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组织嵌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理论契合、路径选择与改革方向

乡村人居环境治理是农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的客观要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国家顶层提出基层组织作为基本单位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结构。研究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优势、治理嵌入以及制度安排方面阐述基层组织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理论契合,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梳理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及其路径选择,提出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未来的改革方向,为基层组织有效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农村产权改革制度安排、社会联结与乡村振兴——基于山东省东平县的实证研究

以山东省东平县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农村产权改革的具体现状及农村产权改革制度安排与社会联结和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并将社会联结划分为利益联结与组织联结两个维度。研究发现:农村产权改革制度安排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产权制度基础,即农村产权改革的制度安排越合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产权制度基础就会越牢固;社会联结在农村产权改革的制度安排与乡村振兴二者的正向关系中起着中介调节作用,即农村产权改革的制度安排越合理,利益联结程度就越强,组织联结效度就越高,乡村振兴的基础就越稳。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耦合与实践进路

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的重要战略要求和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赋予了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新的时代内涵。在中国式现代化重要视域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内在耦合性,即两大战略推进实施进程中的价值目标、实践主体和实践内容彼此契合。基于两大战略举措的内在耦合性,把握“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要坚持党政协同发力、合力攻坚,要深化新发展阶段农村制度体系改革,要统筹兼顾、科学推进“五大振兴”、坚持物质与精神“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主体积极性、创造性,从而全面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乡村振兴视域下陶行知乡村幼儿教育思想的当代启示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持久的复杂系统工程,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农村幼儿教育先行。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农村幼儿教育发展,但因多种因素制约,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急需解决关键问题,突破诸多困境。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已独到地认识到我国乡村幼儿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在实验和探索中形成了著名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这一思想与乡村振兴战略中优先发展农村教育的思想高度契合。乡村振兴视域下回顾陶行知的乡村幼儿教育思想,对于当前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极强的现实启示。     

乡村振兴进程中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生态环境往往不能与之相协调，以至出现土壤污染、水资源污染、生活垃圾污染等日趋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生态振兴、做到生态宜居是重中之重，因为它事关中国发展全局，特别是事关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农村创新发展和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对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挑战、乡村振兴进程中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现状以及乡村振兴进程中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它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环节。     

协同共治:乡村振兴中的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

乡村振兴是政府与市场等外部力量主动介入以弥补农村资源短缺、人才阙如等发展困境的战略安排,但农村社会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外界影响,而是要主动回应外界因素。为此,乡村振兴的实施是“由外而内”和“由内而外”双向发力的过程。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与农村社会三者的职能设置是否合理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落地,其中政府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保障,市场是引导城乡资源合理流动的决定因素,农村社会是乡村振兴的原动力。在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政府、市场和农村社会的职能需要相机调适,发挥各自优势又互为补充,实现三者的协同共治。     

中国农村就地城镇化的三维向度:战略意义、意愿分析与路径选择

就地城镇化是不同于异地城镇化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一种重要模式,是实现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在推行农村就地城镇化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选择,积极探寻影响农民就地城镇化意愿的乡土情结、社会保障、城镇谋生能力、公共设施、居住环境、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因素,需要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障碍,推进制度变革;塑造新型职业农民,解决农民就近就业难题;广泛开辟资金渠道,营造乡村生态宜居环境;优化乡村产业布局,形成特色小镇,才能最终实现农民"人的城镇化"。     

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基于浙中X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城乡之间资本、人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不断加剧，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契机。回归乡贤作为逆城镇化中的重要力量，具备城市与乡村双重社会经历，是城乡社会有机循环目标实现的重要纽带。其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人口红利，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会重整农村社会劳力外流后的空心结构、调节"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非对称关系格局，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实现。文章选取典型案例，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乡村振兴现实出发，按照"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构建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逆城镇化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机联系起来、乡贤回归如何影响乡村振兴、乡贤回归在乡村振兴中作用效应的问题。根据对乡村振兴样态的具体考察，系统说明浙江省X村由城回乡的新乡贤H所带来的要素融合与城乡关系重塑、思维转换与村落价值激活、秩序回归与治理有效实现综合效应。从发展基础、循环条件、作用手段出发，分析乡贤回归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得出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内在逻辑。其中，回归乡贤的资本富集优势、现代理念凸显构成行动资源的供给基础，社会联结紧密、德治效应明显是乡土逻辑助力的集中体现，创新治理技术、公共理性建构是对乡村伦理基础的再建。可见，城乡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回归乡贤对农村社会的建构力不可忽视，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实践先导。本文认为，城乡必须是双向流通的，城乡关系必须是对等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必须是具备现实可行性的。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抓住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新机遇，构建行之有效的城乡融合体系。乡贤回归这一重要形式，有力回答了逆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一致性的疑问，也为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形式、乡村有效治理基础以及完善乡村振兴制度框架提供科学依据。     

