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至清中国社会"非封建"刍议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主流倾向于将秦至清两千余年称"封建社会",此后在"五种社会形态"框架内,此论更成为流行说,从而使"封建"脱离了古义(本义)和西义(世界通义),也有悖于马克思的封建原论.实考秦至清两千余年,封建制已退居次席,而有别于封建领主经济的地主经济.以及不同于分封、世袭的贵族政治的僚政治于起伏跌宕间一以贯之.长期延续的是由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形态.在西欧、日本有典型表现的封建化三特征--农人农奴化、土地庄园化、政权多元化,中国秦至清的大势与之背反.故秦汉至明清冠以"封建社会",显然不得要领,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似可昭示其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政治体制诸层面的基本特征.又可简称为"非封建"的"皇权时代".     

中国四大传统文化说

学术界一直认为中国有三大传统文化:儒家文化、释家文化、道家文化,笔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有四大传统文化,即除了以上三大传统文化之外,还有帝王文化。帝王文化的思想源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自晋之后是历代皇帝的独断思想。帝王文化即有自己的社会基础、自己的文化典籍、自己的文化符号和自己的文化结构。当然,帝王文化和儒家文化、释家文化、道家文化进行了充分的融合,互相汲取,从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多元文化。帝王文化对其他文化进行了两千多年的整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专制文化传统。     

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夏商两朝不是奴隶社会,而是王权专制的雏形氏族部落国家;中国的封建社会,应从西周起到战国末为止,秦统一后,秦始皇全面开创了皇权专制的政体,打破封建壁垒,这对于巩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所以两千余年的皇权制社会应叫它皇权社会,而不应称之谓封建社会.     

先秦法家对《周礼》的继承发展——兼论连坐法和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形成

连坐法是先秦法家严刑重刑的标志,"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是其文化专制的标志,它们的形成与《周礼》关系密切.《周礼》的乡遂制度为连坐法的形成提供了模式,而担负着国家政令传播职责的吏师制度则是法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文化专制的蓝本.     

中国古代的“人臣专制”

汉语中的“专制”一词并不用于君主,而是广泛用于人臣,这是中国古代帝王臣民普遍认可的观念。鸦片战争以后,人们逐渐习惯于将“君主”与“专制”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一观念放大到古代,这是一种误读。一般说来,君主总是尽可能地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由于军事指挥的特殊性和笼络重要人士的需要,才授予臣下“专制”之权。古代人臣专制有受命与不受命之别,是否奉承了君主之命,是判断人臣专制合法与否的唯一标准。历代君主对“背法专制”者无不施以重罚,以巩固自己的权位。人臣超越制度的规定行使权力,即使所做的事利国利民,也要受到责罚。专制制度培养的是循规蹈矩的官吏,专制帝王需要的是俯首贴耳的驯民。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君权的无限性与君主实际能力的有限性是非常突出的矛盾,撇开法律和制度的制约,绝大多数君主都难以防止皇权的异化——人臣专制的发生。君主专制制度的发展大势是君权不断强化,人臣专制是暂时的,他们想要建立的最高权威不外乎皇权,其实质是专制王权的变态与向专制王权的回归。古代“专制”的应用语境直接关系到专制政治的定义,是研究君主专制制度应当重视的问题。     

“布衣天子”朱元璋的政治思想

本文从“布衣天子”朱元璋对农民革命态度的变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所提倡的“重民”、“尊儒崇经”及治吏之术等思想内容,论述了他的政治思想.作者认为,朱元璋的政治思想,虽有一定程度的进步意义,但实质上仍然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皇权的绝对权威,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上的贪污腐败现象.     

解读极端皇权专制下的明代监察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集权政治的愈益发展,对监察制度之依赖程度必然不断加深。有明一代,随着专制皇权统治向其巅峰状态发展,导致政府的运转对监察制度的依赖程度超过历代王朝,以各级官吏为对象的监察活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可以说,明代以分权制衡为基础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行,是以无所不监的双轨制监察体系的同步发展为条件的。监察制度为专制皇权服务的根本政治功能,更体现为皇权对监察权的严重制约,并随着专制皇权的空前强化变得更加绝对。明代监察官向专制皇权之附庸的急剧蜕变已不可抑制。     

辛亥革命在破立双方的开创性贡献

辛亥革命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进程具有多面而深远的影响.与中国历史上其它的改朝换代不同,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社会自秦汉以降宗法专制的社会形态,结束了长达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辛亥革命在破除旧制的同时,开启了民主共和宪政的新篇章,使共和时代取代了皇权时代.辛亥首义堪称中国人追寻共和宪政的第一个高潮,并最终促成民主宪政观念普被后...     

“靡然西向”至“异说纷起”——周秦之变视域下士人与秦政权关系演变探析

先秦之际,为谋求建功立业,四方游士纷纷西向秦,助其在诸侯争霸中一统六合,成就帝国伟业.进入大一统专制体制后,士人期许在由自身参与开创的帝国政权内依旧“为帝王师”,这与专制皇权需要士人“从于王”的定位相分歧.最终,士人的“异说”“讥议”“挑战”遭遇帝国“焚书坑儒”的威权回击,从而结束两者在先秦所形成的较为同步的双向期许关系,开启了“道”与“势”“谁寄于谁”的时代.     

