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杏邨文学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

时代精神、宣传性、阶级性、新写实主义等构成了钱杏邨文学批评的主导话语,这种变化是其"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获取路径改变的结果。钱杏邨接受和再阐释苏俄、美国、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以之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武器,直接面对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的革命文学建设、五四文学传统重估以及革命文学创作等问题,并试图在文学批评中干预文学创作,建立新的文学范式,培养无产阶级意识、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应当重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建设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几位前辈学者就建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陆续出版了几部颇有见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但它们大都只是从先秦诸子的文学见解,论述到清代各种流派的文学主张与理论批评活动。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情况,往往只字不提。“中国文学批评史”实际上也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是为了总结、整理与继承这方面的遗产,为建设具有中国     

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苏俄资源与价值形构——以1932年丁玲及《水》的评论为例

1931年,丁玲在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前夕完成短篇小说《水》的创作。《水》在发表后引起了冯雪峰、钱杏邨、茅盾等左翼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并在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后演变为左翼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高潮。对丁玲及《水》的评论为左翼作家主体与文学文本的阐释打开了空间,成为早期左翼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一次有效尝试。这一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强调对苏俄理论资源的“挪用”,进而确立起左翼文学的经典性与权威性,“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水》的文本批评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这一创作方法存在的问题也为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独特性反思提供了可能性。重新梳理这一时期关于《水》评论的发生与影响,既是对早期左翼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也是审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独立性价值的有效视角。     

中国早期革命文学批评对“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接受——以对波格丹诺夫的接受为例

无产阶级文化派指的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一团体,波格丹诺夫是这一组织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文化派全盘否定文化遗产,要求创造＂纯无产阶级文化＂,认为艺术不过是组织的手段,这些主张都曾对中国早期的革命文学批评产生过重要影响。一个充满错误的文学理论流派为什么被中国所接受？从社会大环境来说,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斗争激烈,革命文...     

新鲜·犀利·灵动─—谈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个性

李健吾，是现代中国风格别致、个性鲜活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社会学批评曾几成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主导思维与文本形式的背景下，李健吾文学批评呈现出：敏锐的艺术触觉的直观印象式批评，用生命与情感去温热作品的“灵魂探险”式文学批评，真诚亲切、飞动灵异的批评文体三项文艺批评个性。由是，李健吾文艺批评构成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又一道“风景线”。     

1927—1929年无产阶级文学与人民本位的理论建构

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革命文学话语向无产阶级文学蜕变,崭新的文学理论话语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1927—1929年史料文献涉及诸多与之相关的阐释与传播,由此形成的原初框架含有以人民为核心的现代观念,勾勒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萌芽期的基本面貌。无产阶级文学概念的人民立场直指广阔的人民生活,关乎题材叙事形态,蕴含的人民意志,贯穿作家身份的思想形态论争,实现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过渡与融合,从而多维度建构起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人民本位理念,引领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历程。      

感情与人性,曹丕“文气”说的特性

曹丕的“文气”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一个重要问题，占有重要位置，引人注目．郭绍虞认为，“文以气为主”的“气”是指“才气”，“公干有选气”的“气”指“语气”。（《中国文学批评史》44页）罗报泽认为，曹丕的“气”，“合则为一，分则为二，‘文以气为主’之‘气’，及‘徐子有齐气’、‘公干有逸气’之‘气’，则指先天的才气及体气而言”。（《中国文学批评史》一分册165页）敏泽认为，“以气论文，则始于曹丕，他所说的‘气’，就是作者的气质和才性．”（《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册154页）李泽厚、刘纲纪认为，曹丕所说的“气…     

李劼人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简

在李劼人批评中,一九三七年《中国文艺》第一卷2期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具有长远的影响,郭沫若并不明确地说出李劼人与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文艺论争话题,包含太多时代的潜话语。以下将对照李劼人的文学批评《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考察李劼人小说批评存在的误区。     

茅盾关于描写小资产阶级的主张不容否定

在一九二八年开始的“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茅盾先后发表了《欢迎〈太阳〉》(1928.1)、《从牯岭到东京》(1928.10)、《读〈倪焕之〉》(1929.5)、《关于“创作”》(1931.9)等文章。主要就“革命文学”论争所涉及的如何评价五四文学革命、评价鲁迅,如何看待创造社、太阳     

左联文学批评的“意识形态论”与“宣传鼓动说”

1930年3月2日，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学社团——“左联”在上海宣告成立。左联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这里单就其文学批评方面作一整理。左联的文学批评成果是很丰富的，例如，有关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典型与个性”等文学原理的探讨，有关于华汉《地泉三部曲》、丁玲的《水》之类的作品批评，有对于“新月派”、“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等文学思想的论争，……然而当审视他们那众多的观点主张和批评话语时，我们感觉到其中有两个批评观念是很值得我们去加以解析的，因为它们不仅是左联其他文论赖以立论的基础，也…     

