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4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思想与汉文化认同——以高昌回鹘佛教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10—14世纪高昌回鹘国的佛教思想以中原大乘佛教思想文化为主体，体现在对心性论思想的重视、对净土信仰的推崇、“三教合一”和佛教世俗化、简易化思潮的流行等方面。高昌回鹘的佛教文化在整体上是宋元中国佛教文化及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昌回鹘对中原佛教文化的认同极大推进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以及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高昌回鹘佛教思想及其文化认同也是10—14世纪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重要特征。     

论牟宗三对道家形而上学的重构——以“有”“无”为中心

在西方哲学存有论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牟宗三参照佛教的判教和圆教理论,从存有论的视角出发,以道家对"有""无"的讨论为核心,判定西方哲学"being"问题是执的/内在的存有论,又从"道生万物"发展出一个超越的存有论,在道家玄学化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哲学化(存有论化),完成了"道家式的圆教中的存有论",重构了道家的形而上学,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佛教何以与儒道并列而三

佛教传入中国后 ,之所以能够为中国传统的本土文化所接纳 ,不仅是由于中华民族具有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 ,更是因为佛教文化本身内涵丰富 ,具有中国文化所缺乏的特定内容 ,可以对中国传统文化发挥补充作用。因而佛教文化才能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相互融摄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这当中内在的原因在于 :佛学的思辩与超越 ;儒释道之间的思想交融。     

再谈《物不迁论》的物性、时间问题

僧肇的《物不迁论》一直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文章从“物不迁”涉及到的两大基本哲学问题,即物的本性和时间的本质出发,分析《物不迁论》引发的论争。在澄清“性住”与“物不迁”关系的基础上,说明《物不迁论》不违佛教“性空”义理,其非实体化的思维方式有助于解决哲学史上实体化思维带来的“时间”和“物体同一性”的争论。《物不迁论》体现了典型的中国佛教思维方式,展现出了佛教在对中国本土思想吸收与发展过程中的主动性,是“佛教中国化”的具体体现。     

从“空性”到“体用” ——中国佛学心性本体论的建构与反思

[提要]基于“缘起论”思维根基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土之后,其在思想层面遭遇了中国化的“体用”诠释。东晋释道安、僧肇等就借用玄学思想与概念通过“体用”“本末”等中国本土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佛教般若思想,之后伴随着中国佛学由般若学向涅槃学的取向,《起信》《华严》及中国禅宗皆借用体用概念与思维模式逐渐建构起了中国佛教“心性本体论”理论框架。中国本土的“体用”概念及其思维框架不仅深度介入到中国化佛学的哲学建构中,使印度佛教经过诠释与会通终于摇身一变成为启发中国人心智的理论模型,同时它也是达成儒佛道三教思想汇通的重要思维桥梁。“体用”思维模型一方面建构了中国化语境的佛教哲学,另一方面也使得本土的“体用”概念发生了“佛学化”的改造。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体用论模型在回溯到中印佛学思想源流的相关理论议题时也遭遇到一些挑战,如何面对此一挑战也关涉到中国佛学的现代性诠释问题。     

论早期中国化佛学"空"论对道家“有无”观的扬弃与超越

“空”论是佛学的核心,中国化佛学的“空”论,是佛教传人中国以后,与中国原有的各种思想碰撞融合而形成的。其中,正在不断发展与成熟的道家“有无”观,被佛学吸收和改造,成为超越印度原始佛学的中国化佛学“空”论的重要思想要素。这一复杂的融合过程在早期即经历了第一轮的求同——寻异——会通,格义与六家七宗、鸠摩罗什、僧肇分别代表了这三个不同的阶段。     

试论中国佛教思想的主要特点及其人文精神

中国佛教在漫长的中国化的过程中 ,形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与文化精神。中国佛教思想究竟有哪些特点 ?这些特点是如何产生的 ,又对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哪些影响 ?中国佛教文化的基本精神如何 ?对这些问题 ,人们可以见仁见智 ,有不同的看法。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却是有意义的 ,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而且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佛教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举行“佛教文化与现代化”研讨会

上海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于1993年6月25日下午,在研究所举行“佛教文化与现代化”的小型专题研讨会。教授与学者们就如何真实理解佛教文化、佛教文化与现代化、佛教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重建及佛教与当代社会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者认为:佛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发生着重     

汉唐僧诗发展述略

汉唐僧诗发展述略黄新亮随着佛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渐趋融组，僧诗萌芽、生长、绽放美丽花朵，异彩纷呈，弦歌继响，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摧级遗产；但由于传统文化概念外延的理解偏狭和其他种种原因，长期以来，尘封于库，既无人对其全面整理，更逞论系统研究了。这不能不说...     

