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令传递与西周王权

《诗经》 “六笙诗” 因 “有其义而无其辞”, 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 它的篇次莫定, 前后不 合, 难以融入 《诗》 的辞章编排系统。 特别是由它引起 《诗》 文本编排的变更, 所谓由毛公 “推改什首”, 造成了 《诗》 的 “非孔子之旧”, 多与史实不合。 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 《诗》、 汉 《熹平石经》 与毛 《诗》 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 并在 《诗》 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 《诗》 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 “孔子之旧” 就只 有 “三百五篇, 遭秦而全” 的 《诗》 文本, 四家皆无异义。 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 缘由自相矛盾, 反映的 只是其笺 《诗》 所见与注 《礼》 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 《毛诗》 文本。 其中的 “六笙诗” 序, 不过是其时的 《毛诗》 学者将 《乡饮酒》 《燕礼》 中用乐的 《小雅》 的 《南陔》 等 6 篇编排到 《诗》 文本中的新变现象, 而不能说是代表 “孔子之旧” 的古 《诗》 文本。 不包括 “六笙诗”, 才是 “孔子之旧” 三百五篇古 《诗》 文本的实际篇目。     

文本的衍变：《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辨证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是重要的《毛诗》名物训诂之作,但至今尚有许多疑难问题无法解决。本文以《齐民要术》、《经典释文》、《毛诗正义》、《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此书,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文献为基础,探索这些引文之间的文本关系,以及文本编纂形态问题。诸文献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与《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并非一书。《齐民要术》、《艺文类聚》等书所引《诗义疏》（《毛诗义疏》）是经传笺疏合钞本,而“陆机《毛诗疏义》”和《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均为单疏本。“陆《疏》”辗转钞存于各种《毛诗》义疏、类书、农书等著作中,各种抄写系统相互影响,已经很难以“原始文本”的“考证期待”去辨析其文字了。     

《诗》学史文学现象之一隅

《诗经》诗并非指《诗经》一书中的三百篇作品,而是指后世在诗歌创作领域形成的以《诗经》为核心题材的诗作。依据创作宗旨与表现形态的差异,可分为集《诗》诗、《诗》事诗与论《诗》诗三类。集《诗》诗的出现是引经之习、用典之风、拟古之作三种因素的合力作用造成的。《诗》事诗的内容或是吟咏《诗经》一书,敷衍其篇章意旨,或是铺叙读《诗》所感,颂扬圣人之心,还有续补六笙诗之作。论《诗》诗的内容则或是专论《诗经》之技法特色,或是偏重以《诗》为法,阐述诗学原理。三者共同构成了《诗经》文学影响的一个具体层面。     

黄道周《诗表》的诗学观及其意义

《诗表》是黄道周撰作的有关《诗经》年代学方面的著作。它虽然继承《诗谱》以史解诗之传统,但不同于《诗谱》依据天文地理学知识的编排方式,它的十二部、三十六表的划分是建立在历史学基础之上的。《诗表》历史伦理主义建构显然超越了《诗谱》,它对于明代另一部《诗经》年代学著作《诗经世本古义》起着一定的影响。     

袁仁《毛诗或问》之《诗》学价值探赜

明袁仁《毛诗或问》未被收入《四库全书》,目前国内仅见清道光晁氏本,少有学者问津。然其作为流传至今的《诗》学小传,受明代佛道大兴、文人好尚“市隐”及袁氏家学影响,在解诗主张、字词阐释和解诗路径上,都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朱熹《诗集传》大有不同,颇具独特之处。其力推复兴汉学,并于此基础上补苴罅漏,对诸多字词再提新义,进而申释《序》旨;以“悟”为法,尤重解喻,通过生动浅近的形象阐释,串起字词句篇上下之义,引申出诗外之“意”“味”。这种守正创新、不囿成法的风格,不仅在明中叶《诗》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意义,而且对于现今《诗》学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歌谣的体制看“《风》诗”的艺术特点——兼论对《毛诗》序传解诗系统的正确认识

歌谣的“缘事而发”是朴素的主观抒情,缺少再现事件的功能;风诗与歌谣因为只有单纯的情感抒发或单一的行动、情节、场景的描写,缺乏完整叙述的功能,其主题与本事常常无法从文本中获得,须得借助文本之外的因素来解读,于是出现“诗无达诂”的接受事实。从这个事实出发,应该看到历史上的各种解诗系统,都带有主观阐释的性质。而作为最早的解诗系统的《毛诗》序传,因为最接近《风诗》产生的时代,保存的原始本事也应该是最多的;鉴于歌谣往往不能再现本事的情况,不应仅因《毛传》解诗从文本中得不到佐证就简单地否定它,应该对《毛诗》序传的学术价值重新认识。     

