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和平初论 ——以民诉程序为考察对象

程序价值理论经过了由程序工具主义向本位主义的过渡,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程序的内在价值,但尚未对其中的个别价值进行过详细论述和系统研究。和平价值作为一个基本价值,以社会学、法理学、经济学的理论为基础,包括了程序规范的和平和程序运作的和平。     

理解多边主义:一种综合解释模式

多边主义是三个以上国家基于合作的行为取向和特定目的所采用的国际互动形式及其制度结构。尽管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多边主义的核心,但它并不是多边主义的惟一逻辑,多边主义的概念下涵盖着不同属性,需要从不同的维度对其进行探讨。从"综合解释模式"出发,可以看到,多边主义存在着三个逻辑层次:作为工具的多边主义,作为制度的多边主义和作为价值的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是三种逻辑的统一体。     

关于我国财政与货币政策有效配合的几点思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二者有效配合对国民经济运行能够产生高效的调控作用.本文从近年来我国已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入手,分析了我国当前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几点建议,即财政货币政策应加强在高水平、深层次上的协调配合;改变调控中主要依赖货币政策而弱化财政政策的做法,充分发挥两种政策的各自优势;提高财政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效果,需进一步深化改革;宏观调控方式进一步由行政调控为主转向以间接的经济调控为主,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艺术.     

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工具选择偏好及改进策略——基于2018—2022年的政策文本

对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工具选择偏好进行研究,有助于高质量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文章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选取60份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文本,依据内容分析法,构建政策工具类型、政策工具作用领域、政策工具价值目标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对财政支持乡村振兴的政策工具使用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在支持乡村振兴过程中偏好激励型工具和系统变革型工具,能力建设型工具相对较少。政策工具在政策作用领域积极部署,政府对项目资金管理最为重视,群众生活保障和产业振兴领域相对不足。政策工具的价值目标中侧重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价值原则倾向于公平。因此,建议优化政策工具配置,适当减少系统变革型工具的使用次数,增加能力建设型工具的运用频数,加大资金使用的公开力度,优化政策工具评估体系,建立事后反馈制度,创新激励型政策工具的使用,激励对象侧重于农民。     

民事诉讼程序和平性价值研究

程序价值理论经过了由程序工具主义向本位主义的过渡,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程序的内在价值,但尚未对其中的个别价值进行过详细论述和系统研究.和平价值作为一个基本价值,有社会学、法理学、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包括了程序规范的和平和程序运作的和平.     

毛泽东的法律观及其对当代的启示

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政治法律观的渊源、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历史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共同造就了毛泽东独具特色的法律观.毛泽东的法律观主要是工具层面上的而非目标层面上的,其核心是"国家本位论"和"阶级斗争工具论".和毛泽东的工具论法律观相比,现代法治主义更强调法律的目标性价值.科学评价及对比毛泽东和法治主义的法律观,可以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提供启示.     

预算绩效管理与财政绩效评价:以教育经费为例

预算折射现代国家的理财能力及治理关系。作为政府绩效评价的组成部分,财政绩效评价可视为预算绩效管理的约束机制及工具体系。从财务管理、预算管理到预算绩效管理进程中,融合"价值—工具"二重性,财政绩效评价与预算绩效管理价值同构,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突破口和破解预算管理困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回应社会诉求的有效工具。教育经费是我国财政最大项支出和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内容,涉及矩阵式的权责主体及利益格局。构建融合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的教育经费绩效评价结构体系,以及经费投入(支出)、过程监管、目标实现、社会满意为维度的指标体系,能充分体现评价的科学性。在各种评价模式中,内部评价以提高效益为目的,外部评价旨在提高教育财政的公信力。     

诚信的三重境界及其社会价值

在价值层面上,诚信有三重境界,表现出不同的社会价值：功利主义的诚信追求的是诚信之外的功利目的,诚信只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义务论的诚信坚持把诚信作为一条可普遍化的规范而无条件地遵守;德性主义的诚信把诚信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实践,注重诚信品德的生成与培养。在当下社会,诚信的这三重境界各有自己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但功利主义的诚信因其只重结果不重过程、忽略诚信的目的性意义而纯粹成为手段,在当下社会虽被提倡,却不应该被继续强调、倡导和肯定;德性主义的诚信强调高尚的追求和境界,但超越社会现实的道德水平而曲高和寡,难以被普遍践行;作为义务的诚信兼顾主体内在的义务感、责任感和外在行为模式的普遍化规范,且在当下社会有相适应的约束机制,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当下社会的实际道德水平,是应该被强调且能够被普遍践行的。     

