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污名”为视角探究中国形象的生成与传播机制——兼论“中国威胁论”与“中国梦”的话语博弈

中国形象自古以来就以极为复杂且多变的话语示人,中国形象的生成与建构并不一帆风顺。国家形象表现出多面呈现的趋势。在中西方诸多领域,不同学者对于国家形象的概念各有侧重。"中国威胁"的"污名"从日本肇始,直至西方国家通过其媒介优势实现了"污名"权力话语的跨文化传播,而中国梦话语是规避其负面表征、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法宝。"中国威胁"的"污名"话语生产是基于历史观、政经界、新闻传播媒介、现代性想象的共同建构。在"中国威胁"话语遭遇中国梦后,呈现话语的挪用与重组、转型再建构的过程。以批判性视野审视"西方话语"、兼顾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三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多维传播是实现"去污化"的可能路径。     

罗伯特·白英与毛泽东诗人形象的海外传播

罗伯特·白英自1946年延安之行后即开始毛泽东诗词的译介,堪称英语世界毛泽东诗词传播的先行者和开拓者。1940-1970年代,他持续不断地以多种文本形式建构和传播毛泽东诗人形象,包括中国日记、游记、回忆录以及毛泽东传记作品等。在白英跨文化写作中,通过三次见到毛泽东的个人印象、毛泽东诗歌涂鸦轶事以及诗集《风尘集》手稿之说等,勾勒出毛泽东这位中国政治领袖兼具的学者气质和诗人形象。白英1947年编译出版的中国诗选《小白驹》已收录《沁园春·雪》;1957年毛泽东诗词18首在《诗刊》上甫一刊出,白英即悉数译出并撰写评论文章《论毛泽东的诗》,发表于英美文学期刊《文学评论》和《谷山杂志》;还在两部毛泽东传记作品中开辟专章凸显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形象。白英的毛泽东诗词阐释着重发掘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传统之间的渊源关系,包括在诗歌题材与意象、诗歌主题内涵、诗歌表现技巧上对中国传统资源的创造性吸收和转化等。白英借由毛泽东诗词为西方世界观察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在中西文化交流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其价值和意义值得重视。     

论俞铭传诗歌的传播及其“世界性”意义

自闻一多《现代诗抄》之后,西南联大诗人俞铭传在汉语学界长期处于沉寂状态。而早在1940年代,他已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并被当作是"中国诗人中最为年轻的一代"和"最具希望的诗人"加以译介,其多首作品在英语世界流传。俞铭传得以在海外传播虽有各种内外因素,但究其根本,还在于他诗歌写作的"世界性"。俞诗的"世界性"主要表现为语言符号的跨界性;意象与典故的跨文化性;抒情方式的客观化与非个人性;叙述模式的东方与西方、科学与人文的对话性。探讨俞铭传诗歌的传播,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这位现代诗人的文学史意义,也为我们思考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启示。     

马克思研究:"解读",还是"解构"——中国马克思学研究中的一个"反思"课题

企图从理论上解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目的,也是西方马克思学的一个学术主旨.开创中国马克思学的方法论前提是"解读"而非"解构".回到马克思,建构中国马克思学,必须对意识形态问题与科学问题有清醒的意识,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方法论体系,实现马克思"文本解读"和"时代解读"的结合,同时还要积极借鉴西方马克思学中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他者视阈下的陶渊明双重性格解读

长期以来,陶渊明一直以平和、恬淡的隐逸诗人形象立足于中国文坛,并成为众多文人学习与效仿的楷模.可以说,他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稳固不变的,但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却以一种他者的眼光,从陶渊明的作品文本与创作行为出发,为我们分析了其诗歌中所流露出来的焦虑与意欲成名的隐秘心理.本文即据此剖析了隐居后的陶渊明写诗背后的双重性格.     

欧美赋学研究概观

在西方学术界,早期研究赋学的多是欧洲的学者,包括奥地利、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学者。他们早在19世纪中期便开始研究了,其研究多是从翻译着手。欧洲学者最感兴趣的是《楚辞》,一般认为这是屈原创作的诗歌。奥地利学者费之迈是最早将中国的赋翻译成德文的学者。此后翻译中国辞赋的欧洲学者有法国的汉学家德理文侯爵、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等。翟理斯的《中国文学作品选珍》选译的诗文从最早的文学作品到清代的作品,收录了许多辞赋。20世纪初年,有多位欧洲学者开始专注于中国辞赋的研究,其中较知名的有卫利、叶乃度、赞克等。在美国学者中,较早研究辞赋的是卫德明和海陶玮教授,目前的领军人物是康达维教授。     

