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周期”视野下中国的金融监管研究

“逆周期”的金融监管是指金融部门在经济波动低谷时根据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创新货币政策,进行灵活的逆方向调控。那么,逆周期资本监管产生的机理是什么,当前世界经济波动的逆周期特征又是什么,如何把控“逆周期”金融监管在经济波动运行中的价值,我国逆周期资本监管需要哪些政策杠杆等,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和金融政策中的重要课题。     

会计准则、金融监管与顺周期性矫正

现有研究基本观点认为金融危机中会计准则对顺周期性具有强化作用。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开始研究商业银行顺周期性的矫正,巴塞尔委员会与IASB分别提出了逆周期资本缓冲与预期损失模型,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顺周期性问题。原因在于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目标存在内在差异,会计准则遵循"如实",旨在及时反映经济的真实波动,金融监管恪守"审慎",旨在熨平可以预见的经济波动。只有会计准则与金融监管规定分离,才能从根本上矫正资本监管下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因此建议弱化金融监管对会计信息的依赖,对于部分金融事项在会计报告之外建立单独的监管报告体系。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银行业的信贷配置与后期影响

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是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套微观数据,可尝试探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银行业的信贷配置与后期影响。研究发现:在“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施期间,相较于其他类型的银行,国有银行更积极地配合刺激计划,更多将信贷配置到中西部地区,其中主要是中西部的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信贷支持。然而,在计划实施期间向中西部地区发放更多贷款的银行,在计划退出后的资产质量更差,并且这一影响在中长期持续存在。研究结果说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对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有力落实,是中国在危机后能够迅速稳定经济与就业的重要原因,但也需注意与金融风险相关的中长期影响。     

逆周期宏观调控下的中小商业银行监管研究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加强逆周期的调控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之一.文章在综述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逆周期金融调控政策进行了总结,并进行了逆周期调控对中小商业银行的效应分析,得出中小商业银行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对政策及市场环境变化更为敏感、面临更大的风险压力的结论,进而进行了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动态调整资本监管要求、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和行业自律建设、针对中小商业银行群体内部的不同特点进行差别化的监管等三项政策建议.     

基于信贷配给角度的供给侧管理

2015年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仅为6.9%,实体经济面对诸多困难。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政策重心将由需求侧管理转向供给侧管理,力图通过土地、资本和人口等要素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增长。然而,研究供给侧的问题必然要重视经济运行的产能过剩问题。基于银行信贷角度,利用灰色关联分析信贷配给与钢铁行业产能的关系得出相关结论。从而,提出合理进行信贷配给、缓解产能过剩压力的措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实现供给侧的管理。     

投资低效与经济增长:对中国资本存量和无效投资的估算

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巨大,但与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出效率进行比较,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由于产出中有相当的份额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为了GDP增长速度进行的无效投资违背了发展经济的本来目的.倘若投资和GDP的增长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那么这样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就没有任何意义.     

沿海省市海洋经济政策效益比较研究

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构建海洋经济政策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基于多层次灰色关联分析进行评价。结果显示,许多沿海省市在这三个方面表现得并不平衡。显然,"十二五"期间,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海洋经济政策的完善以及能否被有效实施。为此,一是完善海洋经济政策的宣达机制、信息反馈机制和监管机制,提高海洋经济政策的综合调控能力;二是完善海洋经济政策主体的纵向/横向交流与协调机制;三是完善多渠道生产要素投入的政策体系。     

金融稳定评估的宏观压力测试研究

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稳定再次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介绍了金融稳定评估的重要技术工具——宏观压力测试的基本定义、宗旨理念和积极意义,综述了目前宏观压力测试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本文提出宏观压力情景需设置更长的时间跨度,需考虑所处经济周期、信贷投放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逆周期政策预期等因素;宏观压力测试不仅需要关注信用风险,同时应重视银行账户利率风险,本文结合中国大型银行的数据实证了银行账户利率风险的重要性;资本充足率低于最低监管要求是金融机构违约的判断标准,针对风险传染的主要债权债务关系,本文采用传染关联的方法理清了风险传染路径;宏观压力测试要考虑金融机构行为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反馈效应,本文提出使用传统的计量经济模型结合专家判断进行分析.     

巴塞尔Ⅲ对规制资本规则的修订与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巴塞尔Ⅰ和巴塞尔Ⅱ在规制资本的结构、统一性、风险吸收要求等方面的一系列缺陷与不足,为此,巴塞尔Ⅲ对巴塞尔Ⅰ和巴塞尔Ⅱ中的规制资本规则进行了全方位的修订,核心内容是提高资本质量与数量要求,以增强银行的风险吸收能力,并通过提高规制资本要求的一致性和制定完善的实施步骤,以保障其落实.巴塞尔Ⅲ对规制资本规则的修订将直接影响国际社会对国际金融业未来风险暴露的管理,进而对金融规制与监管提出新的挑战.我国金融业所受影响不容忽视,为此,应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监管合作、促进国内商业银行业务结构调整来加以应对.     