从牟子《理惑论》看佛教的中国化趋势

牟子《理惑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部重要论著。在这部早期的佛教论著中,作者用中国本土的道家思想诠释了佛教教义,批判了其时社会中人对佛教的怀疑与责难;在形式上,则采用赋体主客问答形式与设喻的表达方式,来展示思想,凸现主题。这表明了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中土人士利用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资源来表达对外来宗教文化的一种理解,充分展示了佛教中国化的变化趋势。而这种变化趋势的出现有赖于作者具有沟通两种文化的能力,以及作者所居之地的苍梧郡给予他实现此种沟通的文化空间。     

老子、老子之道与道教的发展──兼论“老子化胡说”的文化意义

老子道家以其对宇宙人生的独特思考和富有魅力的人生哲学而得以绵延不绝并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效法自然以实现人生超越的思想是道教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基础及最根本的指导思想．事实上，魏晋玄学以后，道家之学主要地就是通过道教而得以延续并发展的。道教利用并神化老子和老子之道，其渲染的“老子化胡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与佛教关系的复杂性及其对道教发展的影响，也表现出了中外文化交流中传统文化的一种心态，它的最早提出，具有将外来佛教纳入华夏文化系统之中的意义，这与华夏民族历史地形成的自我中心论和大一统观及其在文化观上的表现——华夏文化正统论有关。     

丝绸之路石窟寺文化蠡议

印度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佛教文化在中国传弘与固有文化碰撞、交融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道方式是经像并传,石窟寺造像、绘画等,又称"经变相",是文化的载体。印度佛教造像存在不同的艺术特征,受印度固有文化及希腊乃至罗马文化的影响,传入中国又受中国多民族文化的影响。该文对丝路石窟寺像教佛教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以及造像艺术中存在(含有)的中外多元文化进行一些蠡议,以期对石窟寺文化全面研究起到一定的启发和积极作用。     

道家哲学对日本中世伊势神道的影响

神道是在日本本土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老宗教,在日本文化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伊势神道是日本中世神道摆脱对佛教依附、进行教义革新的产物和体现。伊势神道对神的理解与道家思想有密切关系,甚或其神观就是按照道家的宇宙论建立的。     

"无迹而神"的审美研究——"无迹而神"与佛教思想的契合

作为中国古代美学形神论中一个重要的审美命题,"无迹而神"的诗学形神观是中国本土文化固有的"形"、"神"概念与佛教文化交糅、融合的结果.佛教"形神"观、"空"观的渗入以及佛教的中国化-禅宗的"顿悟"思维是助其形成与发展的异质文化因子.     

佛教文化与敦煌石窟艺术探析

佛教文化,是一种宗教文化。以敦煌石窟的艺术形式为载体,表现佛教文化、人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即佛教文化影响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又通过艺术形式呈现。旨在从佛教的产生及传播出发,探讨佛教文化与敦煌石窟建造的关系,分析佛教文化在敦煌石窟艺术中的多样化表现,以壁画和彩塑为主要研究对象,为再识佛教文化提供参考。     

僧肇佛学哲理探微与新知

僧肇所弘扬的大乘中观般若学曾经盛极一时,且使具有较强理性思辨的魏晋玄学从此终结,将般若学从玄学中析分出来,同时从认识论、本体论、解脱论等哲学理论高度,为中国佛教建构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圆融体系,并对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思想及思维方式,以及隋唐时代的天台宗、三论宗、禅宗,直至宋明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哲学的纵深发展.然而,僧肇佛教哲学理论也有其局限性,不仅运用了玄学的词句,思想上也与玄学划不清界限.     

试析道家思想的伦理智慧

文章首先对道家思想进行概括性综述,进而阐明道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内容,并指出道家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一家,与儒家和佛教并足而立。它们既相互排斥,又相辅相成,共同铸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     

论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人间性的佛教底蕴

太虚《整理僧伽制度论》是他所有僧制著作中最完整、最精深、最详细的一部,是研究太虚僧制思想最重要的材料之一。目前对太虚思想的研究,往往过多关注太虚人间性的一面,多论述其领导中国近代佛教如何吸收新思想进行改革,而忽略了太虚作为一代高僧,其佛教信仰和佛学修养在人生观中的重要地位。而太虚的《整理僧伽制度论》,实际上就是在他深厚佛教底蕴的基础上,讨论了佛教在人间的问题。     

《太平广记》中胡僧形象的群体特征与宗教意义

《太平广记》这部佛教小说抒写了众多的胡僧形象，其时间上跨越晋唐，但以唐代为多。胡僧形象既具有鲜明的种族特性，又具有突出的佛教文化指向，折射着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佛教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碰撞，不仅具有文学审美作用，也具有宗教文化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释戒”的“格戒”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戒律与礼制在观念、制度、生活等层面，体现出彼此“同一”与“差异”的“文明对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与儒士将中国本土之礼仪制度与佛教的戒律仪轨互相类比、诠释，通过“以礼比戒”“援礼义证戒”等“以礼释戒”的阐释过程，出现“格戒”的现象。同时，这一时期的佛教通过翻译律典、制订中国僧制，树立“戒礼有别”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