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五代史记》的修撰与《史通》理论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吉州永丰(今属江西)人,字永叔,是宋代学术大师、文坛领袖、史学名家,所著《五代史记》(后人称《新五代史》,以别于薛居正监修之《旧五代史》),及与宋祁分撰之《新唐书》,均被列入封建时代之“正史”。     

《旧五代史·外国列传》考实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亦称《梁唐晋汉周书》,是北宋初年薛居正等人奉敕修撰的。至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以后,薛史(《旧五代史》别称,下同)在五代史领域的垄断地位始被打破,学者亦不再专习薛史。有清以降,学术风气昌隆,研习薛史者益众,如邵晋涵、钱大昕、赵翼等辈,均尝用力于是;吴兰庭及今人陈垣,继而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欧阳修《新五代史》有关问题探讨

欧阳修的史学成就卓著于世。其中，《新五代史》以弘扬道统自居，追求简约，讲求《春秋》笔意，编纂体例借鉴《史记》。其有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司马迁与欧阳修传世观论评

针对司马迁及欧阳修在显身扬名、垂传不朽传世观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问题,以司马迁《史记》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及其他墓志碑铭散文为中心,结合历史时期其他学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从思想意识、著述宗旨、创作方法等方面进行论评。研究认为,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传承了父亲的理想与夙愿,有着光大家族文化的责任意识与求“立名”、惧无闻的共同心理;司马迁和欧阳修都极为重视君子的道德品质修养,信奉并推崇彰明良善的创作宗旨,并具备为自己及他人传扬不朽的文才能力,司马迁主要通过《史记》纪史传人,欧阳修则撰写了众多亲人友朋、名流重臣、仁人志士的墓志碑铭佳作及《新五代史》,二人各以其创作实践了不朽的传世观;司马迁和欧阳修都以求实取信为原则前提,采用纪大略小、突显主旨的创作方法以保障文章传世不朽价值的实现,司马迁以“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为实录精神,而对事实的信守也是欧阳修作文的前提。     

尹洙与《新五代史》小议

二十四史中的《新五代史》,为宋代文史名家欧阳修所撰,这是人所尽知的事。但编写之初,他的好友尹洙曾经参预撰修,却不大为人注意。我在《欧阳修的史学》一文中,曾经提到这个问题,但因与该文主旨关系不大,故未详及。后来看了仓修良、陈仰光同志的《新五代史编修献疑》 (以下简称《献疑》),专论此事,使我得到不少启发,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现在提出来相与商榷。     

徐无党生平学术考略

本文通过考证,认为欧阳修、徐无党二人虽非甥舅关系,但师生交游亲密,情谊浓厚;徐无党《新五代史注》虽出自欧阳修授意,却不达欧阳修的史学旨趣。     

论《新五代史》的文学艺术功能

《新五代史》严谨的结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寓意深刻的议论和简洁生动的语言均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和审美功能。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成功地实现了文学灵动性与史学真实性的有机结合,使其产生了雅俗共赏的社会效果。     

《五代史平话》成书考述

《新编五代史平话》是现存最早的“讲史”话本,在我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今本共十编,梁、唐、晋、汉、周各分上下二卷,梁、汉二史俱缺下卷。元明以来未见著录,传为常熟张敦伯家所有。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曹元忠游杭州时得之,曹氏《跋》定为“宋巾箱本”,称“疑此平话或出南渡小说家所为,而书贾刻之。”此说大体符合事实。现存影印本为清宣统三年(1911)武进董康所刊,题《景宋残本五代平话》,新排印本皆从董本出。(一) 北宋时期,讲说五代历史故事,成为说话人重要科目之一,宋人孟元老曾列举一般讲史艺人“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外,还提及专说《三分》的霍四究和《五代史》的尹常卖。这里的《三分》和《五代史》就是指《三国志平话》和《五代史     

欧阳修《新五代史》与北宋忠节礼义的重建

宋初惩五代礼崩乐坏之弊,大力加强礼制建设,内容涉及对忠节观的崇尚、夷夏观的重塑和仁义道德的推崇等方面.其中,忠节礼义是北宋礼制建设的核心.作为宋代士大夫代表的欧阳修,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以"春秋精神"褒贬五代历史,著成<新五代史>,并主张以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来整治天下.在北宋社会里,逐渐形成了尚忠节、崇礼义之风.     