孔子删诗说新议

《史记·孔子世家》首先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其说在汉魏六朝以前无疑问,到唐代孔颖达首先提出异议。嗣后,主删诗说与非删诗说便成为孔子与《诗经》研究中的聚讼之一,对先秦典籍中诗的流传与使用以及古代的所谓“采诗”、“献诗”之说进行分析,考察孔子与诗的关系,可知司马迁所言的“古者诗三千余篇,乃至孔子,去其重……”这个“三千”是概略言诗歌之多,不是指孔子之世有现成的诗三千。非删诗说和主删诗说的错误都在于此。     

论《毛诗正义》的“诗教”理论

《毛诗正义》广泛继承了先秦两汉的“诗教”思想,并对毛诗派的教化理论做了进一步的严密化和体系化。它将《诗经》视为以教化的积渐为主线、按教化展开的顺序精心编排的体现教化之道的书;认为《诗经》是教百姓“礼义”、传播儒家道德伦理思想的载体;揭示出诗教和乐教发生的机制就是“移人性情”,诗教、乐教归本于情教;诗教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民性情中和、温柔敦厚。《毛诗正义》对“诗教”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引入了“性情说”,从形而上探讨了教化发生作用的根本原理,这也是理论体系深化的标志性成果。     

略论钱锺书的以诗解《诗》

钱锺书《管锥编》读《毛诗正义》,是别具一格的以诗解《诗》的典范之作。本文主要探讨了钱锺书先生尊旧解而出新意的研究手段、设身诗境探幽发微和多诗合观及平行研究的方法。     

从《说文》所收《诗经》用字谈许慎《诗》学——以“从女”字为例

汉代《诗》学的今古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这是由《诗》文本传承的历史状态决定的。检诸古文字材料,《毛诗》文本中亦有不少从女字,很可能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许慎《诗》学既宗《毛诗》,亦取三家诗之说,这不仅源自于许慎的学术渊源,还与许慎强烈的文字本借意识和模糊的文字今古认识有关,也与《诗》学和小学的复杂关系有关。     

说《关睢》

毛诗以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毛诗的基本精神是“以史证诗”。从文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能作为参资之助，从经学角度看，“以史证诗”，只可备一说。北宋欧阳修，于经书多所疑议，而在其《诗本义》中却把《关雎》坐实为文王、太姒，这就更近“史学”，其见解又在毛诗之下。近代以来，治诗者多以“文学”相尚，其惑更甚。此诚如朱东润先生所云：“今之治《诗》三百五篇者，一洗前人之故习，而矫枉过正，又惑于欧美之旧说，以是非未定之论，来相比附，为说益多，纠纷益滋。”诗，原本即所谓“赋…     

“六诗”本义新探

将赋、比、兴本义解作诗歌写作方法和诗歌体裁均有所不妥。因为“六诗”当是《周礼》编著者在古而自有的风、雅、颂组合中插入赋、比、兴拼凑而成 ,它反映的是学《诗》致用称《诗》以言的时代观念。其要义在赋《诗》以风 ,指以讽喻教化为灵魂 ,以赋为组织核心 ,加上比兴为主干 ,又缀以雅颂为陪衬的《诗》的六种功用。“赋”指“称《诗》以谕其志”,“比”指以《诗》类比己志 ,“兴”指起发志意 ,听赋《诗》而触类旁通生发感悟 ,领会其所含情志意义。就本义言 ,“六诗”原属经学命题 ,至东汉之后 ,赋、比、兴三义才演变成一个发展着的美学命题     

论《毛诗·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及其成因

《毛诗》的大、小序,是汉儒传承的周代诗教时代的经典文本。周代诗教是礼乐的实际应用,其声歌之学中原本包含义理的部分。汉代《诗经》礼乐功能失落,《诗》学缩小为以义理为宗的经学,但其解诗系统仍传自诗教时代。《毛诗》在这方面的价值最高。《大序》在诗歌理论方面的经典价值的成因,正在于其是对诗教时代诗学的传承,其理论文本是六义之学的浓缩,不仅对诗教时代的群体诗学的原则作了高度的概括,而且也奠定了后世个体诗学的基本理论。无论是在《诗经》学还是一般的诗歌理论方面,都具有后世所无法取代的价值。     

儒门《诗》学中的“兴”

