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的学术个性:自我介入式研究——以《周作人传》为例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是对周作人进行全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钱理群自身学术研究个性的重要体现。其不仅为读者呈现了周作人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还呈现了另一个激情燃烧者的形象,即传记作者钱理群。钱氏《周作人传》强烈体现了传记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凸显了钱理群自我介入式研究的学术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鲁迅为底色和对传主心灵史的关注。     

甲申周作人的家国书写

"守住中国人的立场"既是民族国家立场的表达,也是沦陷区知识分子应守的道德底线,对周作人而言并非故作装潢的门面话。周作人的"中国"之声和"精神"追求表达了尊严的诉求和独立的姿态,无形中抵制了侵略主义者的文化殖民霸权。即便在他最自我不过的美文中也不难找出民族国家的剪影,不难寻觅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合影。与民族国家情结相比,闲适至多是一种调节,一种文化的平衡,彰显了现代性的喧哗与骚动。周作人的文章多被误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谐谑讽刺手法的运用,言近旨远的譬喻和"夹行中的意义"的审美诉求。对沦陷区的战时环境而言,周作人"人的建设"工程意义重大。翻译行为本身也成了周作人的有意批判和间接抗议。     

论周作人以文化为中心之日本研究的特点

通过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大量有关日本研究的文章,分析周作人对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日本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思考,日本文化是一种与中国文化有密切渊源关系和独立的民族文化,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中国文化,日本与中国具有文化上的平等地位,这个认识在周作人是明确不疑的。这是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观,而这个日本文化观正是他的整个世界文化观的一个投影。“周作人强调在尊重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这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一个基本思想。正是在这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的支配下,他坚持自己的日本研究的提倡,并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

周作人撰写的作品中使用了许多民俗学和民族文学的关键词语,如民歌、民俗学、童话等,这些外来的关键话语反映了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学习森鸥外、柳田国男等人的著作而受德国近代民俗学、人类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周作人对民俗学、人类学的重视是因受到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的思想影响。赫尔德对民歌的研究实际上由周作人接受并在中国语境中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同时,周作人撰述中所使用的民族与国民性话语的历史上下文及其与德国近代思想史上赫尔德文化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闲适派散文的个人笔调与现代散文的文体自觉

散文写作是主体最大限度地扬弃共性化的东西向个性化的自我复归,是尽可能地遏制了某种社会性的投射之后对自己私人经验的挖掘、寻觅和占有,是现实化人生向审美化人生的一种过渡。周作人的散文,看似闲适散淡,其“个人主体”始终是话语的中心。周作人散文对“现代性”的运作方式,使日常生活琐事导向一种对“意义”的追寻。周作人强调散文的个人性或私人性,其实是散文家特有的主体性张扬,表现了他强烈的文体自觉     

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

黄裳对研究者将其创作归入"周作人传统"很不认同,但作为学者型的散文作家,他的很多作品在写作上正是延续了周作人散文的"苦茶庵法脉",其对创作的自我表述也和周作人如出一辙。而黄裳之所以否认自己与周作人的联系,一方面因为其创作并非全部属于"周作人传统"或"苦茶庵法脉"这一范围,另一方面也因为感情上对周作人的拒斥。     

试比较鲁迅与周作人作品中的乡土性

周氏兄弟的一些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对绍兴风物、风俗的描写，对故土的怀恋，对家乡人民的关切。但表现不尽相同，而是各有特色。鲁迅的故乡景物描写是“点染性”的，而周作人则主要是“全染性”的，具有“深浓”的特点，且又冲淡自然；周作人虽对故乡有一定的怀恋与情感，但没有象鲁迅那样热烈，往往只记叙个人情趣，抒发自我性灵；鲁迅对家乡农民命运与前途的描写与探索，自然要比周作人深刻。在周作人的灵魂里，潜伏着“绅士”与“流氓”两种不同的“鬼”．     

周作人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对古文学的调查与整理阑入了中国现代散文建设的规划和设计,其动因源自周作人早年留学所处的革命环境,及“五四”时期形成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新生运动影响了尚处于被引领和启蒙状态中的周作人,并充分体现在后来他所厘定的言志派谱系中。对韩愈、试贴诗、八股文和桐城派的批判是周作人建构现代散文诗学的重要一环。战时的周作人提出两大改革与三盏灯火,源于对道学派的反驳。周作人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现代性体验,道德、智识、个性、趣味等是具体表现。周作人从思想到艺术的一系列实践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生态,包括美文、近代散文、杂文等散文理论的倡导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甚至培育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产生了当代反响。     

“牛教授遇刺”与“周作人遇刺”——从《四世同堂》看“周作人落水事件”

老舍的小说《四世同堂》中的牛教授遇刺事件在人物性格、遇刺原因、过程和凶手揣测等方面可以看作是对20世纪30年代末周作人遇刺事件的折射与艺术再现,这一情节寄予了老舍在周作人落水这一事件上民族与个人情感的艺术批判。     