关于李煜及其词评价中的问题

1955、1956年间,关于李煜词的讨论中,不少文章认为李煜是“荒淫皇帝”、“荒淫帝王”、“荒淫君主”等等(见《李煜词讨论集》)。 所谓“荒淫皇帝”云云,必须由君主的荒淫生活作根据,而这种生活又必须有确切记载。然而,遍检如陆游《南唐书》、马令《南唐书》、欧阳修《五代史记》、无名氏《五     

“文章太守”欧阳修与扬州

欧阳修积极参与“庆历新政”而受到攻击、诬陷，扬州是其贬谪的第二站。宋仁宗赏其忠而用其才，但同时惑于浮议，也抑其傲而贬其党。欧阳修在扬州，政宽民安，以“文章太守”建立了历史文化名人与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紧密联系。同时，当以主要精力从事《新五代史》的编纂。     

一篇名副其实的“过唐论”——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浅说

本文将贾谊的《过秦论》和欧阳修的《五代史伶官传序》加以比照,阐明了二者在写作背景、撰述目的、思想内容、写作手法及语言特色上的异同,指出了其间的传承关系,并断言欧阳修之作堪称一篇名副其实的“过唐论”。     

欧阳修思想倾向浅议

欧阳修的思想倾向究竟是什么?有的同志说:欧阳修的学术思想实践,是始终继承了王(充)、吕(才)等反谶纬神道说教的斗争传统,其反谶纬的思想基础是他对自然现象变化的物质性认识。他把天认为是无意志精神,而自有其运动规律的物质实体,从而认为一切自然现象变化乃是属于物质的流变。这样的评价,我认为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欧阳修的思想中包涵有一些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因素。例如,“夫日中则昃,盛衰必复”(《新五代史·司天考》);“吉凶在人不在物”(《居士集》卷九,《鬼车》);他论述了天。     

《五代史伶官传序》浅说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出身比较寒微。青少年时代,孤苦而好学。二十四岁(1030年)中进士。仁宗庆历初年为谏官,正直敢言。庆历五年为范仲淹等被排挤出朝,上疏分辩,被贬滁州,又迁扬州、颖州任知州,晚年回到。朝廷,任翰林学土,官至枢密副使(主管军土的副长官)、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死后谥号“文忠”,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世传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欧阳修的史论

欧阳修自撰《新五代史》,写了五十多篇序和论,还有二百多条小注,其中有不少也是论的性质。后来,他奉勅与修《新唐书》的本纪、志、表三部分,又写了序、赞二十余篇。这些序、论、赞所涉及的问题虽然很多,如《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赞》论唐之兴盛,卷十《昭宗本纪赞》论亡国不必皆愚庸暴虐之君;《新五代史》卷二《梁太祖本纪论》论不伪梁,卷四《唐庄宗本纪论》论沙陀世系,卷十《汉高祖本纪论》论即位改元,卷十三《梁家人传序》论女祸,卷二十四《郭崇韬传论》论枢密使之沿革,卷二十     

汕大学人

陈桐生教接 男,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出生于安徽桐城。高中毕业后下乡劳动５年,１９７７年考入安徽师大中文系,成为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１９８７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１９９２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１９９２年７月到汕头大学任教至今。１９９７年被评为中国古代文学教授。社会兼职有：中国 《史记》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诗经》学会理事、陕西省司马迁学会特邀理事、黑龙江大学客座教授。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史记导读》、《楚辞文化研究》等课程。出版学术专著《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 《史记与今古文经学》、《史记名篇述论…     

五代政治体制考略

风云变幻、兵荒马乱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公元907—960年),与隆汉盛唐相比较,其政治体制未免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然而,正如暴秦玉成了隆汉、亡隋引出了盛唐,五代的政治,作为有唐一代近300年一统天下的反动,同样孕育了两宋政治的胚胎,其政治体制的变革创新色彩值得正视。令人遗憾的是现存《旧五代史·职官志》仅仅汇辑了官制方面的部分法令,“亦简略过甚,绝不胪列其制。”而“《五代会要》虽存,非     

《四库提要》订误十五则

<正> 关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错误,我在《四库提要订误》一书中(1989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订正了二百多则,最近又陆续发现其错误十五则,来不及补入书中,兹撰为此文,作为该书的补遗。一、新五代史记《提要》卷四六云:宋欧阳修撰……其注为徐无党作,颇为浅陋,相传已久,今仍并录之焉。     

论欧阳修《新五代史》的编纂特点

本文主旨是通过对《新五代史》编纂特点的考察,揭示历史编纂与史家、时代的关系。体现于通排纪、传和善恶必书中"不没其实"的义例原则,反映了欧阳修以功业、道德标准评价历史和人物,并把功业标准作为道德标准承载体的理论;人物传全部采用类传的形式,揭示出北宋中期史学在经学影响下以儒家思想为品评人臣标准的倾向;而欧阳修对旧史志的高度简化,则反映了他以拾遗纠谬的态度和朴素的唯物方式对待历史上天人关系的思想,开启了二十四史中以"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原则书写纪、志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