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贫困线与政策目标定位的思考

目前世界各国的贫困线有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两种.发达国家大都采用相对贫困标准,即要让贫困者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而发展中国家大都采用绝对贫困标准,我国的低保线也属于绝对贫困标准,低保金主要考虑的是家庭食品开支.基于相对贫困标准和绝对贫困标准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当前城镇社会必然存在这样一个群体:他们的收入高于绝对贫困线但低于相对贫困线,即相对贫困人口.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贫困的显著特征是绝对贫困人口不断减少,而相对贫困人口则不断扩大.由于当前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两极化特征非常明显,因此相对贫困人口的规模要远远超过绝对贫困人口规模.在相对贫困线标准下,居民的社会政策受益和财富拥有状况比绝对贫困线下的居民要复杂得多.因此,一旦采用相对贫困线标准,那么政策目标群体定位(资产调查)方法也将随之发生改变.     

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

由于贫困是一种具有社会建构性的概念,如何度量贫困成为国际社会政策学界和扶贫领域中的难题之一。基于"生计维持"和"基本需要"的概念,"绝对贫困"长期以来一直是贫困度量的概念基础,其度量程序首先是衡量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最低水平,然后测定维持这一水平的生活所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然而,贫困具有相对性,即贫困者在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条件上处于一种相对于他人的匮乏状态。相对贫困的度量大多采用平均收入比例法,即当地民众平均收入之下的一个比例。无论是基于"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线都相对偏低。     

变数额标准为人员标准——农村低保标准确定的范式转换

中国扶贫和发展的情况表明，要解决农村全部贫困人员的温饱问题必须建立农村低保制度。受扶贫和城市低保对像确认的影响，我国实行农村低保试点的地区多采取数额标准作为确定农村低保对象的主要确认方法。鉴于数额标准在确定农村低保对象中的种种缺陷和弊端，文章在分析农村低保意义的基础上论证了变数额标准为人员标准在农村低保对象确认中的意义、作用、应注意的问题和确认的方法。     

资产与长期贫困——基于面板数据的2SLS估计

利用甘肃和内蒙古五年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资产视角下的长期贫困衡量方法。首先,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通过回归资产集与低收入线以得到资产贫困线,随后将家庭划分为结构性贫困、偶然性贫困、偶然性非贫困、结构性非贫困,其中结构性贫困就是长期贫困。最后通过对比资产贫困线与绝对贫困线和低收入线的衡量结果,研究发现:资产贫困线能够稳定客观地衡量出家庭的福利水平,能够精细的识别贫困状态,在收入贫困中结构性贫困多于偶然性贫困,而在资产贫困中长期贫困占少数。     

关于香港贫困若干问题的探讨

论述香港贫困问题中关于贫困标准、贫困状况与贫困原因等几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如下观点：香港可设立基本与非基本两个贫困线并分别采取不同的救助方式,从而在保障底线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柔性调节;应当把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结合起来,分别反映香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不同状况;导致香港贫困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香港的贫困问题属于丰裕社会中的结构性贫困,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性贫困有根本区别。     

内蒙古贫困问题现状及治理对策

贫困，是经济、社会和文化落后的总称，目前阶段，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依然还是放在扭转和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上，主要是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即解决温饱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针对扶贫工作明确提出了我国要“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目标。表明了党中央致力于解决我国贫困问题的决心。内蒙古自治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自治区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上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和南方发达省份，许多地区处在严重的贫困状态中，因此，面临着艰巨的扶贫攻坚任务。本文即从党的十五大报告的…     

拉丁美洲的贫困:对三个国家研究报告的批评分析

近年来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委员会（ＥＣＬＡＣ）、联合国开发署（ＵＮＤＰ）和世界银行这三个国际组织先后对拉丁美洲的贫困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ＵＮＤＰ是在“克服地区贫困研究项目”下进行工作的。本文试图对它们所用的调研方法进行批评分析。前两个案例证明它们所使用的贫困线方案均有内在矛盾和局限性。本文认为ＥＣＬＡＣ－ＵＮＤＰ确定的贫困线衡量的是相对的营养贫困，而世界银行的贫困线则可解释为衡量营养不良或勉维生存的尺度。后者仅相当于墨西哥较广泛应用的贫困线的２８．５％，比ＥＣＬＡＣ－ＵＮＤＰ的绝对贫困线还要低。世界银行所确定的绝对贫困线几乎没有意义。本文也指出了ＵＮＤＰ克服地区贫困项目所用方法（它把贫困线（ＰＬ）和未满足的基本需要（ＵＢＮ）两种方法结合起来用）的局限性，例如指出两种方法结合的机械性质和交叉重复；应用ＵＢＮ法所确定的贫困程度取决于所用贫困指标的数目；还有该法对贫困程度的衡量为力。本文最后对三项调研所得数据进行了比较分析。     

世界银行政治经济学的转向及其对华援助之分析

通过解读近年来的世界银行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本文发现长期关注发展问题的世界银行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发生以下转向:议题领域由宏观转向微观;对象方面更加体现对"人"尤其"穷人"的关注;把责任关系引入国际社会以更好地促进发展中国家发展.世界银行"穷人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对华援助战略将有助于中国解决贫困问题.     