“兴”是先秦两汉儒门《诗》学中的一个关键词。孔子时代用《诗》风气的盛行 ,以及两汉经学昌明时代对于通经致用的追求 ,决定了“兴”之本义初乃用《诗》之法。但是伴随上述文化背景的逐渐淡去 ,自由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可能 ,儒门《诗》学中的“兴”在某些情况下开始流转为作诗之法。而无论是孔子的“兴于《诗》”、“《诗》可以兴” ,还是后儒“六诗”“六义”中的“兴” ,实际上都可以各自贯释为一种根源于“仁心”的情感摩荡活动。     

高丽藏本《一切经音义》所引《诗》异文略考

据初步整理,《一切经音义》引用了《诗》各类文献,包括经、传、注等,共计约740条,实际引用《诗》经文计约338条.其引《诗》名称较杂,主要有:《诗》《毛诗》《韩诗》《诗传》《毛诗传》《韩诗外传》等.其所引“《诗》”“《毛诗》”内容多为“正文”,而“《韩诗》”等多为“训释语”等.通过对《一切经音义》所引《诗》与今本《诗》的异同比较,可以揭櫫《一切经音义》引《诗》的概貌及价值.     

《诗三百》编订“讼案”与趋势

依照司马迁描述，孔子搜集、整理和重新编定《诗三百》，形成了文献意义上的“善本”，同时也是按照新标准（“取可施于礼义”）辑定的“精选本”。后人依据不同史料进行不同解读，分歧主要集中在孔子搜集整理和依据的原始文献到底有多少篇，孔子是对已完全成型的积累文献进行“校勘”还是“重新编定”及“重编”幅度、是否发生文本性质的“质变”。近年发表关于孔子“删诗”的论文，超过70％支持“删诗”说，不断有新材料或新论证支持该说。司马迁“删诗”说不但有调查与史料的依据，其描述潜隐着一个关键史实：从孔子逾战国至汉武帝时期———距离真相最近的400余年间，包括战国墨、道、法诸家，当时社会均对儒家编定《诗三百》并无异议。这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原本必须充分尊重。     

试论孟子说《春秋》——关于《诗》与《春秋》的关系及《春秋》的三重内涵

从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的叙述不仅可以看到《诗》与《春秋》在时间上的前后承接,更重要地还可以看到它们在政治上所发挥的功能具有相似性.《春秋》取代《诗》而出现,意味着史已经从诗中分离独立出来.由《诗》到《春秋》的这种变化,意味着先秦史学的一种发展,而也正是因为先秦史学自身的不断发展以及史书所具有的鉴戒特点,孔子方能干《诗》亡之后以《春秋》担当王道教化的作用.进一步分析孟子对《春秋》事、文、义三个方面的叙述,可以发现先秦时期中国传统史学就已经奠定了大致的基础.而细究史所蕴含的这三个方面,因“事”而著“文”,由“文”而见“义”,传统史学似乎有以“义”为终归的倾向；然而“义”信必有待于“事”真,而“事”之不存,则“义”将焉附？“义”只有立于坚实的“事”的基础上,才能避免无限制的主观发挥与牵强附会.而《春秋》具体特殊的“事”与抽象普遍的“义”最终统一于“文”的载体,事、文、义之间各自存在着一种张力,三者密不可分.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子夏家学与《诗大序》——子夏作《诗大序》说补证

《诗大序》旧传为子夏所作。唐宋以降,异说蜂起。自20世纪疑古派兴起,“子夏说”几乎被彻底否定,更多的学者认为《诗大序》出自汉儒,国内高校通行的文学批评史教材,也多把《诗大序》认作是汉代之作而加以论述。论者多认为《诗序》是《毛诗》学者杂采先秦古籍如《左传》、《国语》、《乐记》、《孟子》等遗文,附会旧说,拼凑而成。但有事实证明,《毛诗》的编撰者,并没有见到《左传》与《乐记》,也未必见过《孟子》。史籍中并无坚证可否定子夏作序说。而《诗大序》自身,却以其对诗歌独到的神秘性感悟与体验,证实着卜氏后人子夏作序的最大可能性。     

郑玄《毛诗传笺》对《毛传》的修正和超越

郑玄笺注《毛诗》多有新意,主要体现在：《毛诗序》往往注重揭橥《诗》篇的大义和本事,而郑玄《诗谱》则更多说明所论诗歌得以产生的地理环境、风俗、时代政治背景及其诗体之正变;《郑笺》对《毛诗小序》之释“兴”多有修正和丰富;《毛传》不涉谶纬,而《郑笺》则多引谶纬说《诗》。此种情形,与东汉崇尚博学旁通的学术思想环境有关,更是郑玄本人经学思想之混同古今、兼采谶纬而博通旁融的特色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