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军歌与日本的战争记忆

“声音景观”和“听觉经验”在当代历史研究中蔚然兴起,但关于战争军歌与历史记忆的研究方兴未艾。军歌本身不仅是记忆的媒介,也是媒介的记忆,是一种易被历史表征化的政治声音。作为战争记忆的“同期声”,日本军歌随之兴起,成为昭和战争的“进行曲”,日军形象的“美化剂”,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在1945年宣布战败后,日本军歌作为战败记忆的“回潮曲”,仍依旧传唱复兴。需要警惕当代军歌“怀旧潮”中体现“历史伪饰”的情感共同体、假借“军事趣味”的代际延续、甄别“反战和平”的现实需要。     

历史与记忆

记忆研究是当代西方史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其影响至今方兴未艾。记忆研究在史学领域中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社会学、心理学和心态研究都对之作出了应有贡献,但其在史学研究中地位的确立则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学者的贡献。促使记忆的观念转变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概念,关键在于历史学科内各种思潮的汇流,以及相关的历史方法和主题所产生的影响,西方当代文化政治,尤其是大屠杀对记忆研究无疑具有推动作用。记忆研究及其与历史的关系必然引起人们对历史知识、历史意识乃至历史性质的反思,这对于形成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进而以一种新的方式再现过去无疑大有裨益。     

从文化记忆到记忆文化

“哲学”与“文化”亲缘的最深厚根基,在于人类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实践要求。文化哲学就是从哲学的视角出发,透过文化对象对人的本质和主体性境遇、对人类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作总体性的价值审视和观念把握,以期达成人的文化自觉。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文化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文化热”催生了中国文化哲学兴起,近20余年来,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还存在一些制约其深化的因素。面对当代人类的现实发展,文化哲学应当体现文化实践与哲学反思的双重自觉,即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共同致力于文化哲学的深化。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组织了这组笔谈。衣俊卿教授的《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一文,从学理层面提出了文化哲学的三重理论思想资源,即实证性的文化历史资源、范式性的思想理论资源、现实性的文化批判资源,认为,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新世纪期待文化哲学的理论突破与创新;笔者的论文《关注整体性文化哲学的重要问题》,认为全球化使世界文化正在发生着整体性变化,因此,应当从人类文化实践的整体性价值诉求出发深化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唐少杰教授的论文《文化反思与社会记忆》,则考察了作为文化哲学研究视域的“文化记忆”问题,读来引人深思;王海洋博士的论文《虚拟交往反思延展文化哲学的时代维度》,则集中讨论了当代网络文化实践所引发的虚拟交往的文化哲学问题。     

中国早期历史记忆留存与传播方式的变迁——以乐与诗为中心

在周代的礼乐文化中,诗歌、乐舞共同组成了保留、传播族群历史记忆的立体空间。雅乐概念的衍变标识着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其具体内涵展现了由仪式乐舞所建构的线性历史框架。其中的《大武》不仅是对周初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表达,更揭示了仪式性活动与早期历史叙事的关联。周代乐师的“讽诵诗、奠世系”具有记忆族群世系、建构文化认同以及融合古今历史、填补记忆缺口的功能。随着礼乐制度崩坏,以及乐师主导的仪式性记忆模式向史官主导的文字性记忆模式的转变,原先附着于礼乐机制上的《诗》的乐义为后来孔子创作《春秋》所吸纳,这便是孟子所言“《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内涵。借助理解仪式性记忆与文字性记忆在早期文化发展中的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看待此后学术发展中“口述”和“书写”两种知识传播途径,以及经学阐释在“重义”和“重事”上的两种偏好。     

作为方法论的创伤记忆

创伤记忆在理论层面、实践层面和功能层面都具备了方法论的特征,它作为结构而非素材在我们见证过去、反思现实以及建构历史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论是自传性的记忆写作,还是不同文化语境下对灾难与战争的反思,更或者是对文学、社会的梳理,创伤记忆都是不能被替代的文化遗产,研究创伤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构建善的记忆伦理和政治德性。     

何谓“新乡贤”——对一个乡村治理主体概念框架的反思与重构

“新乡贤回归”“新乡贤参与”“新乡贤嵌入”等组词隐含的完成性与生成性、外生性与内生性矛盾,要求深入追问“新乡贤”概念的知识合法性,并反思“新乡贤”的概念框架。通过澄清与反思素养式、认同式、本质式和事务式“新乡贤”概念界定方式,可以发现国内对于“新乡贤”的理解采用的是一种分散化、预成性与规范性的概念框架。这种概念框架无法有效透视“新乡贤”概念的社会历史实质,我们需要构建一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在澄清了这种基于社会历史塑型的合生性概念框架之后,“新乡贤”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在乡村社会及其治理模式转型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基于城乡关系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度调整,而需要实现从能人、贤人到公人的角色转化集成,并经历私人领域、共同领域与公共领域互动的社会结构化过程,进而表征乡村事务治理模式重构的身份系统。     