《黄河保护法》制定背景下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机制建构

在国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导向下,面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整体性、复杂性和超大规模性,单纯依赖传统的以环境保护要素为对象的行政管制手段不足以充分达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中流域大保护的既定目标和战略需求。根据国家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指向和战略定位,从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出发,需要国家担当"高位推动"的流域宏观生态调控角色,运用全局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引领、指导式调控手段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的手段、工具以及机制进行宏观层面的补强。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是发挥国家对黄河流域空间整体性治理和法律管理空间系统性规范的调控功能,以"战略性需求—生态保护总体目标—国家职责"逻辑关系为基础,以"目标+规划+工具"为宏观生态调控机制创立的核心要素。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客观要求下,围绕着"目标+规划+工具"为轴线的黄河流域宏观生态调控机制应当将宏观生态调控行为的权力主体、调控程序、工具运用和实施用法律予以确认、保障和规范,并确立可一般化的规范性构造,以实现黄河流域国家宏观生态调控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并达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从基础主义到反基础主义——后现代语境下国际关系规范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分析

强调个体和人类价值的世界主义以及强调国家价值的社群主义是国际关系规范的两种主要思想传统。在较长时期内,两者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国际关系规范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与内容。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两种传统都受到了来自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批评,其结果是反基础主义的兴起。反基础主义质疑价值基础的客观性与必要性,从而成为一种没有伦理规范的道德主义。反基础主义的批判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但由于其作用仅限于解构而非建构,因而很难在解释与改造世界、推动理论发展中起重大作用。笔者由此主张超越反基础主义,在吸收传统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综合性价值框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数据治理:概念体系、现实困境、优化路径

运用数据治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能力,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内涵上,数据治理具有社会/国家治理的一般规定和公约性质,是社会/国家治理的具象和分析。外延上,数据治理是由目标、关系、机制、规则、行为、技术等构成要素形成的整体性的有机体系。在此次新冠疫情防控中,数据治理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暴露出了在主体（关系）、机制、规范、技术等方面的现实困境。要破解数据治理困境,应优化四条路径:价值层面,数据为本转向人民为本;关系层面,科层管制转向平等共治;机制层面,唯结果论转向重程序化;规范层面,任性人治转向理性法治。     

普惠金融的税法规制

普惠金融是一种旨在为社会弱势群体谋求公平的金融发展权利的新兴理念,其与我国当前的精准扶贫政策高度契合,故此推动普惠金融发展在当下具有重要意义。普惠金融的税法激励被屡屡提及,但是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制度设定和规范建构。实际上,普惠金融的税法规制是一种带有特定公共利益倾向的政策性规制,其具有理论正当性;同时税法规制的激励性功能和补偿性功能构成其合理性依据。当前我国普惠金融的税收优惠依赖于政策性文件,缺乏系统性考量,其内容设计较为粗糙,税收优惠的公平性和保障性尤为不足,其实际效果也有待观察。对此,采用转向制度化的规范之治、差异化的激励机制、实质性的监管约束等法治化路径应该是将来理想的规制方案。     

国家治理与我国现代财政制度构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做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战略部署。探讨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从“统治模式”转向“治理模式”（善治）,并对财政制度在经济、政治与社会子系统的媒介作用进行了阐述。基于财政在治理转型中的关键基础地位,从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政府间财政关系三个角度具体论述了如何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以推进国家治理方式转型,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当前,我国进入“大国财政”的新常态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建设大国财政,构建现代财政制度,不仅发挥财政的治国安邦作用,也发挥中国财政在全球治理中的更大作用。     

论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遥测等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于环境监管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技术赋能已然成为当前及今后开展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成为环境法法典化的时代背景。然而,技术赋能在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同时也挑战了现有环境法范式:一是新兴信息技术介入环境实践引发了新的不公正现象,使实体性环境正义和程序性环境正义都受到了挑战;二是环境法律规则滞后于治理需求,由于在环境法律规制场景中,以技术代码等为主的"算法程序"能够成为实然层面的"环境法律规则",会导致权利义务失衡;三是环境监管过程中大量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可能出现数据失真、算法偏见、规制俘获等风险,影响环境监管部门在决策、监督、管理及执行等过程中的职能履行效果。随着环境法典编纂提上议程,如何权衡技术赋能的风险与收益成为亟待解决之题。由于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突破了既有环境法范式,出现环境治理场景去人工化和环境法律规制在线化现象,这意味着技术成为环境治理和环境法律规制场域的介入因素,导致环境治理实践面临社会系统和规制系统双重"脱域"之境遇。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不仅要关注环境法典编纂的篇章结构、规范体系等具体问题,也要立足环境法范式转型之时代需求,为研究环境法典的未来样态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要在祛魅技术风险的同时保障治理效能,并逐渐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其一,要塑造新型环境法典理念,重构环境法与新兴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回应技术赋能对传统环境正义所带来的冲击,进而形成能被环境法共同体所接受的共有价值,实现数字环境正义;其二,要结合新兴信息技术改造环境法律规则,实现环境法律规则与技术代码的沟通,并以此为基础创新环境法律规则形式;其三,智慧型环境法典要关注风险预防,实现风险与收益相平衡,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建立智慧型环境风险防治机制,提高事前、事中及事后全流程环境风险防治效能。     

