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

鸦片战争开始以后的中国历史,过去使用过各种不同的名称,如中国近世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近代史等,也有称作中国现代史的。近世史这一名称,是因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界划分世界史而来的。梁启超在“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一文中写道:“泰西史家,分数千年之历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谓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纪之下半以至今日(按此文作于1902年——引者)也”。在另一文中他又以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对比地说:“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     

五四启蒙嬗变原因探析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新文化同仁所倡导的“启蒙”，完全取诸于西方的“近世文明”，他们高举西方“近世文明”之精髓———“科学”和“民主”这两大旗帜，激烈地否定传统，倡导西化主义，翼图通过启蒙，去除中西文明间的巨大落差。这种启蒙，充满着对英、法、美的幻想，寄托了这些知识分子们的价值理想。一战结束，协约国获得胜利。这在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是以英、法、美所代表的“民主”，战胜了以德、奥所代表的“专制和军国主义”，是“公理战胜了强权”。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更是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陶醉和幻想。中国人都把山东…     

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民族国家叙事与文化认同

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就是“追求现代”,而达致“现代”的核心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叙事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叙事主体。民族国家叙事的多元性和矛盾性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文化认同的复杂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平正义叙事体系

中国式现代化是将公平正义视作基础价值原则的现代化,受公平正义规范体系的规约、指引和评价,内蕴着公平正义叙事体系。基于对西方式现代化中分化、分裂和对立等矛盾的反思,中国式现代化自觉地以公平正义作为价值取向,在现代化中增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经济社会平等和分配正义等价值叙事。从宏观方面讲,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了共富共赢两类公平正义类型,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的阶级剥削和殖民掠夺等弊端。中国式现代化的公平正义叙事不是采取纯粹的“哲学逻辑”和抽象的“解释逻辑”,而是采取通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度建设、全球治理变革等方式解决公平正义现实难题的实践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公平正义叙事丰富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重塑了人类现代化的观念体系,使其具有了新文明意蕴。     

现代化的逻辑:对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宏观分析

现代化是近世文明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近百年来“命定式”的曲折选择。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曾指出,导致中国现代化曲折而迟发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化的方法和文明”(见该书第21页)。这一观点所提供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应在于,中国现代化的建构必须以深刻地解读其主体——“中国社会”为必然条件。笔者认为,邓小平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性基点正在于,他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主体性前提下,实现了中国社会之“实然”与现代化之“应然”的有机结合,从而也必然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然逻辑。     

照着说 接着说 对着说 说自己的——中国叙事学的创新发展路径浅谈

中国叙事学研究是最近四十年取得丰硕成果的一个领域。以西方叙事学为参照和对话对象，中国学者采取了“照着说”“接着说”“对着说”“说自己的”多种研究方式，产生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一部分中国学者采取“照着说”的方式，主要致力于对西方叙事学成果的介绍、转述和将其运用于具体文学现象的分析。一部分中国学者采取“接着说”的方式，按照顺向性延伸的路径，从西方叙事学结束的地方开始拓展性研究，或对已有西方叙事学成果进行深化、发展、反省、审视性研究。一部分中国学者采取“对着说”的方式，遵循逆向性思维，追求寻找与西方叙事学已有成果相异相反的角度和领域展开研究。其中最重要而且有民族特色的，是对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清理总结，以及从中国古代丰富的叙事现象中归纳出系统的叙事理论的成果。“说自己的”,即按照追求独创性超越的思路采取多种方式形成具有超越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成果，许多学者先后进入过这四种路径，并在不同阶段取得了不同成果。其中申丹、杨义、傅修延、赵毅衡、谭君强、董乃斌、乔国强、赵炎秋、尚必武、龙迪勇等学者研究的创新性最为引人注目，有些学者和成果已经产生明显的国际性影响。中国叙事学的创新发展过程和路径对中国人文...     