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鲁迅与周作人对传统文人精神的承传虽有相同之处，但又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前者在继承合理因子的基础上，并加以革命性的改造，从而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与战士，后者则继承了消极因子，并滑入虚无、消极以至成为民族罪人。本文从精神文化遗传与变异的角度，侧重从鲁迅、周作人的成长历程，尤其是从对其作品的剖析，揭示其内在机制和轨迹。     

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建构——周作人的美论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民族国家和人生关怀的倾向性相谐和,他对美的论述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在写给他人的序、跋等作品中强调了文章之美,在杂文等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美的生活”,在翻译等作品中又阐释了希腊神话之美。周作人承认美文的两大传统,但对英国源流却不置重,对难懂辩护的背后体现了周作人基于新文学生态的审美构想;周作人明确提出“美的生活”的主张是在《〈语丝〉发刊词》的宣言中,与大哥鲁迅的绝交是他“生活”转向的集中呈现,周作人是在人的意义上为“生活”呼吁;希腊神话之所以美,在周作人看来,可分别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个角度来理解,对他而言,希腊神话之美不仅是客观属性,更是价值判断。     

农民·会议·政治——周立波书写的农村世界再解读

周立波在其农村题材小说中不断地书写农民,并试图让笔下农民与时代生活和政治密切钩连。他刻划农民形象,描画农民会议,表述农民政治心理,目的就是要刻划具有时代感的农民,从而建构具有现代政治意识与觉悟的农村世界。即建立农民群像、农民精神与生活、农民政治构筑的农村共同体。虽然周立波是深入民间较深的作家,但不变的左翼之态无形的制约了他对农民个性的深度开掘,且凸显地政治热情无意间挫钝了他表达农村生活美的锋芒。本文再解读作品中的农民、会议、政治心理,就是从周立波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找寻当下农村题材小说深掘的必要与可能。     

伦理学视阈中的鲁迅现代生命哲学

“贵生”是现代伦理学善待自己的根本原则。鲁迅认同“贵生”的伦理原则,但将个体生命与民族种群及人类整体的发展优化结合起来思考,体现出一种超越的现代理性。一是认同“贵生利己”的价值观,即基于生命质量与民族整体素质关系的考虑,关注人的欲望释放、身心健康与遗传基因对后代的影响,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二是反对违背道德的“伤生害己”,视“舆论强制”和虚伪鼓吹“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三是从有利于更大多数人的利益以及个体生命价值自我实现的目的出发,认同“伤生利人”,主张自我牺牲。鲁迅的生命哲学在顺应“贵生”普遍伦理原则的基础上,极大地延展和深化了它的内在意蕴,给后人以深刻启示。     

中原文化与周亮工文艺观

周亮工仕清与其一贯追求的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和人生目标是一致的,其中孙承泽对他的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周亮工长期生活在中原,中原理学的濡染形成了他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想观,其文学、书画理论及创作体现了中原文化兼容并包、经世致用的特点。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对华学生预备教育的殖民化转向

近代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二战结束前中国留日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重要机构之一。该校初为松本龟次郎私人所立,但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日益膨胀,日本当局通过经费投入、人事调整等直接和间接手段将该校操控于手中,并通过专业设置和校外活动等对中国留日生实施殖民教育,企图将其培养成“大东亚建设”的协助者,致使该校逐步沦为日本培植“以华制华”亲日分子的重要基地。深究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对中国留日生预备教育发生殖民化转向的实情,可明晰近代日本民间教育机构被纳入政府事业运行轨道的历史宿命之所以然,亦能得出留学教育要遵循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宗旨、对外教育交流需警惕国际非正常因素等结论。     

论周作人《老虎桥杂诗》——从白话诗到杂诗之路

1934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由林语堂在《人间世》杂志上发表之后,受到上海左翼作家的指责。之后,一直没有作打油诗。1940年,他却重新开始写打油诗,应该说实在是出于不得已。1945年日本投降,周作人被判为"汉奸",进南京老虎桥监狱,感到"假如用散文或白话诗,便不能说得那么好,或者简直没法子说",把打油诗易名为"杂诗",开始大量地写杂诗了。探讨周作人对杂诗持有如何意识与看法,从而进一步探讨杂诗的两种形式(七言绝句与五言古诗)之间的差异。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论后稷形象的文化意蕴

后稷作为周人始祖形象的出现 ,不仅本身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而且在这一形象的衍变中 ,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 ,呈现出了不同时代的文化意蕴。后稷这一形象对于当年教稼园所在地 ,今天的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来说 ,无疑具有了新的时代文化气息。     

徐渭养生生活初探

养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历来被士人阶层所推崇。中国古代士人的养生生活实际是儒、医、道、佛四者相结合的混合体,四者相互结合、融会贯通。抒写真我,期于自得,不为人事所累,是以徐渭为代表的明代士人的终极追求。徐渭养生生活,与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仕途阻塞、士人群体的失意与困惑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