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贺铸词之“诗化”

北宋中后期词人贺铸词中呈现出“诗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题材的“诗化”和表现手法的“诗化”。题材的“诗化”,包括抒怀词、怀古咏史词、思边词和悼亡词,这些词对宋词对题材的开拓具有重要意义;表现手法的“诗化”,包括比兴手法的运用、化用唐人诗句入词和运用典故等方面。在北宋中后期沿着苏轼开辟的“以诗为词”的道路进行创作的众多词人中,贺铸的创作成就是最突出的。贺铸词之“诗化”,对其词多样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其词之“诗化”及其“诗化”后的豪放词对南宋辛弃疾及辛派词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     

刘勰论楚辞源流

<文心雕龙>对楚辞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产生条件、地位影响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其高明卓异之处,在于他能从文学发展的角度充分肯定楚辞产生的历史意义和对后世文学的重大影响,即以通变的观点来论述楚辞的渊源、楚辞的新变和楚辞的影响.刘勰认为一代文学的新变,既要接受"世情"和"时序"的影响,也要善于从传统文学中合理地汲取养分,因此,他主张"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     

从刘勰评骚看《文心雕龙》的通变理论

刘勰以通变的观点来论述楚辞的渊源、楚辞的新变和楚辞的影响,显示他卓越的眼光;而把对楚辞的评价放在《文心雕龙》全书显要的位置,表明其目的是要通过对楚辞渊源和影响的分析,阐明其文学通变的理论,即以楚辞为通变的范式,来论述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问题,无疑也显示出《文心雕龙》全书体系的严谨精审。     

《楚辞》的生命向力与接受主体的张力——以朝鲜郑澈歌辞创作所受影响为中心

一、绪论屈原(公元前340-公元前278)是中国古代楚国人。他是中国《楚辞》的尊定者,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浪漫主义代表诗人。他的《楚辞》文学不仅对中国诗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日本和越南,尤其是对朝鲜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试图根据现有资料,考察屈原《楚辞》对朝鲜诗歌文学,尤其对郑澈歌辞创作的影响,同时考察朝鲜接受屈原影响的几个特点,这将对中朝文学比较研究具有一定意     

试论贺铸豪放词承上启下的词史地位

贺铸生活于北宋末期,创作了20余首豪放词,这些词在豪放词发展史上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从书写内容看,贺铸豪放词中书写登临怀古、抒发内心豪壮情感的内容上承苏轼词,书写军情国事、表达隐逸向往的内容下启南宋词;从使用手法看,贺铸豪放词中以诗为词写法上承苏轼词,回忆以及化用前人成句的手法下启南宋词.     

刘勰楚辞观简论

刘勰的《辨骚》是楚辞学史上第一篇最精辟、最深刻、最具创见而最富赞美之情的《楚辞》专论。它从通变特征、艺术成就、文学地位、后世影响等方面 ,对屈骚进行了较为系统而全面的评价。不仅总结出了“酌奇而不失其真 ,玩华而不坠其实”的文学创作原则与规律 ,而且对于后人研究《楚辞》具有方法论意义。刘勰的楚辞观值得重视。此外 ,对“博徒”一词的误解应予以拨正———是褒词而非贬词     

略论晚清湘军幕府文士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

晚清湘军幕府既是政治军事幕府,也是文人幕府。这种非典型的文人幕府形态以及以经世致用为底色的文学思想,决定其幕府文士自觉接受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却鲜有优游不迫、较有规模的骚体文学创作,表现出有异于传统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的创作风貌,但他们承袭了楚辞“士不遇”主题,又热衷于运用楚辞意象、骚体句式,从而使湘军幕府文学具有浓郁的楚骚风韵。由此,晚清湘军幕府文学成为楚辞接受史上具有鲜明个性的案例。     

莫友芝《影山词》考论

莫友芝的词集有钞本和印本两个系统;其词作近三分之一可以做编年整理;其词学观不主一隅.强调综合学习;其创作既受周邦彦、姜夔影响,又兼得苏轼、贺铸之长,是晚清词坛的重要作家.像莫友芝这样值得关注却未得到应有关注的作家,应该引起研究者重视和反思.     