西方文化传统与世界历史

本文从宏观角度论述了研究世界历史的两条线索 :一、了解欧洲应了解欧洲的“三史”———通史、思想史、艺文史 ;二、了解与欧洲互为参照的中国。从而对于近世欧洲所形成的西方文化传统及其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展开思辨性的总结     

五十年来美国对中国史研究的两次转向

从 2 0世纪 5 0年代至今的五十余年中 ,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转向 :一是从“西方中心主义”转向了“中国中心观” ;二是从“中国中心观”转向了“时空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前者以柯文为代表 ,探讨的是中国史研究中以何者为参照系的问题 ;后者以王国斌为代表 ,探讨的是单向度参照系的科学性和如何比较的问题。事实证明 ,2 0世纪 80年代柯文倡导的“中国中心观” ,对于克服五六十年代美国在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具有深远的方法论意义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但是 ,“中国中心观”并非一劳永逸 ,在这个意义上 ,王国斌 90年代提出“时空的双向交叉比较史观”,彻底抛弃了中心和边缘的观念 ,“从西看中”与“自中视西”相结合 ,“从今察古”与“由前思后”相并行 ,这样开放的比较史观更具方法论意义 ,必将使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进一步深化。     

出场、演变与形塑：现代化的概念史考察

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现代化概念从西方语境到中国语境,经历不同时期不同主体的形塑与赋义,在跨文化话语旅行中不断生产新的语义。概念的出场、演变与形塑反映着社会、历史的变革,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变迁亦见证着中国对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见证着中国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基于事实发生而凝练提升的具有标识性意义的核心话语。围绕“以中国为立场”“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道路”,促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话语表达的外化,将现代化的书写由被动转为主动,进一步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建构。     

非洲的保育问题：历史能教会我们什么

非洲语境下的“保育”与野生动物及其保护有关。非洲的保育在政治和社会意义上都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我们通过保育问题的传统叙事及其新叙事来探讨狒狒和人类这两种灵长类动物的关系,并为关注人与动物关系的其他环境史研究提供样本,表明历史经验将有益于“人新世”的保育活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与野生动物的长久冲突。     

本期话语

一百多年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处于文化透 支和文化 赤字的过程并不断被误读、妖魔化、平面化的国家。百余年来中国从西方 翻译了近 10万本书,但是西方实际翻译的中文书却很少。因此,有人提出中国在努 力学习西方 现代化的 同时,应该 从一 个世 纪的“文 化拿来 ”进 入到 当代的中国文化输出,以复兴民族文化。此论的用意当然是好的。 关键是我们能输出什么?我们为什么出现了文化透支和文化赤字?曾几何时,我们的文化在历史上不也远播四方、泽被人类吗? 根源就在创造力的衰退、思想的枯萎板结。远的不说,就以当下 中国大陆 出版…     

论儒家启蒙精神——以宋明理学为视角

近现代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启蒙话语叙事,这种叙事内含冲突与分歧。现代西方思想家托多罗夫关于启蒙运动的反思已经指明了启蒙精神的普遍性,与康德的“普遍启蒙”观念相呼应。接续这一启蒙精神的论述,以理学为媒介,可以揭明儒学内涵的启蒙精神。程朱理学对师道和启蒙精神的阐发,阳明心学提出的“蒙体”观念,展现了儒家启蒙精神的内在丰富性。尤其是“蒙体”观念揭示出了“启蒙”还应当包括对文明本身的反思和批判,这是西方启蒙观念比较欠缺的维度。由此可见,中国自身的文明传统本就富有启蒙这一“精神气质”,儒学也是我们可以用来观察和反思现代世界的一种“态度”。     

《型世言》与“三言”的比较研究

本世纪末,《型世言》的发现,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一件大事。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作品本身。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三言”、“二拍”不同的范本。对《型世言》和“三言”进行比较研究,不仅会使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明代丰富多采的小说世界,对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话本小说发生、发展的历史也会有新的启示。     

