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与吴地人文

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安派的主将袁宏道任吴县令,万历二十五年,再历游吴越.作为一种较成熟的文化类型,吴地人文相当程度上改变着袁宏道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学观点,为重塑其文化人格和审美品格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在批判接受吴地人文的基础上,袁宏道形成纵情适意的文化品格和"独抒性灵"的诗歌观点.袁宏道与吴地文士在"性理"和诗歌创新观念两方面的冲突分歧,则代表着万历中期革新诗人与吴地文士在学术思想和诗歌创作理论上的分野.     

朝鲜文人论袁宏道

明代后期公安派主将袁宏道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文还很快传到了朝鲜,对朝鲜文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朝鲜文人各抒己见,以各种方式对其诗文、理论及其人品展开了褒贬不一的批评。有人认为其诗文理论俱佳,可比苏轼,为艺苑之豪杰;有人则认为其诗文俱无可称,是文坛流弊之源头,对中国和朝鲜的创作都有不良影响。这些批评都有一定道理,是对中国袁宏道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袁宏道文学思想再认识

明中叶以后 ,以公安三袁为主力的公安派高举“性灵”大旗 ,开创了与“复古”论调大相径庭的一代风气 ,影响甚大。而公安三袁中尤以袁宏道为重 ,袁宏道的文学思想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识时通变的文学发展观 ;二、“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 ;三、“本色轻淡”的艺术趣味。     

公安派文学革新与民间文学

公安派是晚明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袁氏三兄弟,即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其中以袁宏道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他们从事文学活动时期,正值复古主义充斥整个文坛。针对时弊,袁宏道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中郎     

佛学与袁宏道的诗歌创作

袁宏道是晚明文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居士。佛学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其诗文风格及文学观念的改变。袁宏道诗歌可以弥补和印证文中论述佛理之不足。其性命双修而以性为本、随缘方便、任运自适的佛学观念在诗歌中都得到了印证。论佛不礼佛的特征在诗歌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佛学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朴质自然的语言风格、空灵的意境及山林化的题材诸方面，这种影响在后期更为明显。     

晚明公安派文学思想探微

晚明诗文领域,以公安三袁为首的公安派声势最为浩大,而其中又以袁宏道声誉最隆,成就及贡献最大。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动宏道》说：“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何为“中郎之论”？“弟小修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有时情与景会,顷刻千言,如水东注,令人夺魄。其间有佳处,亦有疵处,佳处自不必言,即疵处亦多本色独造语。”（袁宏道《小修诗叙》）后人因此称公安派的文学思想为“性灵说”,并以“独抒性灵,不…     

但抒性灵 不废格套──袁中道诗文理论综述

袁中道是公安派衰微期的理论代表，他一方面在维护袁宏道的同时，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纠公安派末流之偏，最后便向封建正统文学妥协，他在坚持“真”的前提下，从诗文的“露”、“俗”返归“中行”。他树三唐之诗为典范，认为诗文创作“穷而必变，亦其势然”，其变化规律是“性情”与“法律”二者相互为用。     

袁宏道文学思想中的辩证因素

袁宏道是公安派的主将,在摧廓七子复古主义的长期统治中卓著功绩。钱谦益说:“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文长、义仍,崭然有异,沉痼滋蔓,未克芟薙。……中郎之论山,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袁宏道归心净土缘由探析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湖北公安人，明神宗万历二十年进士。袁宏道早年闻名乡里，后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共创“公安派”文学，在文坛上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而独树一帜。袁宏道也是晚明著名文人居士，他前期以习禅为主，此时的佛学思想属焦兹、李贽将禅学与儒学和合为一的“狂禅”一系。然而袁宏道的佛学思想并非一个凝固不变的形态，他走出了一条从纵情适欲的狂禅到念佛往生归心净土的佛学进路，恰恰契合了晚明诸宗归净、摄禅归净的时代潮流，在晚明士大夫中极具代表性。笔者拟从内在动力、外在诱因和理论依据三个方面阐释袁宏道由禅入净的原因，并力图以此为典型个案，结合晚明社会思潮和学术背景，对当时佛学界的整体状况进行以斑窥豹式的扫描。     