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

历史本体论是历史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关注的是"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这就必然涉及到史实与史料的关系,即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问题.研究表明,历史记忆分为自然事件历史记忆和社会事件历史记忆两类.自然事件的历史记忆是有局限性的、不完整的.社会事件的历史记忆又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和谐性的历史记忆,另一种是冲突性的历史记忆.在冲突性的历史记忆中,应该存在两种以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历史记忆.仅仅存在一种历史记忆,意味着它可能是强权的结果,或非历史真相.     

历史与记忆的悖论——论杨照《暗巷迷夜》中的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是杨照小说的重要母题之一，在《暗巷迷夜》中作者一方面批判了官方历史书写的虚伪本质，揭示出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压迫性，一方面通过几个二二八亲历者的回忆，试图以民间记忆的觉醒来重绘那段历史，但是却在各种声音中陷入“历史真相”的失忆症，象征着民间记忆的迷失，从而反思解严后台湾历史书写浪潮的本质化、狭隘化的倾向。其中充满着对于历史与记忆的哲理化思考，具有重要的意义。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从对二战的记忆思考历史记忆的重要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件。法西斯的泛滥和猖獗并由此带来的人类大劫难,以及在战后对这一历史的认识及态度,令我们对历史记忆的重要性及其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明天的意义,作一次深刻的反思,这对理解记忆即历史、记忆即生命的深刻内涵很有帮助。     

从《终结的感觉》看朱利安·巴恩斯创作中个体记忆与历史的同一性

在小说《终结的感觉》(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朱利安·巴恩斯在表现记忆和历史时采取了一种相互关照的视角,将个体记忆和历史纳入同一视野之内进行思考,对个体记忆和历史采取了一种类比的写法。在巴恩斯的笔下,个体记忆与历史呈现出一系列的共同特征——碎片化、主观性、多面性、真实框架下的虚构细节和原始真貌的不可重获。为了彰显个体记忆和历史之间的这种同一性,巴恩斯在叙述中采取了一种双重结构,即表层叙述的记忆与深层叙述(或潜在叙述)的历史结合互见的手法,而在叙事方式上则采取了第一人称限制性叙事,同时采用多角度叙事模式,即一种多重式内聚焦。巴恩斯对这种叙事方式的选择蕴有哲学和社会学的深刻含义,契合并彰显着记忆和历史的本质特征——一方面个体记忆与历史相互渗透并相互构建,个体记忆的构建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框架;另一方面记忆和历史都是立足于当下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共享当下性和重建性两种特征。     

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及其理论建构

“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建构了哈维空间分析的基本框架,从“历史唯物主义”向“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转变渗透了哈维对地理学传统的知识论反思和对传统历史叙述的话语批判.“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之所以可能,在于历史的观念、本质、规律、动力与空间的生产密切相关.“历史辩证法”是一种“过程辩证法”,在其中,“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体现为一种社会过程的理论表征,是社会过程的历时性结构化的产物,它代表着一种社会关联模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现实展开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过程.     

“拼凑”记忆:作为现象的电影身体

梳理电影理论的发展脉络，在对个体记忆/集体记忆的关系探讨中，“身体”立场在其中发挥的微妙平衡作用值得重视:摄影机械的再现视角无法回避记忆书写过程中的“主观过滤”，而“身体”的影像在历史记忆中对完整经验的保存具有重要潜能，即以影像身体的即时性、片段性的局部经验保持对世界完整性的暗示。从现象学立场出发，论述电影中的身体如何作为“具体经验”完成对作为“完整经验”的记忆“任意”却“丰富”的拼凑，即身体如何“重拾”记忆的“真实”。“身体”作为视角看待记忆的再现，需要重新思考记忆再现时对时间的“连续性”要求。记忆从来都不是与现在割裂的、被想象在银幕上的他者，而是与当下紧密相关的过去，需要注重对“此刻”身体感知经验的表述。同时，电影中的空间并非所叙记忆事件的背景，而是身体记忆所生成的空间，且空间中的身体往往承担着“传感器”的作用。     