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理念

对安全理住房的探索一直是西方国际政治乃至当代西方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尽管立足点不同和共处对国际安全的前景看法各异,但所有的西方学者在探讨这样的问题：“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吗？”“如何使和平长存于世？”在现实主义者寻里和平意味着一段相对稳定的和平时间,而在理想主义者那里永久和平是人类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时代的 使得当代的安全问题研究了有了更为广阔的探索领域和研究对象,尤其是二战后的美国学者,从现     

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拓展

面对百年变局的持续演进，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全球史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路径拓展带来了诸多启迪。它揭示了非西方国家被“西方的崛起”所遮蔽和简化的历史，并将当今世界的“底色”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它的研究主题与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议题高度“契合”,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知识背景；它重构民族国家历史叙事的努力不仅丰富了人们对民族国家的理解，也为反思和批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不一样的世界历史话语。不仅如此，在全球史视域中，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为超越西方大国的兴衰逻辑提供了历史依据，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倡议亦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注入不竭动力。     

道统、系谱与历史——关于中国思想史脉络的来源与确立

古代中国思想史的叙事脉络,大体来自三个不同的“系谱”,它们仿佛考古中的三个“堆积层”,分别是:(一)古代中国的“道统”,(二)近代日本“支那哲学史”与现代西方“哲学史”框架下的中国思想清理,(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思想史叙事。这三重叙事方式,在一种很有意思的结合下,确立了直至如今的中国思想史基本脉络,并且越俎代庖地充当了思想世界的“历史”。在这一思想史叙事逐渐脉络化背后,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可是,这样的叙事脉络忽略了古代思想世界具体的历史环境、政治刺激和社会生活,也使得中国思想史常常出现后设的有意凸现或者无意删削,并且由于脉络化而线索变得很单一。因此,新思想史研究,应当回到历史场景,而在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和政治史之间,也不必人为地画地为牢。     

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反思——拒斥“名辩逻辑”

自梁启超于 2 0世纪初在诸子学领域开创“以欧西新理比附中国旧学”的研究风尚以来 ,西方逻辑便成了我国“名辩”研究的最重要工具 ,“名辩”也因此而变成了“中国古代逻辑”的代名词。时至今日 ,“名辩即是逻辑” ,在许多中国逻辑史研究者看来 ,似乎已是一种不言而喻的常识。然而 ,如果对一百年来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作一实事求是的反思 ,我们就不难看出 ,所谓的“名辩逻辑” ,不过是2 0世纪中国逻辑史界人为制造的一桩学术冤案 ,它在我国古代是根本不存在的。一我国古代有对名、辩的研究之实 ,而无“名学”、“辩学”之称 ,更无“名辩逻辑”…     

中体西用:关于中国神话文学移位研究的思考

本文对中国神话研究史的回顾反省,借鉴西方原型批评关于神话文学移位学说的理论,以及西方民间文学研究领域主题学的研究方法,从构建中国式神话研究体系的角度出发,提出在神话研究领域以“中体西用”取代“西体中用”的理论设想和具体操作程序,希望引起学界关注,扭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的角度和视野,把中国神话的历史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拉回到文学研究的本体中来.     

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

在现代社会科学界,现代化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许多学者着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尚未形成明确的学说体系。“中国现代化”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方向,尤其需要对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目前,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西方     

中国悲剧史的创始之作——《中国悲剧史纲》评介

西方历来重视悲剧。悲剧创作和理论都极发达。但在我国传统的戏剧美学理论中并没有如现今广泛使用的“悲剧”概念,也不曾用这种观念来研究整理我们的戏剧遗产。直到本世纪初,一些通晓中外戏剧史、美学的理论家才把西方悲剧论引入我国的戏剧研究,始在理论上接轨。但中国悲剧史的研究仍然进展缓慢,以致于近百年里还没有一部悲剧史。这无疑是我国戏剧史、戏剧美学研究中的一个缺陷。最近,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青年学者谢柏梁撰写的《中国悲剧史纲》,既探讨了中国悲剧作品和理论观念形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