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弁而钗》和《林兰香》里的“情”与同性恋

有关晚明文学与当时尊情风气之关系，学界的论述已有不少。本文则试图审视“情”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当时的一些小说作者挪用去为其作品中的同性恋唱赞歌的。著名作家冯梦龙(1574—1646年)曾经提出，除了被普遍接受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外，“情”应该被视为第四项不朽。不过，在这里，“情”指的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     

通情达理：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

通情达理可视为中国情理主义道德哲学传统的精神逻辑。在“天—命—性—情—道—教”本体建构中，“性—情”通过通情达理贯通天道和人道：“通情”在己之好恶与他人好恶的理性沟通中形成共同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即“理”。“理”要获得现实性，又需要“达”的实践智慧。“达理”虽呈现为理性形式，但其实际展开中始终以理性和情感的互融为进路。由此，通情达理所展现的精神逻辑为：“理”从“情”出，“情”据“理”而通，“情”通则“理”得，“理”由“情”而“达”,并由此开辟了以克己、爱人和万物一体为核心的中国伦理精神传统。这一传统，为提升人性能力、培育向善的人性情感、促进内在道德与外在伦理有机统一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哲学智慧。     

儒情与道情

作者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的情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比较。首先，先秦儒家提出了善情、恶情、美情，道家则提出了真情说。其次，儒家在对待情感的态度上表现出由节情、禁情到灭情的变化；道家则由“无情”发展到“安情”、“任情”。再次，儒家诸子对性与情范畴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而道家则大多强调性情如一，不可分离。最后，从道情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儒家和道家视道出于情而又高于情，表现出其道德形上学既内在又超越的特点，道家之道是统摄天、地、人之大道、至道，道家之情也是大情至情。     

张炎词艺术二题

张炎是宋季词坛一位重要词人和词论家，有《山中白云词》与《词源》行于世。张炎论词以“雅正”为本，《词源》的《杂论》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赋情》又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就是说：词写风月、性情，因而较诗要婉媚得多，但词所抒之情并非“为风月所使”、“为情所役”而与郑、卫之音为邻的浮艳之情。其“志之所之”，意趣高远，“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既遵温…     

明末清初社会思潮的演变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情”

明末清初社会思潮的演变与才子佳人小说的“情”雷勇明末清初，在中国小说史上出现了一大批才子佳人小说，这批小说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情的弘扬和礼赞，当时的评论者就曾指出：“才子佳人事奇而情亦奇”（烟水散人《赛花铃题辞》）、“风花雪月，其情最真”（《鼓掌绝...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自然与道德的张力：钱穆性情观刍议

在郭店楚简问世之前，钱穆已经发现先秦与后儒性情观的不同，构造了一种以“情感”为中心的性情观。然而，碍于思想体系的融合性，他从历史维度造就的这种性情观往往得不到学界的重视。从哲学视域切入，我们发现，钱穆的性情观呈现为“性中含欲、情”的静态内涵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的动态关系。在人生界中，性与情其实处于同一个层次。这就消解了其形上、形下的区分，其实是将“性—情”的对立转换成了“情—欲”的对立。在钱穆看来，只有与物相接，才能产生好恶，进而由性生欲，由欲转情，产生道德。性、情被拉入人生界之中，蒙上了一层经验实然的“面纱”，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超越与现实的间隙。然而，钱穆将性看作出于自然成为性能，将情看作情实和情感，实际上混淆了性、情的自然性和道德性。因此，性善和道德的绝对性就成了问题。自然与道德的张力，同时也呈现出钱穆性情观的局限。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儒家性情学说历程及其终结──戴震人性学说在终结中的作用

纵观整个古代儒家人性学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孟子的“性善说”和葡子的“性恶说”是两条贯串着儒家人性学说发展的线索。虽然后继者大部分都继承“性善”思想，但在论述“情”的方面发展了“性恶”的思想。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争论的过程，实质上是“性”与“情”这对范畴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孟子虽然没有提出“情”的概念，但在论述性时透露出关于“情”的思想。他从人性善出发，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端”就是仁义礼智，侧隐、羞恶，是非与辞让就是“情”。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     

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意识形态理论──荀子美学再检讨

荀子是原始儒家中最重要的美学家。从性恶、化性起伪、养情与治情、音乐与和谐、移风易俗五个方面，对荀子美学进行再检讨，有其理论价值。荀子理论中的性恶与治情、礼与乐诸矛盾，导出了理性群体与感性群体的重要区分，结果是以“和”补了“同”之偏。对“移风易俗”的强调，又体现了他的美学的意识形态性。荀子为中国古代的教化美学作了理论的奠基。他是封建文化早期的意识形态专家，是儒家从道统转向政统的急先锋。     

