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

《吕氏春秋·序意》篇说:"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问十二纪".高诱注云:"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古人的习惯,书作成后才作序,则《吕氏春秋》成于秦始皇即位之八年(公元前239)是没有问题了.然而《序意》篇又说"岁在涒滩",依太岁纪年,"涒滩"是"申",而秦始皇即位八年是"壬戍",不是"申",所以太岁纪年与干支纪年不一致,则"秦八年"即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之说有必要重新考虑.清孙星衍就此作过考订:"考(秦)庄襄王灭周后二年癸丑岺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     

一个“历史女人”的四种出身——洪宣娇出身故事及意义

洪宣娇是太平天国虚构叙事中最受关注的＂历史女人＂,研究关于她的故事对于揭示过去百余年间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历史女人＂叙事规律都很有意义。在三十多个关于洪宣娇的故事中,出身故事共有四种形态：不光彩出身、光荣革命出身、普通出身、传奇出身,这四种出身形态与20世纪的政治文化思想的演变关系密切,但与其转变又并不完全同步,决定洪宣娇出身的是作者。洪宣娇的四种出身故事形态代表了虚构叙事处理＂历史女人＂出身的四种方式：丑化、美化、人化和奇化。     

从“含苞待放”到“含苞未放”——建国后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二）

如果说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那么,到1956年＂双百＂方针的提出,则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双百＂方针提出后的一段时间里（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文学创作确实在＂双百＂方针的指引与鼓励下,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辉煌时期,造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创作高峰。但在此后的20年间中国的文艺界和学术界并没有出现毛泽东所预想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民主的大好局面。此中原因纷繁复杂。本人试图对此加以探讨,并重点论述专治政治及领袖的个人意志与爱好对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间给文艺界造成的重大影响及酿成的悲剧。     

读书札记三则

＂丈人＂即老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意为＂勤劳身体,分埴五谷＂,＂不＂为语气副词。＂以＂与＂曰＂义通,＂皆以美于徐公＂句中＂以＂为＂说＂义,此义项被忽视。＂袒＂指脱去外衣露出上身,表恭敬;或左或右,表赞成或反对。     

读书札记三则

＂丈人＂即老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意为＂勤劳身体,分埴五谷＂,＂不＂为语气副词。＂以＂与＂曰＂义通,＂皆以美于徐公＂句中＂以＂为＂说＂义,此义项被忽视。＂袒＂指脱去外衣露出上身,表恭敬;或左或右,表赞成或反对。     

当好领航人

“霜叶红于二月花”，看到叶红的名字，理所当然地会想起这著名的诗句。虽然叶红说，父母在给她取名时并没有什么赋予特别的含义，但这个女孩子的经历，确实有些不同一般。     

有些封建帝王为什么不建年号

我国古代的封建帝王一般都采用年号纪年,但有几种情况例外。第一种是年号纪年始于汉武帝,在汉武帝以前,国君即位只采用王号纪年,不建年号,如秦始皇二十六年、汉王元年。第二种是出于“奉正朔”或重前代帝王的原因,不另建年。如五代时期的吴越,先后梁、、晋、汉、周、宋的年号;后周的代皇帝,都采用“显德”这个年,也不改元。第三种是借助盛世帝王的威震慑百姓,袭用旧年号。第四种是帝王在位时期短,来不及建立新年号。第五种是有个别朝代搞复,恢复周代不建年号而采用王纪年的办法。王号纪年比年号更方便一,但西汉以后,封建帝王们出于治需要,即…     

谈中国封建帝王的年号

谈中国封建帝王的年号陈国本年号，是我国封建帝王所立以纪年的名称。中国封建社会历二千余年，所用年号７００多个，且有一个年号，几个君主用过；一年之中，多次改元等等情况，可谓数字众多，头绪纷繁。要阅读古书，研究历史，了解封建社会，都必须涉及年号。年号起于何...     

中国近代的纪年问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历史纪年问题,是一个关系近代中国的政治、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学术命题。清末民初出现的孔子纪年、黄帝纪年、民国纪年,记录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民族感情、政治走向和文化情怀。所以,近代中国的纪年不仅仅是时间的标志,也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文化象征,还包括国家民族的一体性和历史纪年的一体性。从汉武帝的＂建元＂开始,中国人对时间的意识和认识以及对近代化的探索,无不蕴藏于历史纪年的时间标记之中。     

于谦之死原因浅析

于谦是明代正统、景泰年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一生清正廉明,政绩卓著。景泰八年（1457年）＂夺门之变＂之后,于谦惨遭杀害。＂夺门之变＂是明代历史上重大的政治事件,对明代政治的走向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命运有着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于谦在＂夺门之变＂后被杀的悲剧有很多必然因素。     

