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修炼”:彭国翔的儒家功夫论研究

当代中国哲学界出现了“哲学的功夫转向”,“功夫论”很好地概括了儒家对修炼、践行和生活方式的关注。彭国翔抓住“身心修炼”这一核心问题意识，对儒家传统功夫论进行系统研究，构建了“理想人格—具体功法—特点价值”的整体研究框架，在与西方古代哲学基调、释道两家功夫论的比较中突出儒家传统功夫论的存在合法性。在文献方面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应用，并善于通过数据分析使其研究的实证色彩得以增强。儒家传统功夫论研究将在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由“哲学的功夫转向”走向“功夫的哲学转向”。     

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转变之回顾与反思

对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历程做一梳理,可以客观地再现新儒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待传统哲学研究的不同立场与方法,以及他们共同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转变的发展过程。鉴于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对学术研究的影响、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步加深以及学者们方法论意识的自觉,中国大陆对传统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民族精神的发掘与批判史研究范式、以学术研究消融于政治运动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范式、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纯粹哲学史研究范式三个阶段。而20世纪后半叶的港台、海外新儒家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由于受到不同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的影响,呈现出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研究范式。     

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以《儒家哲学》为例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对儒家文化的持守,共同催生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梁启超立足传统文化,从基本内涵、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儒家哲学的内在神韵。其学术价值在于,梁启超对儒家哲学的独特见解,对我们当代传承和改进儒家文化,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智慧观：比较研究的思考

智慧是一切哲学与宗教传统的中心,本文是对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智慧观比较研究的一种思考,通过分析两种传统中智慧观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来把握智慧的本质和价值,力图从比较的框架来审视智慧的哲学含义、伦理蕴涵和宗教层面,进而理解早期儒家和犹太—基督教传统中智慧观在文化、政治和哲学上的分歧之处。     

论儒家哲学方法论的历史演进

儒家自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宋明在逻辑层次与理论层面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儒家们对传统儒学方法的不断内省,以及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的借鉴,儒家哲学方法论进行了近现代转型.反向格义、辩证逻辑、解释学等方法被融入儒学.然而由于对"方法"问题认识的片面性,儒家哲学的"中国"特征受到了挑战.     

儒学传统中的启蒙晨辉——论戴震哲学的思想实质

本文不同意那种将戴震哲学的儒家因素与启蒙倾向片面地对立起来的看法。事实上,戴震往往是在对先秦儒家传统、尤其是对孟子哲学的某些具有古代民主人道精神的合理思想展开创造性诠释的前提下,提出他的那些富含启蒙意义的进步观念的。同时,18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也决定了戴震哲学的启蒙倾向只能从儒家传统的深厚土壤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儒学传统中透露出启蒙晨辉的戴震哲学,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转化的重要环节之一。     

儒学传统中的启蒙晨辉——论戴震哲学的思想实质

本文不同意那种将戴震哲学的儒家因素与启蒙倾向片面地对立起来的看法。事实上,戴震往往是在对先秦儒家传统、尤其是对孟子哲学的某些具有古代民主人道精神的合理思想展开创造性诠释的前提下,提出他的那些富含启蒙意义的进步观念的。同时,18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也决定了戴震哲学的启蒙倾向只能从儒家传统的深厚土壤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儒学传统中透露出启蒙晨辉的戴震哲学,就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转化的重要环节之一。     

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论刘述先的文化哲学思想

在 2 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学术舞台上 ,新儒家对现代化进行的哲学探索 ,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文化哲学的努力。为此 ,从对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思考、对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反思和文化哲学的探求等三个方面 ,具体分析了在海内外哲学论坛上的活跃人物和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代表刘述先的文化哲学思想 ,展现了新生代新儒家的思想特质及其意义。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儒家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方针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的体现。它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儒家哲学的精华 ,尤其是对儒家哲学中公民道德的有关思想 ,而且又去其糟粕 ,是对儒家哲学的发展和超越。     

中国文化的现代疏释--论徐复观的文化哲学思想

以文化哲学的独特视野透视了勇者型的新儒家--徐复观的思想,从文化与传统、中西文化比较和儒家精神的新生三个方面展示了徐复观通过对中国文化的现代疏释来实现现代新儒家"反本开新"纲领的追求和探索,并在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衡论了徐复观文化哲学的历史地位和特殊影响.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特征

先秦儒家民本思想作为儒家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它具有惠于民众的进步性、囿于民众的个体理性和利用民众的工具性三大特征。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特征研究不仅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而且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儒家生死哲学与毛泽东的生死观

儒家生死哲学对于中华民族的大众心理和民族性格曾产生深刻影响,毛泽东也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熏陶。本文从生死观的本体论基础,生死观的现实表现,生死观的价值取向等方面,对儒家生死哲学与毛泽东的生死观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行了论述,说明了毛泽东的生死观是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儒家生死哲学基础上形成的。     