农地流转中农民土地权益保障的问题和对策

农地流转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农地制度的创新形式,但在农地流转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受到侵害,实际权益缺失成为了实现乡村振兴的绊脚石,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和重要环节。强化政府职能、完善法律制度、加大国家对农村金融财政的支持力度、改革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土地流转的中介服务组织机构、健全信息平台、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等措施可以有序推进土地流转,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时代农村生态治理：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新时代农村生态治理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议题,然而,农村生态治理在价值理念、行为主体、技术支撑、生态产业和制度体系等方面存在系统困境。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突破困境,从以绿色理念引领农村生态治理,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农村生态治理体系,加强生态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加快农村生态产业发展,健全农村生态治理制度体系五个维度实现农村生态治理理念、主体、技术、产业和制度的生态化转型,提高农村生态治理能力,尽早实现乡村全方位振兴。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文化治理视角下的乡村文化振兴:价值耦合与体系建构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新指针和整体性治理的新方略,而乡村文化振兴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之义。在文化治理视角下阐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多重价值目标耦合,发现乡村文化产业振兴与产业兴旺目标耦合、乡村伦理文化复兴与乡风文明目标耦合、乡村自治文化重建与治理有效目标耦合、乡村农耕文化复兴与生态文明目标耦合。进而提出,应通过优化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善乡村农耕文化传承体系,建构乡村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乡村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加快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文化推力和精神动力。     

农村创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模式选择及其实现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三农”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中涌现出了合作社领办型、创业平台助推型、美丽乡村引领型、龙头企业带动型、乡贤返乡兴业型等五种助推乡村振兴的典型农村创业模式,各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征和结构要素,政策要素、平台要素、产业培育要素、资金要素和人才要素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了农村创业的形成过程及其成效,进而推动了当地乡村振兴的实现。从乡村振兴战略视角,充分考虑农村创业情境、经验和形成机制,才能制定出与时俱进的“三农”政策体系。     

地方特色文化融入乡村振兴战略探析

党的十九大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乡村振兴和文化建设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围绕地方特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辩证关系、耦合机制展开研究,符合乡村振兴、文化发展的时代趋势和客观规律,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运用历史和理论相统一的逻辑,可以引申、推导出乡村振兴的文化向度以及地方特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对应性。地方特色文化之所以能助推乡村振兴,在于乡村振兴的文化向度和两者间的多重价值契合。在推动地方特色文化传承发展及其嵌入、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需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的系统性、整体性,牢固树立乡村大文化观、全面振兴观,构建系统完善的文化开发嵌入机制和体系,最终优化乡村振兴效能。     

电商产业与农村社区的融合发展

电商产业与农村社区的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议题。研究发现，电商产业的低准入门槛、产业体系拓展、信息生产和共享机制分别与农村社区的人力资本、社会关系网络、市场机会相互结合，孕育出电商产业与村庄社区交织互动中的发展动力机制。但电商产业在农村社区的嵌入性发展，面临村庄产业环境滞后而导致的资源利益竞争与流失困境，以及生产主义扩张与村庄社会秩序的均衡难题。农村电商产业发展应坚持乡村本位，通过市场主体合作、政策制度供给、基层组织建设来形成产业集聚、基层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平台，以推动新兴经济产业与农村社区的融合发展，助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转型。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应厘清五大问题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效缓解了中国“三农问题”,缩小了城乡差距,但由于部分地区的乡村振兴实践缺乏顶层设计,加上对乡村振兴的条件、对象、目标、动力缺乏清醒认识,导致这些地区的乡村振兴实践对象失准,目标错位,动力不足,政策缺乏系统性,规划滞后,造成乡村振兴资源的严重浪费与低效利用,效果不佳。只有进一步厘清乡村振兴的条件、对象、目标与动力,做好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超前规划,循序渐进地推进,才能为乡村振兴创造良好的内外部条件,提高乡村振兴的瞄准精度,因地因时制宜地选择合适的乡村振兴目标,夯实乡村振兴的动力基础,顺利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中国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与对策

在中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本文主张中国应建立全民基本保障与城乡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商业保险与慈善事业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并提出了这一体系的发展思路、推进策略和相关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全社会对乡村旅游投资越来越多。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富裕。以浙江省为例,选取2014-2018年569个连续样本村的面板数据,在考虑资源禀赋、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条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基础上,研究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济效益的影响。首先,通过LM检验、F检验、Hausman检验判别面板数据模型类型;其次,运用Stata13.0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旅游投资对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旅游投资每增加1%,乡村旅游经营总收入就提高0.24%。政府旅游投资对提高乡村经济效益起到重要作用。最后,针对提升乡村旅游投资效益提出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下中国农村金融立法的完善

乡村振兴战略是贯穿于中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局的系统性工程,完善农村金融相关法律有助于更好地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的金融需求。完善政策性金融立法应当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明确农村政策性金融机构职能,深化政策性金融与财政支农的资金整合,促进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商业金融立法应当以服务"三农"为根本,法定农村商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对农村土地和资产上市作出法律回应,着力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合作金融立法应当以普惠金融为理念,盘活民间金融资源,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开展业务进行统一监管,重点防控金融风险。农村金融法律的完善应当注重整体统筹,促进立法取向的协调稳定,为金融支农、服务乡村振兴提供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及协同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已经成为国家顶层设计和理论关注的重点主题。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包含部分和整体维度、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及功能和价值维度的统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实践误区体现在政策制定中的偏向化和分散化、政策执行中的非连续性和强制性以及政策目标设置中的非均衡性和人本性缺失。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的"最优解"必须从政策制定协同、执行协同和目标协同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路径推进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