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与名教的统一--王弼名教思想探析

魏晋是个体自我觉醒的时代。王弼作为士阶层的典型代表,援道入儒提出“名教本于自然”的命题,倡导在尊重个体本性的前提下重塑名教的权威。道家的自然既是世界的运行法则也指个体的自然本性,它是个体与名教沟通的桥梁。个体既是名教的遵循者也是名教的载体,对名教有效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王弼名教与个体统一的名教思想的基本观点是：自然之性是名教存在的基础;自然之道是名教施行的方法;“性其情”是名教与个体统一的人格范式。个体安于名教,圣王施行名教,以及性其情的个体人格范式。个体与名教的统一,既可以维护个体本性又可使名教生命力持久不息。     

名教内自有乐地——张华会通玄儒研究

张华作为西晋太康诗风重要作家,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生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否定张华并蓄儒道的人格与政治表现违背实际政治形势,并非公允之论。张华之死间接原因其实死于“国事”,精神内质类似于嵇康对名教的执著。他玄儒兼治的入世言行,与其他苟且随时的名士们不可同世而论。张华在兼治玄儒的道路上如乐广所言专注名教之内,与“为而不争”的玄学意识互为表里,提供了“崇有”论哲学重新展开探索的实践平台,把名教与自然的调和推向了郭象玄学的理想境界。     

嵇康伦理思想探析

竹林玄学是魏晋玄学的一个重要阶段。竹林七贤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基本倾向,但在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体任上又有所差别。其中嵇康以反“理伪”“争夺”的名教礼仪道德作为自己对道德本质的阐述,以“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作为自己的玄学实践,将庄子的人生哲学演绎为更具有人间性和示范性的生活模式和人格模式,也由此确立了自己在文化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     

论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

本文试图从天地、社会、人性三个层面,总体把握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及其与名教的关系.作者指出:作为言家口实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展现出自然“净化”名教、名教“同化”自然的思想历程和儒道双修、玄礼相济、名教与自然互补的理论倾向.清谈名士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心态和被扭曲的人格行为,恰是玄学的悲剧意味所在.     

嵇康“任自然”的人格特色

竹林名士嵇康提出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主张返归自然,反对名教礼制。他率性而为、逍遥游放、超尘拔俗的行为方式,既体现出个性自由的人格特色,又影射出内心深处的苦闷与彷徨。在他的身上有主体意识的觉醒、审美人格的彰显和对立人格的冲突。     

从《世说新语》看张华的人格理想

魏晋时代玄风炽盛，虽然《世说新语》涉及张华条目记录的言行思想体现了作者“性好老庄”的主观倾向，但是张华并不热衷组织清谈或以名士高自标置。结合《晋书》以及文学作品对比分析《世说新语》相关条目，具体指向存在的矛盾，尤其《品藻》第8条记载刘令言始入洛评价“张茂先（华）我所不解”之处，可以发现，张华人格理想应是西晋著名作家和玄儒并蓄的入世名士。相较于袁宏《名士传》记载中朝名士群体结合名教与自然的入世人生态度，张华是当时能够比较好地会通儒学、玄理于政治生活实践的代表人物之一。     

魏晋玄学与魏晋文学

王弼、何晏第一次把“本末”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来加以探讨,强调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形成客观唯心主义的“本末”、“贵无”思想,催化了文学本体论思想的产生,对此后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弼“言不尽意”、“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认识论,一方面体现了他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特征,另一方面启发了象外之意,言外之意,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弼“名教”出于“自然”以援老入儒并进一步糅合儒家道家思想,弥合并解决追求人格独立自由个体与社会群体之间矛盾;阮籍、嵇康等“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自我个体的精神超越和理想人格的塑造。反映到文学艺术创作中,追索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追求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催生了文学乃至文化自觉时代的到来。     

向秀本体论玄学发微

向秀《庄子注》表达的玄理本体“有”与“无”的统一是前后贯通而明确的,“生自生”与“化自化”,对于客观世界的存在物表现为“不生不化”,而万物自生自化亦能够成为“生化之本”。向秀以外物为本体之崇有思想倾向,说明了对现实的认同与向名教的妥协。道家思想经过向秀改造能够更加和谐地与儒家精神兼容,从而为郭象玄学解决内圣外王、游外冥内奠定了理论基础,进而达到名教与自然合一。向秀本体玄学的理论创见和成就,也是其与山涛、王戎等入世的名士兼治儒道人格同中见异之处。     

从反社会控制角度诠释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思想是魏晋玄学发展到竹林时期,在司马氏统治之下的特定产物。“越名教”主要是通过揭露礼法之士的虚伪面目、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现实、非毁圣人和经典来实现的;而“任自然”则旨在突显嵇康理论构建、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追求的价值取向。嵇康试图从理论上打破司马氏的思想钳制,摆脱其社会控制,实现一个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的社会政治理想。     

魏晋玄学对传统名教的“否定之否定”

