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迁徙自由权的法律保护

迁徙自由作为人身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国宪法着力保护的公民的基本人权之一。改革户籍制度,从法律上确认和保护迁徙自由,破除城乡隔绝的"二元模式"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和以平等、人权、为基本价值诉求的户籍改革,迫在眉睫。中国公民享有迁徙自由权,不论国家以何种方式取消或严格限制,都无法理依据。     

深化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学思考

户籍管制的真实成本包括:公民失去迁徙自由,平等公民身份不复存在;进一步扩大了已经存在的城乡差别,不利于城乡共同发展;使城市化发展滞后,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产业结构发展畸形等。在户籍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包括认为外来劳动力会扩大城市就业竞争的压力等三种观点。因此,必须对户籍问题进行再认识,加大改革力度,采取有效措施。即:切实做好户籍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改革户籍迁移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浅析我国户籍制度的未来走向

现行户籍制度由于附加了各种复杂利益以及与土地制度关联,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迁徙,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形成了严重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格局,严重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成为造成社会不公平的突出因素,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推进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应从切实加快户籍改革立法、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和居民身份制度、剥离户籍制度附加的各种利益、实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行土地确权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着手,注重顶层设计,做好各项配套改革,稳步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之关系论析

一定的户籍制度总是与一定的土地制度相适应。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与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具有生成上的交互性和目标上的共同性,二者共同起着控制人口流动,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户籍制度改革的宗旨是实现户籍平等、迁徙自由,但土地集体所有是实现户籍制度改革宗旨的制度性障碍。土地集体所有使农村形成一个个集体利益共同体,户籍是确定集体利益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唯一依据,导致人口在农村的横向流动与城市向农村的纵向流动不可能。故户籍制度改革应该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改革实行联动,可以通过重新界定土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范围实现城乡户籍的平等与双向流动。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趋势

我国现行的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籍政策 ,将公民权益同户口性质相挂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这种户籍制度的弊端正日益显现 ,亟待加快改革。应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为此 ,要实行公民居住地登记户口 ;逐步实现自由迁徙 ;形成居民户口簿、公民身份证两种证件和常住、暂住两种户口有机构成的管理方式 ;最终确立以《户籍法》为基础、以各地方户籍管理规章相配套的户籍法规体系 ,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应社会公共管理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     

论迁徙自由权的含义及法律回归

迁徙自由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已经得到了很多国家的认可。这项权利不是自动出现的,而是经过斗争逐步实现和完善的。我国实行迁徙自由是融入国际社会法治文明、民族再融合及国家战略安全、农业社会迈进工业社会门槛、赋予公民用＂脚＂行使管理实务和追求幸福权利的必然要求,并且具有法律依据、现实依据、实践依据。因此必须尽快修改宪法,将迁徙自由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以居住证制度为突破口,积极探索迁徙自由权实现的途径;改革户籍制度,制定专门的户籍法落实公民的迁徙自由权利。     

城乡融合视角下人口迁徙制度改革探究

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要求人口在城乡之间形成双向流动,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人口迁徙制度进行改革。文章总结了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之一的成都西部片区在推动人口迁徙方面所做的探索与实践,分析了目前城乡人口迁徙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了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推进城乡人口迁徙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从制度上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带着财产权落户;明确新村民可享受和获得的各项权利;加强城乡一体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打破从居住证到户籍的体制机制障碍;切实推进基于常住人口的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     

现行户籍制问题探析与改革原则

我国现行户籍管理制度是在建国后伴随着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及适应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而形成的。建国以来,我国户籍制经历了自由迁徙期、严格控制期和半开放期。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现行户籍制度严重阻碍城乡间正常的、合理的迁移流动,影响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规模与速度,延缓城市化的进程等弊端日益暴露。充分考虑国情,实行渐进式改革,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与其他改革措施相配套应成为户籍制改革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户籍制度:阻碍农民致富路

一、户籍功能的异化 户籍制度是国家有关机关依法搜集、确认、登记有关公民身份、亲属关系以及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国外基本上按照迁徙自由原则设立户籍制度或人口管理制度,很少对户口迁徙实行行政审批。     

当代中国户籍制度变革的价值取向研究

自由、平等、秩序、效率是户籍法律制度的重要价值表现。但自由与秩序、平等与效率之间也存在着价值目标冲突需要人们进行选择,我国户籍法律制度的演变体现了这种冲突和选择。以1958年、1978年为节点,我国户籍制度变革分别经历了自由迁徙时期、严格控制时期和渐进改革时期,价值取向也由原先的注重秩序、效率到更加注重自由、平等的人权保障。当下新一轮的户籍改革仍然存在公民自由迁移的障碍问题、剥离户籍背后利益引发的公平问题,需要沿着以正义为价值取向的改革路径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     

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

迁徙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人权的一个应有组成部分,也是现在世界各国宪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我国现行宪法中却缺乏相应规定.而否定和限制迁徙自由的中国几十年来的现行户籍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身份制度,它把现代社会本应平等的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人,人为地分为"农村人"和"城市人",并将户籍与社会福利、就业、就学、就医、获得工资的水平相联系,实质上形成了对宪法的平等原则与自由原则的践踏.提出,将迁徙自由重新写入宪法,并在迁徙自由原则的指导下,彻底改革我国现行户籍制度.     

