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公民身份的三重维度——兼评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论争

公民身份一直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中轴,但主导西方两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过分强调法律规定的个体权利是公民身份的核心维度,而忽视了公民身份的道德维度和行动维度,导致西方社会个体主义盛行,公民道德和公共精神缺失及公民参与冷漠等社会现实问题。而积极的公民身份在本质上不能用单一的法律规定、道德价值和行动框架来界定,而必须实现三者的相融。这也是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在批判自由主义消极公民身份的基础上,极力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培育社群认同基础上的公民美德,倡导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活动的要旨所在。但西方自由主义、新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相互较量与争论,并无本质区别,最终目的是为解决西方现实问题寻找不同的路径。     

公民认同国家的逻辑进路与现实图景——兼答对“匹配论”的若干质疑

在理论逻辑上,由于公民作为认同主体和现代国家作为认同对象各自所具有的复合性质,公民对国家的认同遵循两种进路,即公民对国家共同体（country /nation）的认同和对国家政权系统（state）的认同,这是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匹配的逻辑基础;在现实图景上,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匹配具有交叉性和动态性,国家认同具有形式的多元性和结构的一体性,国家认同的形成是国家建构、社会塑造和公民自主共同作用的结果。分析公民认同国家的逻辑进路和现实图景,不仅回应了针对“匹配论”的若干理论质疑,而且展示了“匹配论”对于中国现代国家认同构建的现实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具有农村户籍,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到城市务工的农村青年。身份认同是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就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并结合访谈得到的资料,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情绪体验等问题进行初步考察。     

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双向建构——再论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围绕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这一问题,形成了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维系论"、"切割论"和"匹配论"."维系论"在公民身份与文化认同之间建立起单线对应的关系;"匹配论"区分了两种公民身份和两种国家认同,并在它们之间建立起双线匹配的关系;"切割论"则主张彻底割裂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联.通过对政治制度与历史文化的关系、人类认识的特性、国家与民族的关系以及国际移民等要素的检视表明,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模糊和动态匹配的关系;通过对阶级属性、国际关系和全球化等国家认同的形成性因素的考察表明,公民的国家认同还表现在阶级认同、差异性认同、超国家认同和亚国家认同等方面;通过对人类认识过程中主客体关系的分析则显示,国家认同实际上是公民"理性地建构"与社会"结构性制约"双向互动的产物.由此可见,上述三种观点并不全面,公民身份与国家认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动态匹配"、"多元认同"和"双向建构"的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困境研究——基于共享发展理念下的讨论

从共享发展理念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从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四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以下四个困境: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多维身份的认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低收入、低保障、高权利意识使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认同缺失;户籍、分配及相关权益等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受阻;价值观多元易变及价值选择的实用主义泛滥致使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认同迷茫。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地位、健全利益保障体系、加强各项制度建设、重塑政治认同主体等四方面出发,正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     

20世纪后期西方公民身份理论的价值分歧与论争

复兴于20世纪后期的现代西方公民身份理论交织着自由主义、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分歧与论争。以批判个体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为起点,新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极力挖掘自由正义规则之外的公民德性的现代价值,主张复兴公民责任与义务,倡导公民直接参与公共生活,主张基于社群认同的共同善优先于个体权利,主张培育公民美德,试图构建积极的公民身份理论。三者的争论加大了公民身份理论的内部张力,助推了当下西方的现实问题的解决。     

公民权视域下的农民工身份承认与社会团结

建立在civilright意义上的公民权研究无法有效回应社会团结问题,须在citizenship的意义上重新理解公民权。这种公民权遵循从身份承认到权利获得的逻辑,为存在分殊差异的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团结资源。以此为理论视域,文章分析了中国的户籍制度与农民工的身份承认问题,认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市民与农民工彼此的公民承认共同迈进公民权的体系中,各自能够以公民身份自我宣称与相互宣称,最终达致社会团结。     

变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概念内涵与变迁机制的解析

公民身份的涵义有一个古今变化的过程。共和主义公民身份传统和自由主义公民身份传统在历史上先后处于主导地位。两者的侧重点尽管不同,但都把国家、平等、权利、义务作为公民身份的核心内涵。20世纪晚期,随着新社会问题的出现和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公民身份领域出现女性公民身份、环境公民身份、世界公民身份、性公民身份等新的种类。但是,这些新型公民身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公民身份的传统内涵,只是在外延上进行了拓展,在内涵上进行了补充。公民身份既表现为社会的制度形态,又体现为人们的思想观念,这些制度和观念通过人们的公民身份行动而发生变迁。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现实困境与改进路径

转型期,基于身份再生产的新生代农民工"身份政治"具有显著的过渡性和非均衡性。这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利益导向性与空间交叉性。但是,源于因身份而形成的代际传承、制度保障乏力以及参与主体行为取向等方面因素,这种参与在实践中面临参与不确定与参与绩效低下等多重实践困境。为此,需要从国家现代化发展的角度进行城乡统筹、系统化的导向权利型社会保障机制建设、进一步探索户籍制度改革并以"新四化"建设为契机,化解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身份困难",从而为全面消解以农民工为代表的"身份政治"、循序全面实现人民主权所规导的"公民政治"创造条件。     

农民身份转变中的权利实现机制

农民身份转变是城市化战略的必然产物,是一个涵盖文化素质提升、角色调适、利益调整与权利发展等多个面向的实践过程,对于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至关重要。为研究该社会政治过程,基于公民身份构建视角提出的＂权利一体论＂能够回应和弥补＂文化转型论＂与＂政府自利论＂这两大主流观点的不足。透过对身份转变过程中权利实现机制的研究,＂权利一体论＂不仅能为＂农民终结＂开辟新道路,而且能够推动以权利为基础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形成。     

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以兰州市为例

通过时兰州市农民工的实证调查,对目前农民工身份自我认同的状态、形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发现:在制度安排的前提下,农民工城市社会关系网建构的失败、以及在城市生活中产生的"相对剥夺感"、自卑感、谋生的艰难感等心理感受,导致了农民工目前身份自我认同的模糊现状,说明农民工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是一个相互构建的过程,就目前而言,其身份的自我认同正处在一种从"表面接纳"向"心理接纳"过渡的状态.     