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在感性学上的会通——基于对关怀伦理“移情”概念的追溯

通过对“移情”这一情感概念的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哲学有感性学上的会通,这种会通将推动传统儒家当代转化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间的内在融合,以及当代中西方道德文化的协同创新;传统儒家的当代转化需要吸收马克思感性学说的哲学社会学方法,实现“由内向外”的转化;马克思感性学的中国化发展也需吸收传统儒家的道德心理学方法,实现“由外向内”的转化,以此奠定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民族心理学基础;但是,无论是传统儒家的当代转化,还是马克思感性学的发展,两者都必须统一地根植在当代西方关怀伦理中所含指的全球化-地球村背景下正在形成的后工业文明（或生态文明）“新熟人社会”这一生活世界,只有在此世界,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哲学才能真正实现感性学上的会通创新,也只有在此世界,人的感性能力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解放。     

20世纪儒家哲学研究概况

20世纪儒家哲学研究可以1949年为界分成前后两大部分。其中1949年以前又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新文化运动前西方哲学理论的初步输入时期、新文化运动前后儒家哲学研究理论框架的形成时期、三四十年代儒家哲学三大研究局面的确立时期。1949年后的儒家哲学研究可从地域上分为中国大陆、港台、海外三部分,其中大陆的儒家哲学研究又可从时间上分为文革前、文革十年、文革后三个阶段。各时期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方法有明显的时代特点,其中儒家哲学史分期问题、儒家哲学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等问题,作为儒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为各时期研究者所共同关注。     

论张君劢的政治哲学

本文把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论作为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文本，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张君劢的代表性著述，首先探讨其政治哲学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及其国家民族本位的立场，然后通过与德国理想主义和英国政治多元主义的比较，阐发了修正的民主政治论的丰富内蕴及多方面维度，最后考察张君励政治哲学与儒家政治传统的相互关联，并从中国现代三大思潮成败得失的角度对当代有关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争论作出了回应。     

儒家伦理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哲学,是以仁(人)为本的人生、社会哲学。儒家把仁与礼紧密结合,儒家德治实质是礼治,仁学实质是礼学。至宋明理学,形成了系统深邃的儒家“心性之学”。对儒家伦理哲学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可发见其中蕴含的具现代意义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儒家的忠恕,把个人与他人与国家社会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蕴含的爱国主义、整体主义思想;儒家的中庸哲学,蕴含的追求真善美结合的理想人生社会境界;儒家重义伦理价值观,注重道德对人生、社会发展的作用,所有这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均有明显积极意义。     

清季社会转型期民间传统儒家学派的天人和谐观——以太谷学派为例

清季社会转型期,民间传统儒家学派太谷学派领袖周太谷、张积中等人在坚持传统儒家天人观的基础上,衍引出诸多对宇宙、人世的认识总结,构建了独特的天人和谐现,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哲学中立下了一家之说.     

从原初人学思想到古典人学——古代儒家哲学的逻辑发展

孔子改造原始天命观建立原初人学思想后,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孔子的原初人学理论.董仲舒以神学形式阐发儒家伦理,既是对人的肯定也是对人的否定,他游移在哲学与宗教之间,构成儒家哲学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宋明新儒学通过对董仲舒的哲学化神学和佛教哲学的辩证扬弃,在新的高度向先秦的原初人道主义和人文精神复归,建立了古典新人学理论.儒家哲学对人的关注和对人的本质的探讨,对中国传统思想方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价值观、德性论与存在论:佛教生态哲学研究三进路——评陈红兵博士新著《佛教生态哲学研究》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有逐步走向深入、走向独立发展的趋势。运用与把握中国传统生态哲学的文化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研究生态哲学,是深化当前生态文化理论的重要方面。大陆学术界对于道家道教、儒家的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比较重视,但对佛教生态哲学思想研究则较为薄弱,远不如国外及台湾。佛教生态思想研究是     

儒家修身传统与中国哲学重建——来自《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的思想启示

陈立胜先生《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一书试图回到源远流长的儒家修身传统来重建中国哲学。在这部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中，陈立胜先生以其恢宏的历史眼光和深邃的哲学洞见，把儒家修身传统划分为春秋战国之际的德行培育时代、唐宋变革之际的心灵操练时代、清末民初的“过渡时代”、当今“人机之辨”的新时代，并借着“轴心时代”论中国哲学的起源，对中国哲学的定义、中国哲学的主题、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具体的论述中，该书主要围绕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反省”技术、“知-情-意”的基本领域、“内圣”的终极关怀三个面向展开。可以说，陈立胜先生在该书中的学术努力，不仅穿越了中国哲学重建的双重思想屏障，而且自始至终贯穿着颇为自觉的“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意识，已然呈现出一种“通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