迁徙自由的法理探析

迁徙行为自古就有,由于受到各种条件限制,我国公民的迁徙自由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实现,即便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也没有对公民迁徙自由进行宪法确认.文章对迁徙自由的内涵、历史以及价值基础进行梳理,以期为迁徙自由权在我国的真正实现提供理论支持.     

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户籍改革分析

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和城市化运动发展到今天,公民的自由迁徙已经形成一种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度的自由居住和自由就业机制,户籍改革的核心也转向了地方福利给付的平等化问题。由于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使得户籍改革的路径选择必然具有独特性。当前,地方政府推行的渐进性改革———"居住证制度",它不但具有必然性和正当性,而且还为其它制度的协调改革赢得了时间和空间。     

当代中国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

人作为动物,享有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本能权利。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居住和迁徙自由已经上升到国际人权法律的层面,成为举世公认的一项基本人权。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在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中,建立起城乡分离的二元户籍制度,人为地将农民限制在农村,使农民丧失了宝贵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在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彻底废除二元户籍制度,恢复和保障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以自由看待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同关切。     

乡村振兴视角下我国户籍制度的双向改革研究

中国的户籍制度根植于城乡二元结构并促进形成了两套相互隔绝的利益体系,强调"单向进城"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但难以满足市场条件下人口自由迁移及其寻求经济机会最大化的需要,而且造成了户籍利益在农村一端的固化,最终制约了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无障碍流动。从乡村振兴的战略需求来看,我国户籍制度需要全面调整户籍制度背后的城乡利益关系,平行推进城镇、农村的户籍制度双向改革。其中,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将户籍利益界定为属地政府应该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以特大城市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与城镇户籍全面脱钩,从而使得农业转移人口能够融入城镇。农村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将农地(林地)承包、农村宅基地、农村集体经济权益等户籍利益界定为保障性利益,从更好地保护这种利益出发,一方面通过设计农村户籍利益转化为可交易资产的条件构建户籍利益转化机制;另一方面立足于人口自由迁移及其寻求经济机会最大化的需求探索性改革农村户籍的封闭状态,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城镇与农村之间的无障碍流动。     

对全面放开中等城市和部分大城市落户限制的思考

十八届三中全会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但反思近30年户籍改革实践,总的看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不平等的"二元户籍制"及"限制自由迁徙"等实质性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主要原因是观念保守,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够,政府对户籍改革重视不够,多以城市承载力不足等理由,不愿引入市场机制,对户籍政策把控太严。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步伐应该更大一些,应尝试"全面放开中等城市甚至部分大城市的落户限制"。     

城乡户籍统一改革的制度性不适因素与调适政策研究

以城乡户籍统一为目标的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20多年,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原因是存在诸多与改革不适应的制度性因素。从医疗与养老保障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计划生育制度、兵役制度等几个方面深入分析城乡户籍统一改革的不适因素,给出相应的完善与调适政策,同时提出户籍制度改革自身的调适建议。     

从户的相关立法谈秦汉政府对人口的控制

秦汉时期对人口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实现的:“户”是合法占有田宅的前提,“邑”是对合法居住空间的限定.在此基础上将户籍编制于乡里体系之中,通过立法限制人户的自由迁徙和流动,规范户的传承和财产转移.由此构建起来的以“户”为统治终端的乡里秩序,作为帝制国家实现人口控制的成功经验一直为后世所奉行.     

城乡均衡发展过程中的人力资本问题研究——基于均衡理论的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教育资源、卫生资源、国民待遇、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机构的非均衡性分配和发展,导致了农民受教育权利与受教育机会、健康权利与健康保障、参政权利与参政机会、迁徙权利与迁徙自由、就业权利与就业机会和文化消费权利,以及文化资源供给的六大失衡,这是农村人力资本供需失衡的关键因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城乡人力资本均衡发展。实现均衡发展必须在农村人力资本的制度保障机制、法规支持机制、刚性投入机制、需求激励机制和规范认证机制方面进行创新。     

户籍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

户籍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命题表现为决策者的政策目标的优先序从工具性目标向权利和平等的价值性目标的转变.户籍改革的本质是决策者放弃以限制人口自由迁徙的权利及其相关的社会福利来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工具性目标, 将流动人口的权利保障及其正义性纳入自身的社会总福利函数之中,并赋予其权利价值在政策目标序中的优先地位.改革的路径是以渐进式为基调的,以一种循序渐进的适应内外压力的形式出现的,并对原制度存在强烈的依赖性.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取向应当是逐步剥离附加在户籍之上的种种福利,使户籍管理功能回归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