欧洲公民与国家公民：欧盟双重公民身份问题研究

1992年以后欧洲人拥有了一种双重公民身份,一个是传统的国家公民身份,一个是超国家的公民身份,这是世界政治领域的一种新现象.欧洲公民身份的建立超越了由民族国家定义的传统的政治概念框架.欧盟双重公民身份局面的出现,对民族国家的国籍政策、社会和移民政策提出了诸多挑战.欧洲公民身份还面临权利与认同发展的不平衡、对第三国国民的排斥以及缺少统一的司法保护体系等诸多问题.长期来看这种双重公民身份将存在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同时欧盟也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多层的公民身份结构.     

社区改造:城市民族关系发展的新契机

城市少数民族社区改造是一个转变世居少数民族身份认同、促进城市民族融合的重要契机。借助空间拓展、关系网络的提升以及管理机制的更新,城市传统少数民族社区转变为新型现代社区,世居少数民族群众通过一系列实践行动形成跨越族群认同的社区认同,在新的社区平台上与其他城市公民平等互动,增进理解,实现城市民族关系的新发展。     

教师专业身份认同及其教师教育意蕴

现有相关研究都强调了专业身份认同在教师专业发展中的重要性,而理解教师专业身份认同则充满挑战。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试图从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定义、自我的定位、能动行为、情绪、叙事和话语、反思的作用等维度来理解教师身份认同。另外,也特别关注了教师教育和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关系,探索其对教师教育的意蕴。     

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内外紧张关系

从内在角色、外在视角,内在公民、外在权利,内在风险、外在制约来论述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中面临的困境。社会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的偏见,大多是持外在视角使然。公民身份的同一性与公民权利的差异性,揭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内在公民与权利外在属性之间的矛盾。制度外在制约,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带来的内在风险。     

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资格权保障的法理逻辑与优化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业转移人口中市民化的主力军,也是最能体现身份转换过程的群体代表。如何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保障好这一庞大群体的宅基地权益,事关我国城乡融合发展与农民市民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保障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权益旨在帮助其实现从农民到市民的根本性身份转变,宅基地资格权正是认定其能否享有宅基地权益的核心要素;宅基地资格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具象化,是成员权权利束项下的具体权利,也是其享受其他宅基地权益的前提;获得财产性权利是新生代农民工行使资格权的结果。梳理历史逻辑、现状逻辑和价值逻辑这三条线索,厘清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权益的法理逻辑和对宅基地权益保障的真实需求。应清晰界定资格权多元认定标准,丰富宅基地资格权实现形式,分阶段引导新生代农民工逐步退出宅基地权利。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及行为选择研究

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不应简单理解为制度或经济等单一因素使然.从文化角度来看,它更是长期以来城乡文化区隔的产物.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体系在地域上将我国城乡分隔的同时也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条持久的文化边界和分类图式.从实践的角度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一种包含着制度认同、职业认同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内容的多元认同结构.因此,从具体实践角度出发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往往存在着社会排斥与自我排斥并存的“双重排斥”的明显特征.这种独特的社会认同结构又对其行为选择产生一系列影响.     

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中国农民工的公民权

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的权利生成于商谈,介于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它以私权利为起点,通过主体间的交流产生交往权力这个介质,并通过建制化过程确证为公权力。解析公民权的关键在于私权与公权能否互动以及如何互动。身份确证是解决中国农民工公民权问题的前提,交往行动理论视域下的共同体构建与农民工公民素质的提升是实现中国农民工公民权的关键。     

情感互动与青年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基于湖北武汉市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农民向城市流动所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本研究以湖北武汉市的青年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基于开放式访谈和个案研究,试图通过"情感互动"的分析来对青年农民工身份认同现象进行再解释.个案表明,青年农民工在城市参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理想状态是通过低度情感能量的唤起、短期情感到长期情感能量的转换以及高度情感互动与青年农民工身份符号的再投资来完成其城市身份认同,进而达到社会融合,而现实是多数青年农民工在社会互动中无法获得高度的情感能量,致使身份认同失败.笔者分别从个人、社区以及社会组织等三方面提出措施来加强青年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情感互动,进而实现城市社会的身份认同.     

地方政府控制落户的行为逻辑及其制度基础

21世纪以来,公民社会权利话语主导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并开始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但实践中,地方政府仍然设置了有条件的落户门槛,并基于户籍身份向公民提供有差别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如何理解地方政府以资格取代权利的控制落户行为？现有从工具性视角、政治性视角给出的解释突出了公共品供给中的政府问责性、回应性,但较不重视公共品生产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问题。财政分权化改革后,地方政府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主要支出者,其财政支出将随着户籍人口数增加而快速膨胀,其财税收入却不会因户籍人口数变化而显著变化。由此,地方政府形成了以地方财力确定人口承载力的单向、静态行为模式。超越公民社会权利的单一逻辑,建立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地方公共经济体,构建以人口为基准的地方财税收入与财政支出相挂钩的机制,是落实以公民社会权利为导向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