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的现代性及其审美与启蒙的对立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并非像有些批评家认为的那样完全是对西方文学现代性的被动反应和摹仿,而是既有西方文学现代性影响的因子,又有其特殊的本土文化底蕴。这种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性在周作人身上表现得很突出,并成为其审美矛盾性的来源———他既追求、模仿西方的现代性,同时又涵纳着深厚的本土情结;既对传统文化进行毫不留情地批判,又从传统中寻找现代性的理论资源,从而导致了他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革命现代性上的冲突,最后完全走向一条反启蒙的审美现代性之路。     

畸形的甜苹果——评《小城畸人》的审美现代性

现代性不仅意味人类史上的变革和进步,也意味着人类的沉沦和异化。其客观实在性落到现实则体现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对立和矛盾。安德森的《小城畸人》讲述了幽闭丑陋的小镇上抽象、异化的"畸人"们的奇特遭遇。小说摆脱了传统美学范畴和规范的教条,抛弃"和谐与美"的审美核心概念,结合现代人的异化经验,对工业文明和启蒙理性的污秽进行了令人震惊的呈现,彰显了现代生活的困境和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     

理论与阐释:审美现代性研究三题

在当代语境中,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现代性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然而,审美现代性研究有其阐释的一些基本前提需要确立:第一,从时间、审美意识与艺术表现、审美价值与审美功能三个维度来考察,审美现代性的"理论规定"可以表述为"现时性"、"审美创新性"和"审美反思性";第二,在西方话语与中国言说"双重视阈"的观照中,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的审美现代性有其复杂情形,但新型的现实关系和审美关系铸就了其内容、社会功能与价值取向、题材体裁与艺术表现以及批判性审美精神等多方面的"历史具体性";第三,借助艾布拉姆斯的艺术四要素图式,我们可以获得新时期中国文学艺术审美现代性研究的多重"表现层面".     

梁启超小说理论的现代性意义

就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言 ,梁启超发动小说界革命 ,弘扬小说的社会功能 ,具有比“文学现代性”更为宏伟、更为中心的“历史现代性”意义。就文学的内部研究而言 ,梁启超强调小说的文学性质及其在文学中“最上乘”的地位 ,使之从边缘走向中心 ;系统论述小说的艺术魅力 ;引进西方文论术语 ,为小说进行流派划分等等 ,体现出现代批评的特征。所有这些 ,在中国文学与文论由古典传统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过程中 ,具有深远的现代性意义     

当代民族文学启蒙叙事的现代性迷思——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一个考察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经历了依附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武启蒙和新时期现代性意义上的批判性启蒙以后,全球一体化趋势加速,强烈的身份书写使民族文学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视野日益后撤.民族文学走向了一条反启蒙或者说启蒙的悖反之路.考察民族文学书写症侯并分析其根源,正确处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学"等的关系,建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价值观已成为民族文学书写取得突破的根本问题.     

现代性视域中的海德格尔审美现代性思想

海德格尔审美现代性思想是西方现代性思想发展的产物。西方现代思想中的启蒙现代性构成了海德格尔的基本反思立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张力结构则是海德格尔的基本批判向度。海德格尔审美现代性思想的批判意义则在于它代表了20世纪欧陆人文主义哲学对于审美现代性问题探讨的最高成就。     

现代性视阈中的现代中国小城文学

借助现代性的理论视角,通过对中国现代小城文学的梳理分析可以发现,正是小城的独特空间境域为小城作家提供了独特的现代性体验,使其作品在"审美现代性"与"历史现代性 "之间形成必要的逆向张力,乃至实行对"历史现代性"的负面效应的诗性批判,从而有效地促进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的两重性"格局及现代文化的自我批判机制的形成.     

“现代性”视域中的“艺术终结”

"艺术终结"是当前国内外文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要理解艺术终结这一命题,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产生该命题的现代性语境.一种现代性的定义就是一种理解艺术终结的钥匙,不同的现代性定义会提供不同的考量艺术终结的线索.从"时间"流变角度来考量"现代性",艺术终结是"现代"来临引发的问题;从社会变迁视角来考察"现代性",社会的转型带来艺术的转轨,这意味着古典艺术的终结;从文化反思角度来拷问"现代性","艺术终结"是艺术通过否定自身来应对现代艺术危机与凸显价值批判立场的一种策略.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艺术"的"现念"是启蒙现代性的产物."艺术"的"终结"是审美现代性的结果.     

论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对抗关系,它们是同一启蒙方案内部逻辑演化的产物,前者孕藏于后者的理性原则和主体性原则之中,后者的三次历史浪潮为前者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哲学依据.中国理论界对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现代性、审美现代性与艺术审美主义

理性原则和主体意识是现代性思想的重要标志,而审美现代性则是现代性思想在美学领域里的展开,审美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中审美关系的反映,与现代性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现代性孕生了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又是对现代性的批判、重建和超越.审美主义所主张的美学与艺术的自律是审美现代性的重要原则,审美现代性也因此具有了反省和超越的救赎意义.     

