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浪儿童救助模式的转向研究——基于抗逆力理论的视角

纵观近30年来流浪儿童救助模式的发展历程,基本遵循着＂问题视角＂的工作理念与思路。救助服务的焦点集中在儿童流浪所产生的个体与社会问题及风险,其目标定位于以儿童流浪风险控制与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国家为本和机构为本。将优势视角的核心要素抗逆力理论引入新型流浪儿童救助模式的构建过程,可以积极引导现有救助模式转向关注流浪儿童自身的优势与资源,并将救助目标定位为以流浪儿童能力提升与生命成长为导向的＂儿童为本＂,在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流浪儿童救助模式转型的创新路径——基于优势视角理论的探讨

我国儿童福利发展正在由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变,这对流浪儿童救助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提出了挑战。通过优势视角理论对近10年流浪儿童救助困境进行深入分析,提出从构建现代流浪儿童福利政策体系、救助机构功能重新定位、建立社会工作制度、明确四维流浪儿童福利责任与服务主体体系几个方面推动流浪儿童救助模式的转型创新。     

流浪儿童救助服务模式研究

流浪儿童是我国人口大规模流动中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的群体,流浪儿童救助服务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然而,目前我国流浪儿童救助服务中,普遍存在儿童流失率较高的问题.针对儿童流失问题,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目前流浪儿童救助服务中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进行分析,认为目前流浪儿童救助服务中儿童流失率高的主要原因,是问题视角下的救助服务模式的限制.这种模式注重流浪儿童的矫治服务和康复服务,忽略了流浪儿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提出要改变目前流浪儿童救助服务的困境,应采用优势视角下的社会服务模式,开展多元化的流浪儿童服务.     

论从机构救助到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建设

当前我国流浪儿童机构救助面临着许多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机构救助模式不仅无法消除,反而是在强化社会对流浪儿童的社会排斥。为消除针对流浪儿童的社会排斥,本文提出建立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并具体论述了社区为本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的具体做法。该体系的特点是基于并融入社区、多主体参与并密切合作、发展与保护并重,以发展为取向。     

流浪儿童：救助和教育并重

流浪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弱势群体，目前我国约有15万流落街头的流浪儿童。以流浪儿童救助中心为依托的机构救助模式已经成为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主流模式，它对于流浪儿童的社会保护和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南京市社会救助站而言，从2003年-2005年底，共救助了流浪未成年人2048人。但是，目前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的工作重点还主要集中在生活救助和安全保障方面，教育功能严重缺位，需要大力加强。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结构批判政策分析模式初探——以我国问题流浪儿童的社会救助政策为例

文章在总结社会问题的建构主义观点之后,基于对传统的"问题—解决模式"的批判性解读,初步阐述了"结构—批判分析模式"的政策理论分析框架。进一步,立足于"结构—批判分析模式",对我国问题流浪儿童的社会救助政策进行了再反思,由此形成了对我国问题流浪儿童的新理解及政策与服务的启示。     

国内流浪儿童状况研究综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流浪儿童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儿童流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涉及贫困、家庭问题、虐待、失散、拐卖、升学压力等.目前我国对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模式和教育机制有街头救助、"类家庭"、"大房子"、"全天侯救助点"等,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制度与模式还有待完善.     

社会排斥理论视角下的流浪儿童社会救助问题

流浪儿童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中国的流浪儿童问题的解决也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以社会排斥理论为视角,结合访谈资料提取出流浪儿童面临的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排斥因子,包括：家庭排斥、法律排斥、社区排斥、教育排斥、文化排斥。通过儿童流浪与社会救助问题这两个角度对五点排斥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研究现今流浪儿童救助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近十年流浪儿童救助困境及对策研究

近十年来,我国流浪儿童救助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学术研究方面存在的参与主体单一、研究体系不健全、基础研究条件薄弱,以及救助实践方面存在的救助政策不健全、行政性救助色彩过浓、救助主体社会化低、区域性救助合作不强等问题严重影响其人性化、专业化与社会化发展。应对这一发展瓶颈,必须加快流浪儿童学术研究,构建独立的流浪儿童福利行政体系,构建与儿童福利制度相衔接的流浪儿童福利政策与服务体系,构建社会工作与民间组织参与机制。     

社会工作介入流浪儿童救助的路径分析

从对国内外流浪儿童救助的典型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入手,解释我国当前流浪儿童救助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社会工作介入流浪儿童救助,以其"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助人理念,专业的助人方法和技巧,可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流浪儿童问题进行防治,为社会、政府、学校、家庭"四位一体"的、高效的、"标本兼治"的流浪儿童救助系统的建立寻得捷径。     