玄学是名教危机与道家复兴的产物。它的主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重点是辨析名教。几乎所有的玄学论辩都归本于此。当时形成三种基本思路：一、“名教出于自然”，二、“越名教而任自然”，三、“名教即自然”。这场论辩的充分展开，使儒与道两大传统思潮得到了历史性综合，为此后宋明理学把名教原理上升为“天理”奠定了基础。     

王船山先生的理想人格

王船山是明末清初的儒学思想家,他继承北宋大儒张载之学,发挥《易》学中“自强不息,君子日动”的精义,以自强不息的理想人格为支撑来表达其民族思想和志节操守。得出了救国必先救人,革故鼎新必先陶铸民魂、锤炼人格的历史性结论。只有一代光明俊伟、全面发展的新人的崛起与成长,才能迎来中华民族光辉的明天。     

孟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学说探析

孟子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家学者。他身处战国中期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盶行,放淫词”为己任,“讲道德,说仁义”,建立起别具特色的思想道德教育学说体系。这个体系以“性善论”为其思想基础、以在“民本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仁政”说为其主要内容,以“反省内求”为其入德之方,把孔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学说,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对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文明进步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编辑臧克家研究——兼探编辑规律是什么

臧克家编辑活动具有实践、理性、自觉的对编辑规律探索特点,在上世纪中国文学诗歌媒体界曾出现过“臧克家编辑现象”,这一现象本质上包含一种与编辑规律的吻合。在编辑的编作方式或著作方式中,编辑思维方法与出版物内容形式相关联,反映物质精神世界和文化生产趋于对称性、和谐性的关系。“提高,而不忘记普及”:同毛泽东、陈毅、郭沫若等过从密切,切磋诗艺,不时“索稿”;“工人、解放军诗歌”及“民歌”作品跻身《诗刊》;“团结了老中青三代诗人”;“尽力拉一些名作家的稿子”:编辑《毛泽东诗词鉴赏》,邀约众多名家参与撰文;尊重“作家的创作劳动”:维护作品原貌、风格及作者权益、权利,并为此而呼吁;“自身的责任”“与自然万物合一”和感受“快乐”的编辑观:以欣赏的心境与作者作品进行“沟通”,将能“把眼泪滴在文章上”的好作品推介给读者。研究编辑臧克家,可以从中认识和解读编辑规律是什么。     

黄式三对于王阳明学术思想的认识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子,浙江定海紫微人,晚清知名学者.其认为王阳明本人的学术思想卓然可立,但因为思想形式过于简略,思想态度过于自信,以至天资不足的后学流于空谈狂妄.因而不认同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斥责阳明后学的思想弊不胜言.黄式三为清代实学一脉的代表人物之一,由此可知该学派对王阳明思想的认识为阳明后学的流弊所蔽,未能认识到"敬"、"诚"是先秦儒家"礼"和"仁"的精神内核,而王阳明的"良知"说又是对"敬"、"诚"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论孔子之愚民思想

虽然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 ,但囿于时代的局限 ,他与其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一样 ,主张实行愚民政治 ,提出了“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的政治主张。孔子教育的宗旨 ,是要把人们教育成没有自己思想 ,没有自己独立人格 ,只知顺从、盲从统治者的“愚直”之民 ,这种教育是含有强烈愚民色彩的奴化教育     

情智兼得方为圣人--论王弼的理想人格

王弼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具有超拔的智慧而不滥用智慧,"圣人有情论"还圣人以正常人的生命情感和自然之性,把人格神还原为普通人.在树立"圣人"这一人格典范时,王弼将儒家的理想融人道家的自然,以道家的思想改造传统的儒家经学,形成其"内道外儒"的人格特征,在对经学的重新阐释中将道家推向历史的前台,掀起魏晋玄风,中国哲学思想在这里出现了大的转折,对后世的文学、美学、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际科和他的工笔画

李际科是著名的工笔画家。他画工笔尤着重于对“意”的追求,形成了独特的“存意”风格。他“好马成癖”,创作了许多既有深厚传统又有创意的中国画骏马图。他的画风高古、雅淡、清灵,绝不让繁复精细的技法淹没大格局的情趣和意境,从传统中来,又有强烈的现代意识和装饰意味。     

孔子乐教思想探析

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积极提倡音乐,一生不断地进行音乐艺术的实践——弹琴、击鼓、鼓瑟、咏歌。他提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总纲领,认为具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的音乐能够引领人们不断完善自我;主张用音乐育人,并且要合乎"仁"和"礼"。这些都对后世的艺术教育和音乐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徐志摩的自然观

徐志摩自称为"大自然的崇拜者",一生热烈追求"爱、自由与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他热爱自然,讴歌自然,关注自然对人类心灵的影响,把自然当做疗救社会的良药,其自然观表达了对人类的关切与挚爱。徐志摩以诗文的形式表达了对自然与人生、自然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刻哲理。     

《劝学篇》、“丁未上谕”与“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的实质是“中体为体，西用为用”，它既是思维范式，也是一种文化选择模式。《劝学篇》《与野丁未上谕》在形式上均体现了这一思想，但在内容侧重点。性质及产生的后果等诸多方面却大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