区块链金融的刑法风险与规则之治

区块链技术的特征，一方面奠定了其在金融这一文明社会重要基石中的应用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为区块链金融活动中的不法风险埋下了线索。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实际金融应用场景，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之应用的不法风险，首要体现为以加密货币为基础的区块链金融生态对于骗购外汇类犯罪与洗钱犯罪的助推。区块链ICO等中心化金融活动，更是带来了诸如内幕交易类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等扰乱金融秩序的不法风险。区块链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还催生出基于智能合约的去中心化场景下的犯罪形态。思考区块链金融犯罪的规则之治，现行法规范的缺乏与区块链技术的风险内生性，共同导致了相关犯罪的认定困难。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区块链金融领域的刑法风险，需要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来对相关风险加以规制。就外部视角而言，为了将区块链金融犯罪纳入刑事法治的轨道，首先必须重新评估加密货币的刑法定性。对此，应当区分不同加密货币的性质来分情况讨论。同时，还需对区块链技术发展主体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合理界定相关区块链企业的平台责任及监管方式。应当反思当前"一刀切"的监管方式，采用带有包容性特征的监管沙盒模式，允许相关企业在可控的范围内开展颠覆式创新，并基于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合理设置平台责任。就内部视角而言，区块链领域的规则之治还要求区块链企业整合刑事合规要求作为内部控制手段。具体而言，涉及区块链信息服务的相关境内企业应当切实履行国内监管要求；涉及区块链金融服务的相关企业应当切实履行反洗钱义务，整合FATF和各国的反洗钱国内法规做好合规工作；涉及区块链金融交易的相关企业则应密切关注金融交易类的犯罪风险，建立和完善金融证券犯罪风险的刑事合规；涉及区块链智能合约研发的相关境内外企业则应积极推动企业刑事合规与区块链代码的整合。以内外兼修的方式完善区块链的监管方式与规则之治，促使刑事法治对区块链金融犯罪做出积极回应，将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区块链金融领域的创新，助力我国数字经济行稳致远。     

论基于经济治理的经济法软法之治

无论从一般法理还是经济法这一部门法层面看,经济法软法的治理功能正在得到彰显。为此,有必要对经济法软法的基本类型、经济治理及其理想模式、经济法软法治理得以实现的路径以及基本规则进行理论阐释,使经济法软法在经济治理中发挥其应有功能。为达此目标,本文首先对其渊源加以分类,将其类型化为公共政策类、行业规章类、专业标准类、市场交易主体类和国际经济法软法规范等类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定性分析从经济学和法学理论中探寻经济治理的旨趣,进而基于经济治理的本质探讨经济法视域中经济治理的理想模式,从该部门法角度厘清并选择"经济治理模式",该模式即为"经济法规范文本层面的治理+经济法软法规范的治理"之软硬结合模式,其实质就是经济法软法与硬法并用。最后诉诸价值分析从应然角度研判,提出经济法软法治理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转变认知观念、厘清治理路径、协调硬法与软法实施,并遵循冲突时软法让位于硬法、和谐时软法优先于硬法两项基本规则。     

WTO规则下的外汇管理

外汇管理制度是一国国内金融法规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当的外汇政策可以维护国际收支稳定,保护本国金融市场免受国际投机的冲击,但过于严格的外汇管制则被认为是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将会受到WTO法律体系的制约。然而在WTO内,有关的外汇管理规范大多散见于各项协议之中,缺乏统一的体系结构,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本文即是旨在对WTO框架下的外汇管理规则进行理论上的阐述,以期概括WTO规范对其成员国的具体要求。     

国家治理财政学:学说渊源、理论基础及主要特征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财政学理论的发展既受到外来理论的深刻影响,又在解释和指导中国财政实践中打上了中国国情烙印和时代特征。“国家分配论”受到来自苏联理论的深刻影响,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运用计划模式追求工业化紧密相关,强调中国财政的生产建设性。“公共财政论”借鉴西方现代财政理论,又与改革开放中引入市场机制加快经济增长相对应,强调现代财政弥补市场失灵的公共性。国家治理财政学将是中国汲取中外财政相关理论成果,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进行的财政理论探索。该理论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互动视角对财政现象进行观察,对财政主体、财政客体、财政目标和财政过程进行全面研究,为新时代发挥财政在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基础和支柱”作用提供理论支持。     

制度变迁中的我国财政政策效应分析

我国真正意义上应用西方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但其他方面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不尽如人意.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过程中,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在向新制度变迁时,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笔者建议,目前的中性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注意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应减少公共支出,多运用税收这一调控方式.     

社会治理绩效视域下完善我国绿色建筑 政策法规体系的路径选择

发展绿色建筑是国家全面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最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实践，也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在全面发展绿色建筑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需要从国家法律的高度进行阐释和推进， 从而实现良法善治，并进一步体现社会治理绩效水平。如何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相关问题，都将直接影响到我国绿色建筑的深 入开展。 “无规矩不成方圆”，在现有标准规范的基础上，绿色建筑已有充足的理由走向法治化道路。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 下，探索完善我国绿色建筑政策法规体系的对策与方案，对促进新时期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从而提升社会治理绩效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