意象“超稳定”向“非稳定”的超越——论海子的中国形象书写与“行动诗学”建构

研究海子诗歌中的中国形象,包括诗歌文本以及由此引出的有关中国的美学想象,可以发现海子短暂诗人生涯里曾有过“超稳定”与“非稳定”这两条书写与建构中国形象的路径。对于两条路径的阐发,展示了海子从诗歌书写向诗歌行动的艰难突破。联系他的哲学思考来看,这种对于诗歌行动的积极追求,反映了诗人在文本与形象之上不断冲破自身桎梏的自觉尝试,或可借用杜威的理论称其为一种行动诗学。海子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探索的这条行动诗学之路,一方面彰显出诗人献身于诗歌的理想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则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注脚,同时又为未来的诗歌书写尤其是中国形象建构给予了启示。     

从《圣经》中的该隐形象看拜伦笔下的该隐

乔治.戈登.诺艾尔.拜伦(GeorgeGordenNoelBy-ron1788-1824)是英国伟大的诗人,从他的大部分作品我们都可以找出他对基督教教义的质疑。拜伦写于1821年的诗剧《该隐》取材于《圣经》,塑造出了一个思想和情感丰富的形象饱满的该隐,完全颠覆了传统基督教教义对该隐形象的解读。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圣经》塑造出了种种的形象,这些形象经常被运用于西方文学之中。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对圣经形象的运用,西方文学总是潜     

语言理论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当代学者运用西方语言理论和话语理论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有意或无意的忽略了现代知识者对"文学汉语"的想像与实践.本文从文学史的脉络中确立了运用西方语言理论来阐释现代文学中文学汉语的可能性,但是任何某种西方的语言理论都无法支撑对文学汉语的现代发展的解读.最后,对文学汉语的实践和想像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描述框架.     

从陆机到陶渊明——“隐逸赋”巡览

在中国文学中，如果谈到描写“隐逸”的诗人，自然要举出东晋的陶渊明。《饮酒其五》、《归田园居》、《归去来兮辞》等这些我国读者非常熟悉的作品确立了陶渊明“陶逸诗人”这一不可动摇的评价。从这些作品的成熟性来看，将陶渊明看成是使隐逸文学确立的作家是妥切的。     

历史社会学中的路径依赖:两种视角的分析

路径依赖理论是近二十年来西方历史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基于对休厄尔、马奥尼等学者作品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将"路径依赖"理论总结为广义和狭义两个视角,并从理论特点、适用场合、分析方式(解释还是解读)等维度具体比较了两个视角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路径依赖理论不仅把时间性带回了历史社会学,也体现了赵鼎新所说的结构叙事和时间叙事的结合。本文同时认为路径依赖两个视角所蕴含的解释和解读分析其实并不互斥;解释和解读的融合、结构和时间叙事的结合都是历史社会学的题中之义。     

《中国丛报》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研究

1832年至1851年由美国传教士发行的英文<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中国研究作品,涵盖了中国历史文化及社会现状的各个方面,在西方学术界重新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丛报>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信仰与风习的作品,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考察19世纪中期来华西方人士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认识.通过这些作品,作者们向其西方读者展示了这个古老的、封闭的东方大国人民的性格,塑造了一个以偶像崇拜和迷信为主要精神特征的民族的形象.这无疑是一种消极的形象,反映了当时西方各界对中国人的基本看法.联系到自18世纪后期开始的西方对中国认识与评价的根本性转折,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丛报>的研究、观察和评论是这一长期趋势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西方学术文化界正在建构中的关于中国的知识网络在中国本土的一个节点.     

论闻一多后期对陶渊明的认识

中国古今文人对被誉为田园诗人的陶渊明有着多侧面的认识,有认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者,有认为真诗人之冠冕者,有认为道德责任心极重为人为文淳朴是真人真文艺者,有认为达到无我之境者,有认为和谐静穆者,也有认为兼而金刚怒目者。闻一多则认为陶渊明无视流民苦难却写闲逸诗篇,这是多么无心肝和该死。我们在肯定古今文人学者对陶渊明人品和诗品价值判断的同时,并不完全否定闻一多强调为人民谋福祉的鼓与呼,超越陶渊明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行为。但完全从社会或政治需要层面进行评价,这就背离了文艺批评原则。对这种偏激,只能理解却不能认同。因为闻一多对陶渊明的认识,其实如鲁迅所说属"凌迟"而非"全人"。从学术角度考量,更是时代悲剧。     

一个大国对梦想的追逐——国外学者对“中国梦”的解读综述

"中国梦"不仅是国内近期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它也成为了世界舆论场的热点,许多国外学者,尤其是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梦"产生了浓厚兴趣。国外学者对"中国梦"的解读主要集中在提出背景、内涵与期待三个方面。他们对"中国梦"的解读代表着世界对中国认识的反应。全面把握"旁观者"的看法是建构"中国梦"的有益参考。     