现代性与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不是前苏联文学理论中所谓“创作方法”的应用,创作方法不是一个科学的文学理论概念。文学思潮是文学的历史运动,是对现代性的反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现代性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产生了不同的文学思潮。现代性发生以前,没有形成文学思潮。现代性开启了时间性,也开启了文学的历史,形成了文学思潮,并推动了文学思潮的变迁。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史重构--对建国后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大体经过了两个历史阶段,即50年代的草创期和新时期以来的探索期。这两个历史阶段体现了不同的文学史书写的现代性追求和规范,前者体现了"学科"规范,后者体现了有限度的"学理"规范。文学史的书写呼唤着新的现代性理念,那就是建立新的历史观念,新的文学史观念。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现代性理论的跨学科引介,不仅掀起了重写文学史的热潮,而且刷新了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研究.由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建构而成的文学思潮史开始受到普遍质疑,许多富有创见的学术观点纷纷涌出历史地表,包括对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重新界定,解除"创作方法"论对它们的障蔽,也包括对古典主义的辨析和对启蒙主义的发现,填补原来思潮研究的空白.     

现代性与现代中国文学思潮史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代性理论受到文学研究界的普遍关注,它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从现代性角度研究现代中国文学思潮,避免了创作方法论的长期影响,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在现代性理论的观照下,现代中国文学主潮由启蒙主义文学和革命古典主义文学构成,这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双重历史任务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温故现代性语境下的新时期文学思潮

西方现代性社会理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进入了中国学人的视野,对新时期20年文学创作产生了影响。这期间作家走过了一个从认同到反思的过程,基于本土的特殊因素,西方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就有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结合西方的现代性社会理论,回溯中国新时期文学20年走过的里程,其目的在于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文化,重铸我们的现代精神,保持我们的民族特性。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及预示之难题

中国文论现代性的起点不是学界确认的一个,而是二个：一是以王国维为代表的艺术审美自由起点;二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学为社会政治现代性服务的起点。由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开端缺乏原创性,存在被迫、被动性与摹仿性,因此,自开端就预示着会产生三大难题,这就是：中国文论现代性没有自己的精神家园,是一种没有以“通”为前提的“变”,以及缺乏一个整体性的现代性生态平衡环境。解决这些难题的根本途径,一是让中国文论现代性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培育整个中国现代性的生态平衡环境,以确保中国文论现代性为“中国”的;二是充分吸收西方文论现代性的先进成果和经验,以保证中国文论现代性为“现代”的。     

《现代评论》及其文学现代性问题

《现代评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份重要的期刊。在20年代复杂的文化环境中,《现代评论》重视话语权的争夺,调和西方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以泛化的爱关照人生,形成了独立的“现代性”品格。《现代评论》积极于文学形式的探索。     

文学现代性的冲动与反思

文学性是令人关注的问题又是充满困惑的问题。从现代性入手才能理清文学性的逻辑脉络，才能揭示其历史建构中的价值诉求。关于文学性的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之争，并非对文学性的肯定与否定之争，其间所强调的是文学性的存在形态，即文学性与现代化历史的联系，并进而探讨文学现代性理论建构。如果说西方文学理论的变化主要体现为理性反思形态的话，那么，新时期文学理论的变化则是呈现为现代性的冲动，这种冲动因理论准备不足和理性底气不足而留下遗憾。重新审视“向内转”和“纯文学”的讨论，为文学现代性反思选择了有价值的对象，也提供了理论建构的空间。对文学现代性冲动进行反思，需要现代性理念的导引，同时倚重诗意维度，展开以文学阅读为始的科学严谨的研究和理论的探索。     

论老舍早期对文学理论现代性的探求

老舍在1930年代所写的《文学概论讲义》等理论著作中对文学理论现代性进行过深入而独到的探求。他强调文学理论的科学性,给中国古代“文说”正名;张扬文学价值的审美愉悦性,反对滥加“利用”文学;重视文学研究的内部研究,不满文学的外部研究;强调文学创作的创造性,批评文学摹仿说和复古调。     

现代性下的抒情传统

本文的讨论以沈从文(1902年-1988年)、陈世骧(1912年-1971年),以及捷克汉学家普实克(Jaroslav Pru。ek,1906年-1980年)为坐标。这三人的立场、国籍不同,发言的位置有异,但他们不约而同,都企图在现代语境里重新认识抒情传统。他们的洞见让我们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不能由革命、启蒙的话语一以蔽之;而他们的不足也显示抒情传统与现代性交会下,有待继续思辩厘清的盲点。而本文建议陈、沈、普的论述为我们示范了三项课题:兴与怨、情与物、诗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