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转型后的治理困境分析

长期以来,低保制度在城市反贫困体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随着我国扶贫工作进入相对贫困治理阶段,城市贫困问题凸显,低保制度在城市贫困治理过程中将会遭遇各种困境,包括低保标准与贫困线的衔接、低保群体与城市贫困群体的吻合、救助的外部性和治理的内部性的一致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治理理念偏差、群体变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缺位所致。面对贫困问题的转型,低保制度应该从突出政策导向、构建多元化标准和完善制度体系三个方面进行优化。     

西部大开发与农村扶贫

农村在我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消除农村贫困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标和重要内容。没有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可能有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新时期扶贫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尽快解决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帮助已初步解决温饱问题 ,但还需要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的农村贫困人口增加收入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 ,实现稳定脱贫。     

论精准扶贫战略的整合性建构

精准扶贫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国家扶贫战略的重大创新,其实施以来取得了显著的扶贫成效,同时也面临着现实推进中的认知偏差和政策执行中的制度间隙。通过对贫困治理历史脉络的再梳理以及对精准扶贫政策认识与执行中制度间隙的再审视发现,精准扶贫存在因扶贫政策"连续性断裂"而引发的瞄准脱嵌问题以及目标与手段倒置的风险,面临高度技术要求与执行成本边际效应递减的挑战以及效率与公平逻辑置换的隐忧。农村贫困治理应该从认识论意义上贫困的发生与建构、方法论意义上扶贫瞄准层次的嵌合与协调以及价值论意义上目的的普惠与公平的整合性视域下寻求出路。     

农村的人文贫困与农村的制度"贫困"

农村垄断的市场结构、残缺的土地产权、公共产品对农民的排斥和社会保障在农村的缺失 ,造成农村人文贫困甚于收入贫困 ,要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必须从变革现行的农村经济制度入手 ,开展“制度扶贫”。     

欠发达地区的精神贫困与精神脱贫思路探析

一从物质的角度来探索、评价欠发达地区的脱贫致富 ,自然会得到较多的肯定和赞同 ,因为它易于被注视及描述 ,它的显性成果容易取得 ,也易于被接受和认可 ,并被赋予形而上的意义。因此我国理论界目前对贫困概念的界定都以物质财富的多寡为评判标准。如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认为 :“贫困是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汪之贵认为 :“贫困是缺乏生活资料 ,缺少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条件 ,或者因收入低而仅能维持相当低的生活水平。”① 以这种贫困定义为基础的反贫困理论研究 ,自然不会重视精神贫困问题。这种…     

攻坚深度贫困与2020年后扶贫战略研究

随着2020年的临近,我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已经进入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剩余贫困人口的脱贫难度越来越大,深度贫困地区是当前扶贫攻坚的工作重点。当前我国深度贫困攻坚的难点在于,自然条件恶劣带来的扶贫工作困难、深度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困难、贫困人口的结构变化造成的工作困难、脱贫人口容易返贫的难点、边疆地区肩负安全稳定和脱贫致富双重任务的难点。针对攻坚深度贫困的难点,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创新产业扶贫模式、加强社会参与和环境保护。2020年后扶贫开发的战略方向则要放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筑牢脱贫基础;注重精神扶贫,加强社会参与;实现生态扶贫与绿色发展相协调,将绿色发展的理念整体注入到精准扶贫过程中,让生态环境优势通过科学的产业开发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等具有生态经济价值的发展成果,进而带来经济的发展。     

推进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工作的若干思考

脱贫攻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解决贫困群众生产生活问题而向全国人民和历史作出的一项庄严承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所在。为打好这一攻坚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其作为关乎党和国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大事,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予以推进。当前扶贫攻坚工作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诸如贫困村信息资料精准度不高,脱贫开发措施不多、不力,一些贫困户自我发展意识和能力差,巩固脱贫的后续计划和措施缺乏等。为此,必须切实把握精准脱贫的核心要义,以极大的决心、勇气和毅力,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打赢这场极为艰巨的脱贫攻坚战。     

参与性贫困评估和扶贫战略的调整:来自贫困者的声音

作者通过对广西、云南、贵州、青海和宁夏五省区50多个村进行参与性贫困评估，从贫困者自身的角度，对什么是贫困、谁是贫困者、什么时候最贫困、导致贫困的原因以及如何使其尽快摆脱贫困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的扶贫政策和策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贫困与公正

就总体情况来说，一个社会所拥有的贫困现象的规模与程度同这个社会的公正程度具有一种负相关性。绝对贫困显然有悖于公正的保证原则和调剂原则。当一个社会有能力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但仍存有大量绝对贫困现象，应当说这是不公正的。对于绝对贫困者来说，社会有责任提供最起码的社会救援亦即生活底线的保证，有责任从全社会发展的总成果中切出一部分予以调剂。平均主义式的绝对贫困则损伤了公正的机会平等的原则(事前的原则)和按照贡献分配的原则(事后的原则)。相对贫困更是从多个方面违背了公正的原则。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虽然贫困大多属于“不公正”的贫困，但也有少数的贫困属于“公正”的贫困。“公正的贫困”现象只是相对贫困范围内的事情。由此，可以形成这样一种看法，贫困者并不一定就无可置疑地拥有着公正。贫困与公正问题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往往表现得十分突出和复杂。     

新疆贫困状况分析及扶贫模式的比较和选择

消灭贫困、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则 ,贫困现象在新疆仍未根除。本文分析了新疆农村贫困人口的识别标准及贫困类型 ,并对几种扶贫开发模式的利弊进行了具体地分析 ,重点阐述了“分司 +农户”这种农业产业化的扶贫攻坚的最佳模式。     

扶贫政策、经济增长对中国扶贫工作的影响

在中国的扶贫进程中,扶贫政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且其作用优于经济发展对于扶贫的促进作用.在财政资金边际投入递减的前提下,需要不断创新中国扶贫体系,让更多非政府组织(NGO)参与扶贫,发挥他们的低成本、高效率的优势,减少政府直接运作,以提高中国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益,并确保中国扶贫工作的顺畅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