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探析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新型职业农民正日益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主导力量。河南省作为我国农业大省和粮食生产大省,农村人口数量多,耕地面积广,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亟待进行的重要工作。当前,河南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依然存在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水平普遍偏低,农民培育和扶持中存在政出多门、职责交叉、多头管理的情况,农民接受培训的主动性不强、学习动力不足,农民培育工作成效有待提升等问题。因此,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中,要加强教育培训力度,不断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文化素质;出台相关配套政策,营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良好环境加强跟踪服务,提高农民参与培育的积极性;多措并举,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的成效性。     

社会互赖理论视域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运行机制及路径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一项涉及多重利益主体的复杂工程,需要社会成员共同参与、协同互动,才能实现培育最优化。从社会互赖理论视域出发,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意蕴进行分析,探索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运行机制,并提出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共同体、提升精准培育效率、加强产教融合力度、完善培育激励制度等具体路径,助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顺利实施。     

新型职业农民就业能力实证研究——基于7省679个样本数据

就业能力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核心内容.文章首先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新型职业农民就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直观地展现出新型职业农民就业能力的构成.然后,基于7省新型职业农民的调研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了新型职业农民九大就业能力公共因子并得到各自的表达式,实际测度、比较了各省新型职业农民就业能力差异并分析了原因.最后,从个人、省际及政府三方面分别对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就业能力培育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影响因素及培育策略——基于19个省市39位新型职业农民生命历程的分析

通过对全国19个省市39位优秀新型职业农民的生命历程进行分析,发现其成长轨迹呈现出折勾型、倒梯型、V字型、阶梯型以及N字型五种类型,并且不同来源、不同世代的新型职业农民成长轨迹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究其原因,新型职业农民终身发展的动力支撑显得不足;新型职业农民的个体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政府扶持与引领作用有待继续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时机并未得到恰当的把握;影响新型职业农民成长的相关利益主体分布比较广泛。针对以上情况,提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策略:强化政府主导力量,增强新型职业农民职业吸引力;吸收年轻优秀群体,壮大新型职业农民的新生力量;重视人地实际需求,把握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时机。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进展述评(2012—2020)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2012—2020年间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内涵与特征、培育模式、面临的问题、绩效评价、未来工作优化建议六个方面。当前研究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关注较多,对培育制度关注不够;所构建的绩效考核模型较多,对如何实现培育工作绩效治理关注不够;实证研究也多从个体性视角展开,缺乏整体性分析。建议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并重点关注培育体系中的“政策扶持”环节,以加快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进程。     

服务型政府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的挑战及应对——以包容性增长理念为视阈

在"包容性增长"理念视阈下,服务型政府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基本理念、价值取向、目标追求和实施途径等方面都呈现高度契合性。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中,服务型政府面临把握政府规制尺度、提升合作社自活能力,破解农民参与困境、提高合作社组织程度等挑战。虽然各级政府应对挑战有不同的方法和具体措施,但在政府规制的目的、范围和原则方面应形成共识,政府要利用公共服务从让农民想参与合作社到可参与合作社,再到有能力参与合作社。在法制层面,政府要组织协调《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涉及的有关部门,在工商登记、财务管理、扶持政策、信息传输和科技服务等方面制定具体的配套法规和统一的管理办法,并借鉴他国成功经验,对上出台合作社基本法,提高立法层级,对下鼓励各省立法机关制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细则,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体系。     

中原经济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实践研究——基于河南省夏邑县的经验分析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在中原经济区乃至中国,尚处于理论探索和实践试点阶段,因此十分有必要总结和分析国内现有试点地区的实践经验,从而使全国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落到实处,并得以全面的推广。该文以河南省试点县之一夏邑县为例,分析了该县的具体实施办法,如坚持政府主导,合力推进,重点培育,创新培育模式,加大扶持力度。得出结论,在政府主导,层层落实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以农为本,突出当地区位、资源优势,严格动态管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体系,那么其效果是值得期待的。     

山西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探析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有助于解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人才短缺问题。为了壮大现代农业经营主体队伍,山西省目前也已全面进入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新阶段。通过对新型职业农民内涵及特征的界定,阐述了山西省现阶段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必要性,提出要坚持政府主导,构建多元培训主体,完善资格认定体系的培训思路。     

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探索与思考——基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的调查

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解决“谁来种地”等现代农业发展核心问题意义重大。通过调查研究,认为要克服当前职业农民培育中普遍存在的管理体制不畅、动力机制不足、竞争机制欠缺等体制机制障碍,面向用户需求,推进供给侧改革是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然选择。武汉市东西湖区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探索形成的以供给侧改革为特征的“123456”创新模式,具有丰富的借鉴与推广价值。研究表明,明确目标与任务,加强组织与管理,精准选择培育对象,配套跟进扶持政策,对完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至关重要。     

