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解决--评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

一种包容多元、融汇一体的族际关系,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得以顺利构建的基本前提.族际关系的和谐首先来自于制度安排是否适合国情,其次来自于针对少数民族权利保障和特别优惠的政策、措施是否有效.尽管学术视角有所不同,但民族理论和政治学都将民族问题视为一个建构于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事项.试图将民族问题"非政治化"、"去政治化"和"文化化"显然是缘木求鱼.本文从构建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制度与政策层面入手,分别研究了多民族国家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制度架构和政策路径,同时对一些学者关于"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近年来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近年来,我国有学者提出了"以‘族群’替代民族"、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要实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消除这些观点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造成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近年来,我国有学者提出了"以‘族群’替代民族"、民族问题"去政治化"、要实行"第二代民族政策"等观点。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消除这些观点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造成的影响。     

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由民族属性所衍生的话题

民族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既有文化属性,又有政治属性,基于此可将民族划分为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于是,学术界由民族属性衍生了关于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的纠结的话题。伴随西方"族群"概念的引入,我国部分学者将文化民族等同于族群和将政治民族等同于民族,并主张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其实质上就是通过民族的"去政治化"或"文化化"而人为地实现政治民族转向文化民族。本文认为,在中国,提倡民族的"政治化",未必会强化民族认同而削弱国家认同,对国家的稳定、统一与发展形成挑战;同样,主张民族的"文化化",也未必能够淡化民族色彩,模糊民族意识,有效地解决当前存在的民族问题。显然,只有客观地看待民族属性,科学界分文化民族与政治民族,才能促进民族的自身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民族"与"族群"之争看中国民族理论研究的价值取向——构建中国民族理论话语体系研究之三

要探究中国民族理论体系的价值取向,关键还是要从长期以来民族研究应该是"政治化"亦或"文化化"的争辩中去探究,这其中就涉及到"西方话语霸权"、中国民族理论体系"失语症"、中国话语权等诸多问题.实际上,民族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客观实体,本身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进行民族研究,孤立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脱离中国的语境,从而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关于当前若干热点民族问题的理性分析

自西藏拉萨"3.14"和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学者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有的则对一些现行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方法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作者以一个长期在一线从事民族工作的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策)、"第二代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去(非)政治化、少数民族优惠照顾政策、民族融合问题、推广使用普通话与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少数民族是否是国家的包袱、加强宣传教育和切实贯彻落实国家民族政策等当前若干热点民族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和分析。     

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文化化”:“新思路”还是“老套路”?——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三

民族问题具有多重属性,既表现为经济问题,也表现为政治问题,还表现为文化问题等,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不可能把它人为地“政治化”或“文化化”.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的指向是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目标是不承认民族身份、目的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其实质,就是要“去”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整套理论和政策.     

抗战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界对国族建构的新解——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中心

国族建构问题,是自晚清"民族"概念传入以来关乎国家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重大议题。抗战爆发后,"中华民族是一个""汉夷同源"等观点在学界盛行一时,基本主张是以汉文化"同化"其他民族。但是通过西南田野调查的具体实践,民族学/人类学界结合西方学术理论,逐步推导出对国族问题的新解,也就是既承认和尊重中国各民族的多元性,又融各民族于国族之内的国族建构理论。     

关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生存观点的考察

全球化的广泛影响是否会动摇民族文化的根基?全球化尤其是"文化全球化"是否可能?对此,有承认和不承认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文化全球化"就是"文化趋同化趋势",或者说是文化的同质化,如何解读这种观点,可以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寻找立论依据和批判方法.另一种认为,"文化全球化"意味着"文化的殖民化",萨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此进行了分析批判.还有一种认为,"文化全球化"正在消融着"民族文化",哈贝马斯针对这种思潮提出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构想.还有的认为,各民族国家的不同文化将在全球复兴.对民族文化与全球化之间关系的看法.分歧较多.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超越民族国家论这三方面来揭示并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发展的有关看法.     

政治参与中的政治冷漠研究及其民族政治学价值

政治冷漠现象长期受到西方政治理论家的实证性关注,同时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基于各自立场也对其展开不同的价值评判。在政治参与概念框架下,关于政治冷漠的既有经验研究成果十分丰富,而西方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大理论也分别借助公民身份、民族、国家等概念阐述了各自不同的观点态度与解决方案。民族政治学应当在全面引介相关理论观点的前提下,多角度审视西方理论给中国民族问题提供的思想资源,避免偏执化理解带来的误区。     

刍议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张用"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笔者认为民族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体,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国内各族裔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因此,尊重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和国情实际,现阶段不宜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做出合理的安排,理性地协调好公民和族裔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是解决当前民族问题的出路。     

刍议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近年来,国内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主张用"文化化"取代"政治化"的政策导向,做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新思路"。笔者认为民族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体,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国内各族裔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当前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情。因此,尊重民族发展客观规律和国情实际,现阶段不宜提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从制度和法律层面做出合理的安排,理性地协调好公民和族裔双重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是解决当前民族问题的出路。     