试析西汉吕太后权力极盛之原因

西汉吕太后在西汉初期首开西汉女性政治权利之风,并引领了其后的三位太后共同组成中国历史上女性权力极盛的独特政治现象。而汉初松散的社会制度、刘邦开放的人才观、猜忌的性格及其权力牵制的政治观念,西汉开国功臣全身远祸的集体性格共同造成了吕太后权力的膨胀。     

论黄老思想与刘邦的治国实践

无为而治是黄老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它在西汉初年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刘邦作为汉代的第一任皇帝,也是汉代黄老之学的首推者。黄老思想在其治国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地运用,并对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传记文学的想像、夸张与虚构

从《史记》的《高祖本记》、《淮阴侯列传》、《项羽本纪》、《李斯列传》和《左忠毅公逸事》等古今优秀传记文学作品以及当代传记文学作家马可、郭保林及胡辛等运用虚构和想像的实例,同时结合一些文艺理论家的论述及作者自身在传记写作中的实际体验来看,传记文学是可以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想像、夸张乃至虚构的。同时,传记文学同小说在进行想像、夸张乃至虚构时是有其不同之处的。     

项羽乎?刘邦乎?——论秦汉之际历史舞台及历史纪年的主角

我们现在通行的中国古代秦汉之际的纪年方式是秦汉相接。而事实上,秦灭亡于公元前206年,其后经过楚汉相争的四年历史,刘邦是在公元前202年才正式称帝建立汉王朝。此期历史舞台的主角是项羽而非刘邦。为了准确、客观地反映历史,应当在秦汉之间加上“以西楚霸王项羽作为历史纪年”的这段空白。     

“帝师”与“佐命”：张良形象与南北朝初期的政治实践

西汉以后，张良的形象不断发生演变，从佐汉的谋谟之臣变成集天命与神仙于一身的历史偶像。晋宋之际的天师道建构张良与张道陵的血缘关系以契合刘裕的汉室苗裔身份，为刘宋“与道结缘”制造祥瑞，以达成便于传道与影响政治的双重目的。北魏的寇谦之则利用崔浩“自比张良”的行为，制造了一套“符箓受命”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其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汉代以来张良“授命”说的改造。天师道利用已非历史原型的张良形象，涉入南北朝的政治活动，也塑造了刘宋、北魏政权中长期存在而又沉浮不定的共同文化意识，并推动南北分裂的政权向着共同的文化目标前行。     

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的独特身世,使其对汉高祖刘邦高度认同,由此兴起了一场《汉书》经典化和刘邦神圣化的运动,《汉书》从史学意义上的典籍一跃而为政治意义上的经典,刘邦也从宋元时的无赖形象陡升至圣人和偶像的地位。这一运动对明代君臣的行为取向、政策指向、史学倾向和文学转向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汉代经学博士与经典学术权威的政治制造

汉高祖刘邦及其布衣卿相建立汉帝国后,采取了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儒生儒学在汉初的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中并未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除稷嗣君叔孙通、贾太傅而外,诸儒生博士鲜有政治影响力。经学大师在民间锲而不舍地传授着儒家经典,已经入仕的经学宗师和儒家私学弟子在政治上遥相呼应,经过几代儒生坚持不懈的政治努力,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于学官,五经遂成为官学的教材,儒家思想逐渐成为汉代的指导思想。五经博士不仅仅培养了大量的彬彬汉吏,由于经学权威的应运而生,在国家官僚体系内部形成了以学术为核心的政治集团,相关利益共同体的发展与衰微决定了汉代经学的发展趋势,也影响了汉代政治的走向。     

张家山汉简所载汉初物价初探

张家山汉筒《算数书》、《奏谳书》和《二年律令》中有一些汉初物价的记录,这为我们了解汉初的经济生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数据。通过这些记录,我们了解到汉初的米价虽然昂贵,但已明显处于回落之中;爵位价格昂贵,真实地反映了汉初爵位的含金量,体现了当时重视军功的时代特征;缯价昂贵,则真实反映了汉初手工业生产尚未恢复的状况。高祖时期奴婢价格低廉,反映了汉初经济残破,人民生活艰难的情况;吕后时期的刍稾价、棺木价低廉,则进一步印证了吕后时期西汉社会经济得到较好恢复的事实。     

论汉武帝

汉武帝时代的汉朝是一个彪炳史册、震烁中外的朝代。汉武帝即位以后,对内改制,对外征伐,使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汉武帝以其文治武功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曾被誉为"功至著"的汉家天子,"冠于百王"的千古一帝。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历史时代的造就,也与他的才识性格和善于用人有关。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