中国道路:西方话语的另类解读

中国道路,西方话语中一般称为"中国模式"。在中国模式的性质判断上,西方学者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模式说、新自由主义模式说、儒家资本主义模式说、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说、第三条道路说、威权社会主义模式说、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说、后社会主义模式说等等。从总体来看,西方学者的解读,或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偏见,或带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图,或秉持错误的方法论原则。中国模式不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中国模式的内容和性质是确定的,是非成败也是有定论的。对于西方学者的歪曲解读,我们应该仔细地加以甄别,审慎地展开批判,同时应该积极建构中国道路的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使中国模式的成功实践转化为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自信。     

香港现代派小说的文本建构与审美取向

香港现代派小说在文本建构和审美取向上与传统小说有诸多不同之处,独特的文本营构和文本形式是人们解读活动中重要的审美依据。由于香港现代派小说并不局限于对西方某一现代主义流派技巧的接纳,某一作品往往带有泛现代主义或偏重于某一现代主义元素,其特征是———召唤元素型文本建构:激发解读的审美再创造;互文元素型文本建构:文意的派生与交相引发;网状元素型文本建构:共时多向的传送信息;感觉元素型文本建构:在内在结构中寻找意蕴。     

西方的中国形象:源点还是盲点——对周宁“跨文化形象学”相关问题的质疑

周宁的"跨文化形象学"系列研究立足于西方与非西方世界之间文化权力对比悬殊的前提预设,使其研究回避了中国形象在非西方世界被重新组装利用的可能。因此,其系列研究呈现为一个缜密的推导式论述结构,并对非西方世界进行了整体化的处理,其学理依据仍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的中国形象在进入非西方世界时,带出了一个双向互动的跨文化对话空间,混杂并置是文化间对话的基本风貌。中国形象跨文化流动的西方源点并不存在,其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图式也是非线型的。非西方世界的文化传统与西方中国形象之间的互塑及其构成的过渡性空间的内在结构辨析,是跨文化研究不能忽视另一重要问题。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理论背后的问题不属于中国,它对中国语境而言不完全具有适切性。只有站在一种本土批判的立场上,对自己的思考本身进行"再魅"和对象化,使其避免与本土的某种权力结构达成无意识的共谋,探讨西方的中国形象才能成为我们深入思考中国问题的有效媒介。     

解析恩格斯形象的百年变迁

"恩格斯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的难题.本文认为,该问题是传播史的形象建构的结果.在第二国际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形象问题一直是工人政党和理论内部的政治争论的风向标,恩格斯形象的沉浮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危机.首先是在第二国际时代教条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对垒中,由伯恩斯坦撕裂了恩格嘶的形象;其次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产生了惊人一跃:从"党的首脑"到"教唆犯".由此,恩格斯开始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毁坏的"替罪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学只是以公开而赤裸的方式坚持了这一点.同时,由于斯大林主义问题.西方马克思学把"无产阶级世界观"这种描述方式的首倡者与"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等同起来,试图以马克思的早期文本来阻击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彻底地把恩格斯建构为歪曲马克思思想的"阴谋家".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的反思与前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三种基本路径:经典文本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以及从"走近马克思"到"走出马克思"。在解读经典文本的过程中存在"过度诠释"、误读的倾向;在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对"批判的批判"进行"辩护"和盲目追随的嫌疑;在探索"走近马克思"到"走出马克思"的实践中,不免陷入由"回到马克思"而"停留于马克思"的窠臼。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迫切需要对现有研究路径进行反思与匡正:将文本书写逻辑前置于文本解读逻辑,以文本承载的马克思思想为文本解读的核心内容;辩证地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入挖掘其问题意识并透视其开放性;实现从"理解马克思"到"运用马克思"和"发展马克思"的研究新路径,形成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困境的理论意识自觉。     

普希金与莱蒙托夫诗歌中的“时间”问题探析

普希金与莱蒙托夫都是19世纪上半叶伟大的俄罗斯诗人.虽然是同时代的诗人,但两者诗歌总体风格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的诗歌充满活力、乐观向上;而后者的诗歌带有一种忧愁、悲伤的基调,大都反映寂寞、孤独、苦闷、消沉、走投无路),具体涉及某一创作主题,他们的写作手法也是不同的.本文就两位诗人部分诗歌作品中所体现的"时间"问题进行探析,从两者对时间的"过去"现在"的对立、抒情主人公与诗人的时间经历表现、时间顺序安排、时间问题的哲理思考、时间的表现手法、表示时间的常用词汇等几个角度来分析、解读两位诗人部分诗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