《红楼梦》开篇石头故事与太虚幻境的哲学寓意

《红楼梦》开篇文本隐含着关于智慧“通灵”的悲剧哲学思想。作者虚构石头境地和太虚幻境，通过寓言故事对哲学命题进行寻根，展现“情”和情之所生的“灵”根，以及智慧“通灵”，也即是智慧觉悟的痛苦，整个带有悲剧的意味和悲观的情调。这个悲剧是因为“情”的现实悖反，也即是“情”与“用”的不能融合，而在寓言故事中它则表征为木石因缘的悲剧过程。以幻境寓意为切入，可以看到其中的“情根”关键，“绛珠”结果，以及宝玉锻炼而生“灵”性，绛珠依石而化“灵”“根”的寓意，解析作者寓于木石“情”“用”悖反与通“灵”悲哀中的悲观哲思。     

以情抗理 以情役律──论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

汤显祖的情感美学观包括“情生诗歌”的情本论、出生入死的情感超越论、以情抗理的情理观和以情役律的情形（形式）观，分别解答了情感与艺术、情感与现实、情感与理性、情感与形式的关系问题。其对美学主体性和个性解放的热切呼唤，代表着时代的美学潮动和精神脉动，由此而昭示出其在明清情感美学思想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独特贡献。     

道德与自然:理学中的性情之辩

理学中的性情之辩的实质即道德与自然、体与用的关系。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一方面继承了宋儒“性体情用”的思想 ,另一方面又对性情作了双重理解。在如何处理情的问题上 ,吴澄像大多数理学家一样 ,主张“性其情” ,反对“情其性” ,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立场     

朱熹与王夫之的性情论之比较

朱熹主张“恻隐是情”、“四端皆情” ,强调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互动。王夫之则严格区分“四端”、“七情” ,批评朱子“以性为情、以情知性” ,混淆了性与情、道心与人心的界限 ,认定已发的道德情感仍然是“性”而不是“情”。王夫之对于“情”的警惕防范 ,超过了朱子。两人均认同情才本于性。但朱子的思考重点是“心”“性”“情”一体三分 ;王夫之的思考重点则是以“性”(道德理性 )为轴心 ,从“性”“气”二本出发来说明“情”“才”的善与不善 ,力图通过“正情”“尽才”“功效”以“尽性”     

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一、关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周汝昌先生《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说:“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他举出陆机《叹逝赋》、《思归赋》中的例子,证明“缘情”的情与“闲情”、“艳情”、“色情”等并无干涉。其说至当。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缘情”一语是当时人常用之语,并非陆机独创。如潘岳《悼亡赋》:“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意思是,曾听说为妻子服丧礼,服制虽重而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方知其服制之所以重,乃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按儒     

王夫之文史批评关系探微

从两组概念———“理、事、情”和“情、理、气”切入,讨论船山历史批评中的诗学内容,以及其史论与诗论在概念运用及思想方法上的相通性,可以发现:“理、事、情”和“情、理、气”是代表船山历史批评与文学批评方法的基本概念,二者相通处显示船山思想方法的层次性,其相异处则显示出史与诗的区别。     

中国伦理的重建

中国伦理的重建樊浩在中国文化的设计中，作为伦理秩序建构与社会调控的机制有三：情、理、法，而中国目前的社会症状可以用三句话概括：“情”的困惑；“理”的失落；“法”的孤独。对于“情”，中国人、中国文化陷入一个二律背反中：一方面，在文化上与心理上保持一种深...     

台湾近代后期诗歌的情感特征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台湾近代文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840年至1894年为近代前期；从《马关条约》签订到1919年为近代后期。在近代后期的25年时间内，台湾已沦为日本国的殖民地。可是，创巨痛深的台湾人民“誓不臣倭”，思想感情同整个中华民族依然“耦断丝连”，其情感基调是一个“愤”字，分别表现为悲愤之情、激愤之情、义愤之情、忧愤之情和忠愤之情。这是台湾近代后期诗歌的主体情感，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一、悲愤之情：斥责腐败清廷甲午战败，腐败的…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清初通俗小说中“情”的阶层性与狭隘化特征

目前学界有关明清小说中尚情观念的研究，大都以思想史与文论史为框架，较少注意到社会阶层的视角。作为中国古代“情”文化的重要支流，清初通俗小说将“情”建构为文人阶层所专属的范畴，明显区别于晚明小说中“情”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包容。在小说套语的演变中，“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被赋予了正面的道德意义，成为深情文人自我标榜的用语。以才与情之间的密切联系为基础，清初通俗小说否定了晚明小说中情种的市民出身，以才子身份作为塑造情种形象的必要条件。基于女性在“情”之话语中的工具性地位，占有上层女性是多情文人彰示优势地位的重要策略；与下层女性的婚姻关系则是权贵群体在“情”之领域中丧失话语权的表现。     

盛唐文学的精神价值：以李白、杜甫诗歌为例

文儒与吏能之争在有效促成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文化的同时，也完善了文儒诗学的理论思考。有唐文学在开元、天宝之时，达其极盛，诗家辈出，佳作如林。大体言之，盛唐诗歌的艺术风格，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浪漫高华为主体风格，后期则转入沉郁顿挫。然风格虽有转变，但成就前后两期风格乃至成就盛唐诗歌风格的仍为“气”与“情”：“气”盛而“情”真。盛唐文学的文化精神亦因之而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