“文字叙事”建构“历史记忆”：解读日本战争文学的证言书写

证言书写是战争文学的一种特殊存在,它依靠战争亲历者对自身体验的记录和回忆,“还原”碎片化的微观战争场景。因此,它具有展示真实历史片段的“实证性”。同时,对战争的反思亦反映了书写者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在日本,根据时空转换以及创作主体的不同,我们需要关注文人与庶民在战争前线、战争大后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证言书写。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它始终没有模糊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避免让读者陷入虚构化、文本化历史的境地。证言书写记录的虽然是个人的、零碎的体验或回忆,但却是宏大的、权威历史叙事的有效补充;它虽然是民间的,但既有与官方记忆相一致,也有不同或是相反的内容,而这部分“反记忆”恰恰是证言书写的最大实践价值——对国家历史编纂学科权力的挑战。     

确立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

学术性不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致命的症结,虽然我们不能认同学界单纯根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水准所做出的评判,但从自身的角度检讨,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到了需要认真反省其研究方式的时候了。“研究方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所指,着眼于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本文特别论述和强调的是学术态度、文本基础与比较视野。最后指认,与“学术性”对立的不是“现实性”、“政治性”,而是“非学术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呼唤对具体问题、文本、思想等长期而持续的悉心研究和纵深探讨,期盼真正的学术巨著与思想家的产生。     

数据记忆何以可能:以技术与记忆的关系为线索

记忆是科学技术与哲学的一个连接点。关于记忆的哲学研究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新面貌,与此同时,关于记忆的科学技术研究一方面将哲学领域中关于记忆的理论与观念再次激活,另一方面又引出新的哲学问题。数据、记忆与智能的融合开启了记忆的新路向,基于数据的记忆实践与记忆构想呼唤数据记忆。从记忆的分类与记忆作为“术”的维度来看,数据记忆作为一种记忆有其合理性,作为一种独立的记忆模式也有其必要性,其对人类的规划不仅是历史意义上的,更是未来意义上的。     

红色记忆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

红色记忆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政的历史记忆。红色记忆具有主观性、客观性、增减性、能动性和集约性的特征。国家强化政权合法性建设以应对复杂的执政环境，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会心态失衡，信息技术范式导致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后现代解构思潮和公众史学的兴起，这些都构成了红色记忆在近些年来大规模涌现的原因。根据意识、行为与结果区分这些因素，红色记忆可以区分为内在的政治心理叙事和外在的政治行为。正确界定作为政治心理叙事的红色记忆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的红色记忆，才能探究作为政治行为的红色记忆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的因果关系，才能有的放矢地提出应对策略以影响作为内在政治心理叙事的红色记忆。     

遗忘与记忆:“被遗忘”的翻译家张友松研究——基于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

张友松是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大家，却多次被媒体报道为“被遗忘”“被埋没”。本文从其“被遗忘”的叙事切入，借助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结合史料研究及访谈法，探讨其是否“被遗忘”，原因何在。研究表明张友松并未被遗忘，原因在于：张氏译著的经典性；压制性遗忘的不可持续性；保存性遗忘的记忆潜伏性；社会关系网的延续性；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的记忆效应；记忆的伦理责任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关张友松记忆的构建问题：由自传记忆和他者叙事记忆共同建构，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唯我偏颇性，后者因为叙述者自身及社会框架的制约作用，同样具有选择性。这些多样化、多层次、动态的叙事语篇互构出事实的多层性质，复调式的集体记忆构建了张友松的多重身份。     

现代战争遗址博物馆文化创伤体系建构初探

战争记忆自20世纪70年代被予以关注,史学家将这一时期视为“纪念的时代”,通过纪念化与博物馆化,记忆被公开地赋予合法性,并完成了从日常空间内部实践到机构性空间实践的转变。特别是近些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开始从整体视角反思以战争为代表的灾难历史事件,尤其在文化学研究领域,“创伤记忆”已经成为阐释民族文化心理,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尝试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以“文化创伤”理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从博物馆静态陈展与参观群体的动态体验,初探现代战争遗址博物馆文化创伤的建构体系,以此深化民族——国家话语下的战争记忆的深度表达以及其在博物馆体系中的建构,提升博物馆参观文化领域的知识外溢和学术贡献。     

有关成长的记忆痛史——评苏童《河岸》和陈家桥《少年王》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共性的集体生活便开始干预我们的个体记忆,而有关传统生活话语的记忆并未隐退,三者一直存在着一种复杂纠缠关系。《河岸》与《少年王》都是不久前文坛关于“文革”历史或者后“文革”历史书写的新作,两部作品都突破了先前文坛的“文革”叙事范式,更侧重于对历史掩映下的个体记忆、传统记忆以及集体记忆三者之间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