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及实践反思

乡村振兴作为国家"三农"工作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的总要求。社会工作作为致力于回应社会问题和助人自助的应用性学科,关注社会变革、民生福祉和能力建设,在价值理念和发展目标等方面与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以昆山市W机构的乡村社区建设项目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行动研究发现,案例村在沿袭单一的行政性管理模式下面临村庄治理和服务供给困境,继而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可能与可为空间。基于项目背景和目标,构建了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生计、生态、生力、生活、生命"五生逻辑框架并应用于实践。在此基础上,对W机构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成效进行实践反思。最后从实务改进的角度,提出农村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振兴的优化建议。     

村镇银行创新农户信贷模式研究--以陇南“金桥模式”为例

针对肩负服务“三农”重任的村镇银行在实际运作中出现偏离三农的问题,在描述了村镇银行支农贷款存在问题和原因以及“金桥模式”的基本运行流程后,认为该模式的成功要素有2个方面：一是通过组建2个委员会实现了信贷员的内生化。这种内生的“准信贷员”通过亲缘和地缘优势降低了机构的信息获取成本,并将激励机制由传统的机构成本转变成能带来预期收益的贷款业务。二是其“双层联保”加强了小组联保自选择的功能和贷款户违约的社会惩罚力度,在出现信用风险时使金融机构损失可以得到实际的补偿。最后提出相关建议：一是传统信贷模式需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包括贷款产品和人力资源的本土化。二是对村镇银行应有一个更宽泛的瞄准概念。也就是说,村镇银行只要不离开农村,只要能发挥出自己特色,坚持服务“三农”,就应该给予肯定。     

立法、服务、训练：民国后期国民政府社会 工作人员培训机制的构建

民国时期强化社会工作人员培训,促进了社会工作中国本土化、提升了社工人员职业专业化、适应当时社会建设的需要。由此,民国后期国民政府非常重视社会工作人员的培训,并着力从立法建设、培训模式与培训方法三方面构建了“立法、服务、训练”三位一体的社会工作人员培训机制。这一培训机制的构建一方面培育了大量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推动了当时地方社会事业的各项建设;另一方面,呈现出“培训管理的强制性、培训方式的灵活性、培训内容的专业性”的特色。     

义利观：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

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义利观。国有企业一方面要追求经济效益,追求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还要加强企业的精神动力、追求文化软实力。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义利观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基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国有企业文化建设要处理好国有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国有企业内部企业人个体与企业集体之间的关系,实现追求“利益”要以“道义”为原则。基于“仓廪实而知礼节”命题,要克服假言判断的误解,从综合判断的角度出发,把“仓廪实”和“知礼节”看作是并存关系,从而实现国有企业“义”和“利”并重的义利观。     

从冲突到合谋：城管与摊贩的交往逻辑

探讨了社会治理议题中城管与街头摊贩关系从冲突到合谋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形成机制。以汉正街城管执法人员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和案例分析,以动态视角考察城管队员的一线执法行为,指出城管队员作为政府执法者在进行社会治理过程中,因其执法权利受到来自各方制约以至于其为顺利完成任务而与摊贩合谋,成为当前城市管理中的常见现象。最后,摊贩的存在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政府应承认摊贩存在的必要性,变“清理”为“管理”,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减少社会冲突。     

早期教育中的“尚未”:意义、价值及其实践

“尚未”是德国哲学家布洛赫所提出的希望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布洛赫认为,“尚未”代表着希望,是推动人类发展的内在力量。在“尚未”的引领下,早期教育中的幼态持续、儿童发展的非特定化以及本能都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以望为本”的视角下,儿童的游戏精神、儿童的想象力以及丰富的儿童文化都富含发展价值。在实际的早期教育实践中,我们可以用刻意“留白”的方式影响儿童,走符合天性的自然主义道路,以乌托邦精神共筑面向未来的儿童乐园,最终实现面向未来的,“以望为本”的教育蓝图。     

传续百年：浙江“唱新闻”曲艺变迁的传播社会史考察

“唱新闻”是起源并流行于浙江地区的一种地方曲艺,也是一种面向大众的说唱形式的口头传播活动。这种传播形态起源于南宋时期的“说朝报”,在近代浙江地区兴起,后扩散到上海等地,是留存至今的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活化石。根据推动“唱新闻”发展的动因和社会传播功能的不同,可将“唱新闻”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唱新闻”的传播者身份、传播的“新闻”内容以及表演的空间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市场和受众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和媒介技术因素是影响“唱新闻”变迁的重要因素,每个历史阶段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又有不同。从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唱新闻”的变迁,对于揭示地方曲艺、新闻传播活动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