袁宏道诗文编年补正

文章通过袁宏道诗文的排比对勘,对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任访秋《袁中郎研究·年谱》中部分诗文的编年进行了纠误补阙,对袁宏道“客吴”,游庐山,游玉泉山、太和山,主试秦中的时空进行了更为具体准确的定位。     

袁宏道与袁枚的“性灵”之异

袁宏道与袁枚同倡“性灵”，实有分歧。袁宏道从人之本性上理解性灵，进而形成其自适之性灵；袁枚从性情与灵机上阐释性灵，进而形成其才性之性灵。二袁的性灵之异，与多种因素都有密切关系。     

论江盈科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及其地位

本文通过对公安派酝酿准备、开宗立派、调整发展、矫弊救衰等四个时期的考察,一反过去以三袁兄弟为公安派领袖的传统看法,认为在公安派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江盈科实际上是作为这个革新派的副将而与主将袁宏道并称为“袁、江二公”;他的功绩与影响,仅次于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员之上。尽管袁中道在袁宏道逝世后曾作为公安派后期的主将而矫弊救衰,但江盈科在生前乃至死后一段时间内的影响都在袁中道之上。     

焦竑与公安三袁关系考论

焦竑是明代著名学者、思想家、文章家、藏书家。他对公安三袁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三袁接受心学的来源渠道之一。袁宏道视其为师,并且,他的文学发展观、“性灵说”影响了袁宏道的文学观。同时,他和公安派重要成员陶望龄、黄辉友善,他们之间有一段为时不短的“谈道、论学”的交往。梳理辨析他们之间的交往,有助于对公安三袁接受心学的途径、影响程度、文学观的形成过程、明代文学思想的嬗变等诸多问题的深入研究。     

袁宏道后期诗文理论述评

万历28年袁宏道退居柳浪湖后,其诗文理论与前期相较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本文通过对比袁宏道前后期关于“真”的内涵的界定、审美追求、创作实践等三个方面的变化,大体勾勒了其后期诗文理论的轮廓。     

陆机创作心理管窥

陆机入洛仕晋后人格境遇和心态的复杂性深深制约着他的创作,具体表现为:一、强烈的个体功名意识造成了他在摹拟中求新变和以繁缛逞才的创作心理;二、出身江东大族的家世自豪感使他在创作中充满了强烈的颂祖意识、家族亲情和文化意识中的东吴情结;三、亡国之臣游宦异乡的忧患惧祸心理导致了他创作中多悲情而少刚气的审美取向。     

文学考据的范式之作——读何宗美《袁宏道诗文系年考订》

对公安派文学活动和"三袁"文学交游情况的研究,历来多有不定之处,钱伯诚曾指出,明代崇祯二年武林佩兰居<新刻钟伯敬增定袁中郎全集>40卷本"其诗文先后编排次序极为棼乱",故其殚精竭虑撰成<袁宏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实有开创之功.而其中疏漏,又有李健章<袁宏道集笺校志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加以专门考辨.但长期以来对袁宏道年谱、诗文系年、传记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并非一两本专著就能解决的.     

袁宏道:性灵的张扬与消歇--兼论晚明学术思想的变迁

袁宏道"独抒性灵"的文学主张,实际上是对写作主体个性的要求.袁宏道性灵的张扬与消歇,与其禅学思想和生命情怀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晚明学术发展史上具有路向的意义.     

袁宏道性灵说研究——兼与李贽比较

袁宏道深受阳明心学和李贽童心说的影响，认为性灵是构成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要因素，真则是使人的性灵外化为文艺作品的特定形式，质又是表现真的特定方式。李贽的理论具备了作家论的基本框架，袁宏道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作家论，整理出了与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结构——生产、流通、消费——相适应的作家、作品、读者的文艺运作结构，为其后的文艺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闲适与物观:袁宏道的审美人生观

晚明文学家袁宏道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概括讲是两大主张,一是“独抒性灵”,一是“闲适人生”.前者是一文学主张,后者是一人生态度.本文在中国文人精神的历史沿革中解析袁宏道的“闲适人生”,指出其意义有二：一则是沿袭了发源自庄子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以闲求适”、“以无所可用为用”的消极隐逸精神;二则是在晚明张扬自我、肯定感性的世俗文化背景上,开辟了物我直观交融的感性审美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