价值论中所说的“价值规定的内容” ,是“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分配” ,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它应当更多地用来解决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价值论仍然是一元的 ;但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理论 ,则可能是多元的。应当允许和鼓励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 ,进行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理论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生产劳动理论是两个不同的理论。在“生产劳动一般”中 ,包括了“脑力劳动”和“一般管理职能”。在“使用价值”中包括了“服务”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多维度研究--以上海早期工人运动为例

在马克思主义与沪西青年工人运动结合过程中,逐渐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产物———“沪西魂”。“沪西魂”在经历马克思主义认知层面、信仰层面、践行层面的层层积淀,最终成为发动工人运动的灵魂支撑、更是成为了“五卅”精神的重要来源。认识和总结“沪西魂”形成的路径,有助于新时期在广大青年中开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青年,实现我党的长远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租赁制的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和发展

本文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租赁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阐述了租赁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一种经营形式,国有生产资料也可以租给联合劳动者去经营。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实行“租让制”和“租借制”,把马克思主义租赁制理论第一次运用到社会主义实践中,并大大地向前推进。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租赁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种新的经营方式,正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实行,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租赁制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中的两座历史丰碑

“三个有利于”和“三个代表”都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之上 ,都是围绕“生产力”、“社会全面发展与全面进步”、“人民利益”等根本内容展开 ,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论成果 ,都研究和解决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中的两座历史丰碑。     

从总体性哲学到和谐社会——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总体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和改造中形成的,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包括个体的总体性、社会的总体性和历史的总体性三个理论层面。这三个理论层面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以人的全面发展、构建“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和谐社会作为其实现目标。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为理论指导,并根据这一哲学精神去设计行动方案。     

浅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和运用

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将其运用于实践,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引中国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这一问题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运用邓小平理论,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     

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经济风险及制度应对

在人工智能发展初期,经济系统已经出现了市场风险增大的现象。随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开始大量增加、数字劳工与数据垄断也开始出现。这些现象都表明,在未来人工智能发展中,财富分配结构的恶化、社会供需结构的失衡可能成为经济体系中的主要风险。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生成上述经济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工智能的出现导致了生产力内部矛盾的激化。所以,防范人工智能发展中的经济风险必须从反映生产关系的生产、分配、流通等环节入手,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缓解生产力内部矛盾。在法律制度层面要实现要素市场的发展、分配机制的合理化、市场监管机制的优化以及金融供给侧的改革,从而达到防范风险、协同科技创新的效果。     

毛泽东《实践论》在新时代的价值诠释

毛泽东的《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实践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错误,为中国共产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深入发掘《实践论》的理论价值,有助于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有助于全面认识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和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有助于深刻领会坚持“四个伟大”实践的新要求,有助于贯彻落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任务新方略,对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长期性——学习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论述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之一,它的产生、发展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是完全一致的,全面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马克思最早在《共产党宣言》中论及社会主义民主。在马克思主义这个纲领性文献里,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运用他们创立的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进程,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     

论生产固定基金范畴

生产固定基金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它的发展状况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们认识自然、驾驭自然的水平。因而它在提高国家科学技术现代化水平、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生产固定基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应当如何理解,这在我国学术界尚缺乏比较系统的阐述。一些有关的论著在提到什么是“固定基金”时,一般只限于列举一些固定基金的项目,而不大注意实质性的论述。经济范畴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     