论信息非均衡条件下银行信贷中的操作风险

2004年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框架,给各国银行提出了新的风险监管要求。结合新资本协议中的操作风险定义,对我国信贷全程中的操作风险进行跟踪和分析,并提出操作风险的计量与防范措施,对降低我国银行信贷业务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资本市场“对称性”监管体系创新研究

中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的特征使其总是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西方有效市场理论难以诠释中国特有的"国情"并解决其问题。要实现真正"公正、透明、高效"的目标,中国资本市场必须构建并完善"对称性"监管体系,通过对资本市场监管体系整体与局部的"对称性"制度设计,形成资本市场体系的规则平衡,使其具有稳定协调的特征,从而推动资本市场稳健高效发展。     

经济周期、信贷扩张与政府逆周期宏观调控效果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银行信贷投放损失估计和产出缺口、通过膨胀率之间的模型,并通过地方政府平台贷款的数据研究了不同经济周期条件下的银行信贷行为,并将这种信贷行为放入政府宏观调控背景下进行考察。研究发现政府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银行信贷估计偏差发生影响,在经济向下的周期中过量投放信贷,导致了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一旦政府在财政约束和通胀约束的条件下,退出刺激性的宏观调控政策,银行对于信贷损失的估计由乐观转向悲观,剧烈收缩信贷,于是,实体经济的货币供应将由过度充裕变成稀缺,经济剧烈下行,政府逆周期的宏观政策调控反而加剧了经济波动,给宏观经济造成了伤害。     

数据资本估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数据价值链的视角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数据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数据经过采集、清洗、存储、加工等各环节，不断积累价值形成数据资本。基于数据价值链的视角，使用成本法和增值法估算价值层面的数据资本形成额与数据资本存量，用存储规模法估算物理层面的数据规模，基于数据资本估算结果利用省级面板模型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发现：2003—2020年间，我国数据资本形成额、数据资本存量在总量和人均上均实现大幅度增长，增速明显快于GDP增速；2011年后，数据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产出弹性和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均明显超过之前阶段，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动能之一。     

宽松货币政策对我国要素收入分配的影响 ——基于经济非瓦尔拉斯特征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经济的非瓦尔拉斯特征决定了我国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具有必要性和被动性.由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消费传导机制具有非对称性,并导致市场破产机制失效、产业结构资本密集化以及资本增值脱离实体经济在虚拟经济领域实现,使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促使要素收入分配更加向资本倾斜,而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例越来越低;基于中国统计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支持上述结论.应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货币政策主动性;加快资本市场建设,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适度发展虚拟经济,防止资产价格剧烈波动;遵循优胜劣汰原则,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作用;并建立和完善再分配体系.     

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操作机理:2001—2010

对2001—2010年间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工具进行系统分析,可以发现,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人行债券在整体上并无紧缩效应,提高存贷款利率有着信贷扩张效应,与这些政策手段相比,调控新增贷款规模的有效性最高。"十二五"期间中国货币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需要解决好五个问题:完善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结构、完善中间目标和操作手段、积极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完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     

税收超GDP增长的主导因素:征管效率还是存量资产?

针对中国长期持续的税收超GDP增长的原因,现有研究大多局限在税收和GDP的范畴之内,认为主要是经济因素和征管因素导致了中国的税收超GDP增长,忽视了存量资产的作用,也造成了征管因素贡献率被高估.基于资产因素和征管因素之间的混淆效应,利用对比检验和渠道识别检验验证近年来资产因素对中国税收超GDP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由于税收征管效率边际递减,征管因素对税收超GDP增长的贡献逐渐趋弱,资产因素开始在税收超GDP增长中占主导地位,即高位运行的资本形成率和资产交易率是近年来中国税收超GDP增长的主要原因.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税收超幅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期,国际经验数据也证明"存量资产论"具有普适性.     

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基于vAR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1992年第l季度至2006年第4季度期间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在中国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共同起重要作用;货币渠道对经济增长的实现要强于信贷渠道,但是信贷渠道更有利于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通过对1998年前后的样本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发现,货币渠道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信贷渠道的作用则相对下降.     

基于行业差异的质量监管政策绩效实证研究——来自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数据

以2015年中国企业一员工匹配调查数据为样本,基于行业差异对质量监管的政策绩效进行实证检验。回归结果表明,质量监管存在行业差异,重点行业被抽检的概率要显著高于非重点行业。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企业的产品质量与有无接受抽检之间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虽然质量监管政策偏向重点行业的监管,但对其产品质量起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政策层面看,对不同行业实施公平的"双随机"抽查机制、构建企业产品质量自我声明制度、利用大数据平台促进监管信号的有效传递是提升质量监管效用的有效途径。     

中国构建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研究

随着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传统要素红利的逐步丧失,中国经济迎来了转型的关键时期。但传统比较优势的路径依赖不仅有可能使中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如若不长远谋划,积极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亦有可能使中国整体经济陷入"转型陷阱"。通过对"比较优势陷阱"形成的原因以及动态比较优势形成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动态比较优势的形成,需要利用资本、劳动力等初始要素,通过干中学机制和创新机制,在政府的间接作用下,实现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和规模经济。因此,中国在现阶段实施以下战略可以捕获新的动态比较优势:(1)实施从"劳动力资源向人力资本优势转化"的战略;(2)加快进行"生产配套能力的整合,实施产业融合"的战略;(3)努力推进"潜在技术优势培育"的战略;(4)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加快确立"货币优势"的战略;(5)充分发挥"大国综合优势",实施产业优化升级的战略。     

地摊经济监管的理论审思与路径选择

地摊经济在本质上属于市场主体间交换商品与服务的微观经济系统,是以交易的地缘为基础,以交易的公开为条件,以交易的便利化与低成本化为目标,形成的区域性资源配置的经济形式。因此,对地摊经济“围堵”与“解禁”的监管循环并非城市治理的长久之道。遵循经营者营生空间与城市管理公共秩序的基本关系的逻辑线索,通过对基于契约关系的受托监管、基于地摊经济特殊性的基层监管、基于运动式行政与制度化法律的耦合监管的理论论证,确立地摊经济监管的功能定位。并在立足中国语境基础上阐释地摊经济发展与法律监管的本质联系,在实用主义的框架内分析监管机制的运行过程及其机制设计,从中提炼出符合中国国情且有助于地摊经济规范化发展的本土经验与法律对策,形成制度完善、监管有效、关系协调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