农村劳动力外移与新型农民培育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外移的现实背景下，创造条件积极培育新型农民是农村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新型农民是顺应我国社会转型和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职业农民、知识农民和现代公民。新型农民的培育应注重四个方面的建设：营造留住农村人才的有利环境；加大政府在义务教育方面的投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重视农民组织化建设。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公共服务对策研究——以三明市为例

基于对福建省三明市的调查,着重就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建设的成效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就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发展,发挥其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提出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公共服务的对策建议:(1)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发展中推动其规范化建设;(2)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营造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社会公共服务的良好外部环境;(3)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综合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其服务与管理作用;(4)培育农村创业人才,充实农民专业合作社管理人才队伍。     

“菜贱伤农”：农民专业合作社“失灵”现象和解决对策——以浙江省为例

＂菜贱伤农＂是当今值得关注的现象,严重伤害到农民的利益。本文基于对浙江省部分农民和种植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和走访,分析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人才、融资、政策落实、技术与信息支撑、内部运作等方面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引导合作社走规范化发展之路;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运行机制;调动农民参与合作社的积极性;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对农民做好培训和宣传工作等对策。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进入市场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中国各地蓬勃发展,成为重要的农村市场主体。但在带领农户进入市场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农民专业合作社外部环境不健全、合作社自身投入不足与管理不善等。总结了国外发达国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验：政府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合作社自身创新生产、打造合作社品牌等。提出了借鉴国外经验的做法：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扶持力度,依法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法权益,加强科研机构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技术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合作社自身要走向规模化生产、统购统销,打造出自己的品牌,加大农产品销售人力资本的培养,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     

农超对接下行为主体的进化博弈分析

农超对接是一种新型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有利于实现多方共赢,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参与各方力量的均衡发展。本文通过建立农超对接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成中农户和农户的进化博弈模型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和超市的进化博弈模型,求解进化博弈的稳定策略解,得出如下研究结论,政府对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能极大改变农超对接下行为主体的行为,为了实现农超顺利对接,政府在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扶持力度的同时,要制定相关政策来约束和激励行为主体积极参与农超对接。     

农超对接视角下合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路径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渠道,同时也在农超对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总体来说,目前合肥市农超对接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规模不够大,对接关系不稳定,物流配送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制约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自身的发展,也影响了农超对接的顺利进行。因此,要想抓住农超对接的发展契机,合肥农民专业合作社就应当提高管理水平和市场意识、加强政府引导、重视横向联合、强调品牌建设,从而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及农超对接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沂南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

对沂南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分析表明,沂南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数量不断增加,类型模式不断创新,在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存在分布不均、规模小、管理运营不规范、盈利空间小等问题,这与思想认识不到位、农民综合素质不高、政府支持不够、外部环境不优化等因素密切相关。为此,应通过适调布局、规范制度、优化经营、搞好分配等一些基本措施,加大支持力度、搞好培训教育等配套措施,引导沂南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健康稳定发展。     

国际视角下我国政府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政策选择

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国外政府以法律保障为基础,从财政、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扶持,促进本国农业合作社的顺利发展。针对我国政府行为在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用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通过总结发达国家政府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经验,从法律保障、民主管理、政策扶持、培训教育和组织完善等方面来逐步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完善。     

基于农业产业化的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分析——以陕西省948个猕猴桃种植户为例

农民科技培训是农业产业化进程中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途径。以对陕西省猕猴桃主产区948个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有序Logit回归模型构建实证检验模型,探讨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是否寻求合作社科技支持、采用新技术和新品种的行为、培训对增产增收的效果和政府惠农政策对培训需求的影响较为显著。这说明,除了以往学者研究的农户个体特征和家庭资本特征外,农民合作社、农户对农业科技的态度和政府惠农政策也是影响农民科技培训需求意愿的显著性因素。     

农民合作的条件：岳阳井塘灌区个案

基于湖南岳阳井塘灌区个案的考察表明：国家介入是农民合作的外部条件。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强制性力量直接主导农民合作,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仍通过诱致性力量引导农民合作;农村精英参与和组织载体是农民合作的内部条件。农村精英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能赢得农民的尊重与信任,是农民合作的发起者、凝结点和推动力。组织载体能够为农民合作提供交流平台、规章制度与惩罚机制。为了促进农民合作,政府应该加强推动农民合作的力度、鼓励农村精英参与农民合作以及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     

“合作社+农户”模式真的能提高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吗——来自河北、新疆两省区387户梨农的证据

该文利用河北和新疆两省(区)梨种植户的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合作社+农户"和市场交易两种产业组织模式下农户的生产技术效率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影响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平均生产技术效率为59.08%,技术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加入"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农户获取了较高的生产技术效率。在进一步分析技术效率损失的因素时发现,户主的受教育程度、梨收入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是否参加合作社、种植面积和是否参加技术培训对农户生产技术效率有显著的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