我国人工智能刑法的行政前置性立法探析

人工智能法学研究应当谨防“学术泡沫”,人工智能刑事法治建设应当立足我国本土实践的真问题，重点关注真正能够对我国刑法产生挑战的人工智能危害行为。新型人工智能犯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初期，人工智能刑法应当塑造行政前置性立法方法，具体包括“前置行政不法”和“前置行政程序”两类立法模式。其中，“行政性”是指人工智能行为等构成要件在静态规范层面中的不法行政评价和动态行政程序执行中的过程性、经历性行政评价，而“前置性”是指行政性评价前置于人工智能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认定。相较于信息网络犯罪和计算机系统犯罪的立法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危害的实践特质在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性和算法技术对人类活动时空的延伸性。因而，行政前置性立法特质要在人工智能刑法体系中得以体现，就需要立法者尤为注重全面性和双重性规则。行政前置性立法有助于保障刑事归责的专业性，重点聚焦人工智能的技术特质挑战，实现不同算法技术危害行为的等级评价。在具体设计行政前置性立法规则时，立法者需要将规则特质运用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以及人工智能产品的测试、生产、销售和使用等阶段。具体而言，第一，对于行政不法前置性立法，刑法应当重点评价人工...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探析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在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基础上建立的,他将技术作为决定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力量,试图预测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是一个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连接起来的新的社会形态。通过对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探析和批判,既有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有益于理解、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动态。     

论生产固定基金范畴

生产固定基金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它的发展状况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人们认识自然、驾驭自然的水平。因而它在提高国家科学技术现代化水平、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生产固定基金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应当如何理解,这在我国学术界尚缺乏比较系统的阐述。一些有关的论著在提到什么是“固定基金”时,一般只限于列举一些固定基金的项目,而不大注意实质性的论述。经济范畴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作为经济范畴的生产固定基金应当反映出它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它特定社会的经济条件,并且还要说明它的价值流通所具有的特点。我们仅就下列四个方面提出我们对于“生产固定基金”这个范畴的理解。(一)生产固定基金是特定的社会经济范畴;(二)生产固定基金是劳动手段的经济形式;(三)生产固定基金是在生产阶段发生机能的劳动手段;(四)生产固定基金是其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     

论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归根到底是由于这一伟大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形成了一个新的科学体系。围绕着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研究对象,按照历史和逻辑的顺序,邓小平理论体分包括五个层次内涵：（1）基石理论,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2）基本规律理论,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论;（3）分支理论,即基石理论和基本规律理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个层面的展开,（4）基本范畴理论;（5）世界观与方法论。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关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具有重要的基石意义。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放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层面上加以深入考察,有助于更加深造地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的离场、在场与未来发展 ——对《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的解读

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离场”,源于后现代主义确证自身合法性之所需,亦为当代西方社会现实政治发展使然,“过时论”、“无效论”等帽子成为扣在马克思主义头上并迫使其“离场”的理论依据。资本逻辑的稳定性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本主义顽疾的不断自我复制,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指证为历史现象的方法论表明,“历史终结论”不过是反马克思主义者向全球散布的意识形态迷雾。全球化大潮中的当代中国应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自觉自信,在理论上创造性地阐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论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内涵

“马克思主义东方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东方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东方落后国家或民族的革命、建设的实际问题,形成适合东方各国实际情况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赋予其东方区域的特色,使之成为东方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文章重点从革命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理论与实践以及社会主义改革中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理论与实践四个方面论述马克思主义东方化的发展历程及基本内涵。马克思主义东方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东方区域的运用和发展,又是其运用与发展的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论,具有较为重要的时代意义与学术价值。     

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

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邢瑞煜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下简称邓小平“特色论”）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性，又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它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运用和发展，...     

和谐核心价值观的创新及其践行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作为国家层面核心价值观的和谐是我国“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目标的高度概括,它与和谐社会中的和谐或社会和谐中的和谐虽然有联系,但它们不是同一个概念。如果把它视为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那么,就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谐核心价值观反映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我国传统“天人合一”价值观精华的继承与超越,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本质特征。和谐作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目标,面临着为发展经济而破坏生态环境的挑战,为此需要确立绿色发展理念和建立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和谐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价值目标,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的挑战,为此需要在政策上真正落实共享发展的理念;和谐作为公民个人身心健康发展的价值目标,面临着人性异化的挑战,为此需要确立正确的世界观和合理的价值观。     

“南方谈话”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生深刻变化,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南方谈话”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联系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社会发展动力论、唯物辩证法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论的运用和发展,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命题,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设了重要理论基础,有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论“以人为本”执政价值理念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的时代精神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以人为本”作为新时期执政价值理念,其实质就是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统一起来,更有实效性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实质所在。“以人为本”执政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人学观”哲学思想的又一次深度理解、运用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