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个学制”看中国近代师范教育的发展

"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壬戌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三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制,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体制也是伴随着这三个学制的颁行而建立、改革和发展起来的.论文通过对"三个学制"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分析了中国近代师范教育体制形成与发展的脉络,并对当前师范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了兴办教育,"首重师范";师范教育,德育为首;突出师范特点,提高教育类课程比例,注重师范生从教能力的培养等建议.     

晚清日本教习与中国师范教育近代化的起步

“日本教习时代”虽然时间不长,前后不过十年左右,但却对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和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对清末新政时期的师范教育影响更大。师范教育是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从事师范教育的日本教习也最多。因此,有必要分析清末日本教习的构成、分布状况、所授课程、关键人物在师范学堂的活动等问题,阐明清末日本教习在中国师范教育近代化中所起的作用,反思其弊端和对当前师范教育体制改革的借鉴意义。       

中国师范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前瞻

自1897年春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设师范院以来，至今，我国师范教育已走过整整100年的历程。站在世纪的立交桥头，回顾我国师范教育的百年创业史，对于我们从事今天的师范教育事业，勾画未来的师范教育宏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教育是我国近代新教育的发端。洋务运动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基础教育与师范教育的重要性。1897年春，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先设师范院，招收学生40名，以“明体达用，勤学善诲为指归”，是为我国师范教育之始。同年秋，仿日本师范学堂有附属小学之例，设立外院，“令师范生分班教之”。…     

张謇与近代南通教育探析

张謇既是近代最具代表性的实业家，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张謇创立了中国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同时构建了早期的职业教育体系，对我国特别是对南通早期的师范教育、职业教育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謇的基本教育理念是重视学生的综合发展、强调“学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重视“基础类、师范类、社会类”全方位教育。以此为指导，张謇在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探索，为近代南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中的日本影响--以直隶省师范、军事学堂为例

作者通过对直隶师范、军事等学堂的分析透视,揭示了日本教育对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影响.认为中国近代新式教育受日本影响很深;日本教习及留日毕业生对帮助中国建立新教育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广西壮族师范教育的发展及其给我们的启示

近代广西壮族师范教育从无到有 ,其发展历经清末时期、旧桂系统治时期和新桂系统治时期。文章对各时期壮族师范教育作了介绍 ,进而阐述师范教育与教育、师范教育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提出政府应关心重视师范教育、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公费制 ,应完善师范教育内部结构、提高办学水平、增加师范性 ,倡导献身师范教育事业 ,提倡师范区制等启示 ,以供当今办师范教育参考     

张敷荣先生师范教育思想的形成、要旨与价值意蕴

张敷荣先生是我国当之无愧的师范教育专家。1928年到1998年的七十年间，他的师范教育思想先后经历了美国民主教育思想的熏染，抗战时期的教育救国实践，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后中西合璧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四个阶段。先生在强烈爱国情怀和无私奉献精神的推进下，形成师范与学术综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与西方文化融合，传统与现代整合的师范教育思想底色。这种底色上凸显的师范教育思想内涵师范与学术融合的属性观、经师与人师合一的目的观、个人与社会兼顾的课程观、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教学观、开放且终身持续的体制观。先生的师范教育思想体现外融中西，内通古今的特色，必将对延续师范教育传统，反思教师教育现状有所助益。     

张謇师范教育思想研究述评

师范教育,是张謇创办教育事业的起点和基点,又为他心力所注。张謇在长期的师范教育实践中,特别是在通州师范学校创办过程中,形成了富有个性的师范教育思想。对张謇师范教育思想的研究实际上从他在世时已经开始,尤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张謇在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史上的地位、张謇创办师范教育的原因、张謇师范教育思想主要内容、张謇师范教育思想评价等方面。     

我国幼儿师范教育的发展脉络研究(1903—1949)

我国幼儿师范教育在诞生之初呈现出了依附于蒙养院、依附于传统女学、依附于洋教习的特点，我国幼儿师范教育从一开始就在进行本土化、科学化的努力。通过对幼儿师范教育发展脉络的分析发现：幼儿师范教育的健康发展都必须加强政府立法，强化幼儿师范的专业权利；必须坚持中国化、本土化的发展方向；必须树立适宜的教育宗旨；必须规范课程设置，加强幼儿师范生的实习，增强其专业素养和技能。     

21世纪的中国高等师范教育

我国高师教育的现状表现为“非师范化’或“淡化师范教育”的倾向。与此同时，21世纪申国高师教育的必然走向表现出非师范专业渗入高师院校，新老综合大学重现师范教育，对所培养教师的规格要求越来越高等基本特征。基于此，中国高师教育的改革应着重建立“开放型”大师范办学格局，探求新世纪高师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和适应新的办学体制、人才培养的科学的教学改革方案等。     