"南岛语族"起源研究述评

"南岛语族"的起源课题在中、外学术上都有很长的探索历史,西方学者主导的太平洋跨界民族史学研究主要着眼于"今南岛语族"人群的语言学视野,而从所谓"今南岛语族"生存的空间范围去寻找"原南岛语族"的文化起源,忽视了现今已经消亡的、但在壮侗语族和闽、粤等汉语方言中尚保留浓厚的"古南岛语底层因素"的华南地区的材料.我国学者主要是在中国民族史的学术框架中探讨"南岛语族"的文化来源,站在华南百越民族史的学术视野上,充满华南大陆向海洋单线传播、扩散的观点."南岛语族"的起源研究,必须从包括华南在内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土著文化史的宏观格局中认识,从历史学、史前考古学、民族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的综合考察,才能得出接近历史真实的结论.     

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研究界引入了西方ethnic group概念,采用台湾学者翻译为“族群”,并逐渐使用起来.随之,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持续至今,涉及“族群”概念与特征、“族群”与“民族”的关系、“族群”在中国应用中的错位和泛化问题,特别是涉及能否以“族群”替代我国现用的“民族”的问题.这一争论实质上关系到以“族群”理论还是以“民族”理论作为我国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问题.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意在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改变中国现行的民族方面的制度、政策.     

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分析

上世纪90年代"族群"概念的介入,对于我国学术界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概念引发了大量学者的思考与论辩,有人甚至提出应用"族群概念替代民族概念"的观点,随之还引出了"少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之类的建议。本文将对是否认同和使用族群这一概念,对待少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国族地位的确立等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拙见。     

卷首语

中国的民族和民族政策问题,一直是民族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自西藏拉萨"3.14"和新疆乌鲁木齐"7.15"事件发生后,中国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问题再次成为民族学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或讨论的热点.本期发表周健《关于当前若干热点民族问题的理性分析》一文,针对当前一些报刊和网络上提出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政策)、 ‘第二代民族政策’、民族问题去(非)政治化、少数民族优惠照顾政策、民族融合问题、推广使用普通话与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权利、少数民族是否是国家的包袱、加强宣传教育和切实贯彻落实国家民族政策"等偏颇之论,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理性分析和辨正.     

政治属性是民族共同体的核心内涵——评民族“去政治化”与“文化化”

民族的核心内涵是政治属性.民族有多种存在形式,民族与国家同质是短暂的现象."去政治化"即"去民族",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中国未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向是建构完全的公民国家,而不是"创造"一个与国家同质的"大民族".     

民国时期的“回族界说”与中国共产党《回回民族问题》的理论意义

现有研究表明,中国讲汉语的回回在晚明已经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祖先认同的独特的族类群体(民族),但是到晚清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出现回回学者关于"回族界说"的争议,而且大多数回回精英都不主张回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也不赞成使用"回族"的称呼。本文认为回回精英的这种立场,主要是因为从西方传入的"民族"概念蕴含"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意义,而中国的回回用"争教不争国"表达了在政治上认同中国的生存策略。这种生存策略的确定,不仅与清代后期的民族压迫有关,而且也受到民国期间中国大社会(国民党和大多数主流学者)的"民族"理论和方针的影响。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回回民族问题》(1941年),一方面尊重学理,没有否认中国多民族国家中存在汉族以外的"民族";另一方面修正了少数民族"民族自决"的主张,改为民族平等下的"民族自治"。其在学理上确立了多民族国家中真正实行民族平等政策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回回民族指明了不需要否认自己民族身份的发展道路。     

马戎:“去政治化”的政治

马戎教授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族群和族际关系,并在如此国情基础上形成了相应的观念体系。中国几千年来在处理族群关系具有把族群问题"文化化"的传统,采用"族群"概念代替"民族",并非把民族问题定义为"非政治性问题"。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在表层上是避免把各族民众在经济交往和文化互动中产生的纠纷和价值冲突政治化,按照"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解决"的原则处理;深层次的谋略是确保维护祖国统一、有效反对民族分裂势力。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是一个方向,在没有得到民族精英和民族大众广泛认同前,不宜提出具体的政策措施。在此期间,更应该反对大汉族主义,以维护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基本权益。     

史禄国民族（ethnos）理论的构建与修正

史禄国提出的民族共同体与涂尔干学派强调的社会同样是值得学者关注的集体表象形式。史氏起初试图以人口密度、土地、文化关系构建民族（ethnos）理论，后期则逐渐放弃量化路径，转而从“丛体”概念出发，结合西方从共同体到国家的演变框架与满-通古斯田野材料发展出历史-民族志方法论。史氏立足于中国经验并在与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对话中，揭示出北方通古斯氏族制度的自然状态以及社会与文化从自由迁徙到进入地缘政治后社会组织与民族志丛体变迁的历史过程与客观机制，并从传播论的角度揭示出文化及其载体自下而上层层推进的进程。此后这一理论被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所继承，成为探索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重要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