莫友芝《影山词》考论

莫友芝的词集有钞本和印本两个系统；其词作近三分之一可以做编年整理；其词学观不主一隅，强调综合学习；其创作既受周邦彦、姜夔影响，又兼得苏轼、贺铸之长，是晚清词坛的重要作家。像莫友芝这样值得关注却未得到应有关注的作家，应该引起研究者重视和反思。     

“楚声”初探

楚辞是楚国诗歌的代表,是中国文学的骄傲。楚辞的声调跟楚辞的地方音乐密切相关。楚辞,也是楚声的文学。因此,探讨楚声的源流及其特征,对我们进一步研究楚辞以及先秦时代的文学和音乐,都有重要的意义。     

姜亮夫先生与楚语研究

楚语,是楚辞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和楚声、楚地、楚物共同形成了"楚辞属楚"的这一鲜明的地方特色,因而,研究楚辞中的楚语,是楚辞研究中的十分重要的课题。但楚辞中的楚语研究是四者中最薄弱的环节。东汉王逸及宋代洪兴祖为后代的"楚语"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楚语"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了第一部研究《楚辞》中之"楚语"的专著。姜老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他深厚的学术根基两方面相结合,为20世纪楚语研究做出了超越前人的独特贡献。     

论刘熙载评鉴词的楚辞尺度

刘熙载是晚清时期一位慧眼卓识的词学家,但同时又是一位重要的楚辞学家。他在词品、词体、词境和词法等方面,都曾直接借用楚辞作为评鉴尺度。     

论梁启超的楚辞研究

梁启超的楚辞研究 ,在中国楚辞研究史上颇有影响。他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又有开阔的视野 ,既能站在较高的思想层次和文化层次上考察楚辞产生的原因 ,又注重对楚辞文本的研究 ,比较正确地评估其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 ,因此 ,他的许多观点以及研究楚辞的方法对后世的楚辞研究都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解释学视野观照下的《楚辞补注》体例

洪兴祖《楚辞补注》是现存最早以"补注"形式出现的古籍解释著作。洪兴祖创制并选定"补注"体来解释《楚辞》,有其必然性。它是洪兴祖针对《楚辞》文本的抒情特征和以往《楚辞》解释存在的不足,依据自己"补不足,发己意"的解释目的,凭藉解释体式的传统和经验来选择的结果。     

萧纲与楚辞

本文通过对梁简文帝萧纲的生平经历、文学理论以及诗文创作的分析研究来考察萧纲与楚辞的关系,进而对楚辞的艺术性以及对后世文人的影响,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了解。     

《离骚》与屈原之集——以《楚辞》成书研究为中心

《离骚》是《楚辞》中最瑰丽、最重要的一篇抒情长诗，被誉为《楚辞》之祖。而汉后诸籍，也常将《楚辞》径直称为“离骚”。历代研究者认为，此种现象为艺术上之假借。但笔者通过对《楚辞》的成书过程的考查和对有关历史资料的重新爬梳，认为“离骚”一词，不完全是用借代的手法以篇名来代指集名，而可能是一部真实存在之集名。且《楚辞》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之过程，并在汉代逐步完成了由个人别集向地域流派总集的转变。极其可能的是，在汉初刘安时已经存在一部名日《离骚》的诗人别集，并一直沿用《离骚》之名，直至《楚辞》最后成形即刘向编辑《楚辞》。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向来有着特殊的地位,这一特殊地位也充分体现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对《诗经》,刘勰一方面充分肯定其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又着眼文学创作而将其还原为诗歌创作的成功和典范之作,进而总结出文学创作的根本规律:以情为本,文辞尽情。对"楚辞",刘勰一方面着力澄清汉代以来以经立论的楚辞观,同样还原其作为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则强调其"笼罩雅颂"的"惊采绝艳"之美,从而要求文学创作"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楚辞》：宗教的沉思与求索

《楚辞》中的宗教蕴涵,包括宗教沉思与生命修炼的两个层面。宗教沉思表现为对于神灵世界的向往、对于神圣原则的追求以及与神灵亲近交游的激情。《楚辞》中的生命修炼术则有吐纳餐气、服食药饵、凝神守一等多种。宗教沉思与求索不仅是《楚辞》的文化背景,也是其艺术构思的重要因素,因而深深地渗入《楚辞》的内在精神之中。     

《楚辞》研究:功夫在书外——以《楚辞》文献研究为例

本文主要以《楚辞》研究所涉及的内容,以例证的方式说明:《楚辞》研究要想有所进步和发展,必须注意《楚辞》研究以外的文献及其研究成果;同时必须注意非专业的《楚辞》研究者在他们的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研究成果。只有同时注意到这些学术研究成果,《楚辞》研究才可能有所新的突破和成就。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