传统教育资源的现代转化——晚清书院嬗变的历史考察

传统教育资源为适应教育现代化的要求 ,不断变革并融入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从而促进了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晚清书院的嬗变即充分展现了这一历史理性。在社会转型和自身日益衰败的双重作用下 ,晚清书院历经复归书院传统的努力、新质书院的建立和改书院为学堂三个相互交织的嬗变过程 ,走完了现代转化之路。这对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并由此与现代教育建立了无法割断的联系。     

近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师范性特征的发展与思考

师范性作为教师教育的内在属性,是教师教育区别于其他专业教育的本质属性和特殊性所在。近代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师范性特征经历了清末对师范性的追求、民初师范性的彰显、新学制下师范性的削弱、“三民主义教育”下师范性重新抬头这样的发展过程。现在,师范性的必要与否、师范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师范性的落实是高等师范教育发展必须进行思考的主要问题。     

《白鹿洞书院揭示》在日本的流传及其影响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于南宋淳祐元年(1241)作为御颁的学规,成为全国各类学校及书院共同遵行的教育指导方针。它不仅对我国宋末及元、明、清时期的民族教育有过深刻的影响,而且对邻国日本的民族教育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江户时代,日本所有讲授朱子学的藩校、乡学和书院都奉《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圭臬。     

中国近代高等警察教育综论

中国近代高等警察教育产生于20世纪初,大致经历了清末民初、北京警官高等学校、南京中央警官学校等三个发展阶段.作为中国近代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高等警察教育在最初模仿和照搬日本、欧美的办学经验之后,逐步摸索出一条结合中国国情的多元化借鉴的发展道路,形成了受到历届政府高度重视的强调警察专业化建设和军事化管理的办学模式,对中国近代警政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维护

晚清之际,东西方列强不时非法勘测、侵扰中国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严重威胁中国海权。在与列强斗争的过程中,晚清政府的地方政府官员运用国际法中的有关规定与列强交涉,最终收复了被日本占领的东沙岛主权,并向国际社会宣示对西沙群岛的所有权。与此同时,晚清政府根据国际公法和各国的海上实践,提出了"水界"区、渔业区等海域主张,以捍卫中国南海权益。晚清政府维护东沙、西沙群岛的一切措施,都符合近代国际法的"自护之权"以及"条约"确定的领土界限和领土所有权等准则。晚清政府维护海权之举,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目前中国的外交斗争中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租界、"洋旗报"与近代报业——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生存环境变迁的一个独特视角

近代报业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的过程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中国的近代报业是外国人以租界为阵地,利用他们的特权创办起来的,因而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然而近代报刊所折射出来的巨大作用,吸引了那些有忧患意识的人士积极投身其中。为应付清政府的严酷控制,他们屡屡或在租界办报,或创办“洋旗报”。租界和“洋旗报”在近代中国成了国人就办报问题与政府展开“博弈”的手段。     

无相文雄汉语音韵学著述所见明清官话

18世纪初始,日本兴起了为能直接用汉语阅读中华典籍而进行汉语教学的“唐音学”。18世纪中期,“唐音学”从简单的实用汉语教学转向汉语音韵学的理论探讨,其集大成者是释无相文雄,他先后撰写了《磨光韵镜》、《三音正讹》等大量的汉语音韵学著述。通过研读文雄的著述,我们既可以基本了解当时日本人对汉语的认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获知明清之际,特别是康熙时期之后的汉语官话实况。其时,中国大体上有两种被公众认知的官话,也叫“读书音”：一种以南京官话为代表,有入声;另一种是无入声的“中州韵”,用作歌曲音。但它们都不及有清浊声母之分的“杭州音”更合于韵书,更接近于唐宋古音。这也正是19世纪70年代之前日本唐通事们学习汉语以南京官话为主,有人还兼学杭州话的主要原因。     

论清末和民国社会教育的宗旨

清末和民国的社会教育突出了理论上的创新性、时间上的持久性、内容上的广泛性、对象上的普遍性,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其宗旨可以概括为“作新民”与“唤起民众”。“作新民”为宗旨的教育运动与“新民说”以及“新青年”观密切相关,“唤起民众”的教育运动根源于“总理遗嘱”,两者的共同目的在于弥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同一性则是变革教育、培养新国民,救亡图存。     

东亚语境中"汉字"词源考

日本学术界素有“汉字”一词由该国首创之说,最早文献为入唐僧最澄817年撰著的《照权实镜》。迄今为止,中国人或其他国家学者也未对此提出质疑。然而,早在8世纪初以前,唐僧义净的《梵语千字文》已使用“汉字”一词,时间比日本早百年以上,因此推断最澄所用“汉字”概念源自中国而非其独创。此外,在中国书法史上,“汉字”相对于魏晋以后流行的草书、行书、楷书等,指称“汉代之隶书”。然而,梵汉对译实践中产生的“汉字”及中国文字书写形体流变过程中萌生的“汉字”,均限于特殊语境及历史时期,并未演化成代指“中国文字”的泛称。清末赴日的中国官绅接触到日本语境中与“假名”对应的“汉字”概念并将之引入国内,创造出一个涵盖东亚的“汉字”新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