秦文学简论

秦族很早就生活在中华大地上 ,由于长期处于边地 ,发展过程又深受法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而且在短暂的秦王朝统治时期 ,实行了“以吏为师”、“燔灭文章”的文化专制政策 ,因此 ,一般认为“秦世不文”而对其文学尚没有足够的重视。秦能很快由地处边陲的小国发展而成为一个一统天下的封建帝国 ,对中国历史、经济、文化影响非常深远。随着秦这一民族的发展 ,追溯其文学源流、特征 ,认识其文学的全貌是非常必要的。     

对统一后的秦王朝速亡原因的再分析

本文重新分析了统一后的秦王朝速亡的原因,对传统的"暴政说"或"专制说"提出了质疑,认为秦王朝的速亡,是由于复国势力的普遍存在,增加了反秦阵营的实力;对边疆的大量用兵,削弱了对内镇压的力量;浩繁的工程建设,造成了国家经济的极度危机,而这一切又是建立新体制所必须付出的"历史代价"。     

论墨子“尚同”非专制

对于墨子的尚同政治主张,学术界存在两种看法,一为专制,一为民主。事实上,讨论墨子之"尚同",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与尚同之目的。作为一种抽象概念,"尚同"既可以是专制,也可以是民主。通过考察"尚同"之目的、形式与内容各方面,将"尚同"置于"兼爱"的社会理想之下,不仅要求"下同于上",也要求天子上同于天、顺应民意、主动接受贤臣的影响,则"尚同"非专制明矣。此外,"尚同"并不要求上下之义绝对的一致,而只是无限接近。     

中国历史演进的自由线索

在中国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存在两条线索,一为维持皇权专制的"秦制线索",一为追求自由的"儒家线索"。秦代以后的二千年国史,基本上就是这两条线索互相交缠、较量的历史。当皇权愿意接受儒家政治哲学的塑造时,王朝的专制烈度就会降低、社会自治的空间就能得到拓展;而当儒学无力左右皇权的运作时,王朝的专制程度则会加剧,社会自治空间也受到压缩。通过对蕴含在秦后历史中的专制线索与自由线索的整理,可对费正清先生的"冲击—回应"模型论提出修正:中国近代化不仅是西方"冲击"的结果,也是内在于儒家历史的自主诉求。     

财政与皇权的互动——北宋内藏库运作机制之演变

宋初以北伐为目的而设置的内藏库,依靠江南金银课利的固定上供渠道以及与三司合作设置的市易务收入遗利,储备了大量的国家财政资金。这些财政资金,一方面应对高额的军费支出,另一方面,天子通过借贷给三司或政府,从而支配国家的行政运行,以提升皇权的效能。天子以内藏之资支配国家财政运行提升了皇权,而皇权彰显过程中,挥霍无度或超额支出造成内藏亏空,甚至财政危机,又反过来威胁着皇权,以至于太子登基之后,为提升皇权又进一步改良内藏库的管理。北宋167年间,天子皇权的提升与内藏库运作机制的发展演变,交相辉映。     

论汉代执法思想中的理性因素

立法的"汉承秦制"是明确无误的,而在执法过程中,汉代士人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和理性。汉人则非常重视法律与人情、人心之间的谐调。特别是对"法律与民心的谐调"、"法律与皇帝诏旨的制衡"、"执法宽平、议法从轻"等问题的讨论,都表现出与秦人大为不同的思路与选择。结果是,他们把僵硬的法律规定赋予了人性化的解释,缓和了专制皇权对法律的非良性操控,减轻了法律残酷无情的色彩,从而保证了人心的归属和社会的稳定。     

试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重新分期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生长在社会形态的土壤与背景之上,与社会形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认识就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已有的认识相当混乱。本文依据古代大量资料和新近研究成果,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分期作了重新划分,即将上古视为原始公天下社会、将夏商周视为政治分权的封建社会,将秦至清朝视为皇权专制社会,并对此作了颇富说服力的论证。     

二十世纪中国学界对“专制”概念的理解与法家思想研究

近代西方和日本的"专制中国"印象及"专制"概念深刻影响了20世纪的传统思想研究。"专制"概念的多义性以及现代学界对"专制"内涵理解的侧重点不同,导致了相关学术观点的分歧。20世纪的法家思想研究主要有两种分析模式,一种思路强调思想动机与客观效果相对二分,另一种思路主张以思想的客观效果来分析和评判该思想的属性。前者否认法家思想是一种"绝对君主专制理论",后者反是。法家思想研究,应发挥上述两种研究方法之长,克服教条化、模式化的弊端。     

马克思从“共同体”视角看东方国家专制性的思想探析

在阐述马克思村社"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以中国、俄国和印度等国家为例,对马克思关于东方国家专制性的思想进行探讨,得出村社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长期、普遍、牢固存在是东方国家专制性特征的牢固社会基础的思考,并就村社等"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成为东方国家专制统治社会基础的原因问题展开论述。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