李劼人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

在李劼人批评中,一九三七年《中国文艺》第一卷2期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具有长远的影响,郭沫若并不明确地说出李劼人与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是一个复杂的文艺论争话题,包含太多时代的潜话语。以下将对照李劼人的文学批评《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考察李劼人小说批评存在的误区。     

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茅盾与太阳社、创造社论争的核心

大革命的失败催发了茅盾革命文学观念的嬗变,他与太阳社、创造社原本既已存在的“革命文学”观念分歧进一步外显和扩大,由此导致他对革命文学倡导者观点的质疑和批驳,也终而引发太、创二社化“友”为“敌”对他展开猛烈的围攻.论争双方在“革命文学”之为何及其路径的论辩过程中并非仅仅围绕小资产阶级文艺/无产阶级文艺这一个话题展开,不容忽视的还有茅盾《幻灭》等小说中人物的出路问题,以及是立足于腥风血雨的黑暗现实回过头来反思革命还是以乌托邦的未来想象激发人们继续革命,要不要揭示革命阵营内部的阴暗面等等一系列关键问题,而这一切又共同指向要不要写真实以及什么样的“真实”等革命文学创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从《文学理论》解读韦勒克的文学史观

被人称之为“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韦勒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其毕生的事业。他的理论探索涉及文学本体,文学史,文学批评等诸多领域。《文学理论》是韦勒克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它从总体上对文学的定义,本质,功用,结构以及文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上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他所阐释的文学史观主张将回归“文学性”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要...     

《骆驼祥子》的构思及其他

一老舍曾经说:“关于洋车夫的生活,我很熟悉,因为我小时候很穷,接触过不少车夫,知道不少车夫的故事,但那时我并没有写《骆驼祥子》的意图。”是什么引起他创作《骆驼祥子》的欲望呢? 一九二八年,我国文艺战线上曾经发生过一次较大的论争,即创造社、太阳社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及他们同鲁迅、茅盾之间的论争。在论争中,大家初步阐明了文学的阶级性、作家的世界观、革命文学的对象和形式等问题,并强调了要反映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斗争,进一步明确了革命文学的实质和任务。一九三○年三月,党领导下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左联的理论纲领宣告左翼作家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     

对当代文学理论的一种省察

进入新时期以后的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几乎是在各种各样的“热点”“热潮”的浪涛中漂浮过来的。七十年代末期随着政治上拨乱反正政策的实施,文学理论也开始了对过去错误清算工作,于是就有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文艺是否为政治服务以及典型、现实主义的涵义等多方面的论争。这一论争没有什么具体的结果,却也使文学理论脱离了对政治的依附     

刘勰与桓谭

《文心雕龙》一书是我国齐、梁以前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者,也是齐、梁以前文学理论和批评的集大成者。它批判地吸取了魏晋以来像《典论、论文》、《文赋》、《文章流别论》等等有关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专篇和专门论述,也批判地吸收了从易经、易传以来一些哲学著作和思想家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一些看法、观点,正因为它能够批判地继承前人一切有关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遗产,才使这部书成为划时代的专著。在     

批评化不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出路——对文学理论研究一种走向的价值审视

文学理论批评化是导致文学理论危机的重要原因,因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并不属于同一个学理层面。搁置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片面发展文学批评理论,导致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化、浅层化和无序化。以方法论代替本体论研究,使“片面的深刻”相互否定,耗尽自己,最后只好走出文学的边界。促成文学理论批评化固然有文学理论自身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文艺学学科的体制化,学术研究功利化、市场化。因此,仅用二十年时间走完欧美百年之路恰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幸运:消化不良才中毒不深,改弦更张还有余地。在加强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应有选择地借鉴欧美文学批评理论的成果,发展自己的批评理论,形成文艺学学科各部类共谋和谐发展之路。     

《中国的文学理论》绪论

为了清楚阐述本书所讨论的对象、性质和范围,首先,我认为应该对各种不同种类的文学研究加以确切的区别。一般认为,文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分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虽然有时也可分为三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这后一种分类中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指实用批评。尽管这一说法还未得到普遍的承认,许多作家还在继续以“文学批评”这一术语来概括理论探讨和实用批评。我却认为应该保持二者的区别,而把它们都看作是文学批评的再划分。然后,就理论性批评来说,在文学理论(the—     

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主流化与中国化的三个关键节点

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与论争、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主流化与中国化的三个关键节点。革命文学的倡导与论争，使马克思主义文论得到广泛传播并成为左翼文学创作的理论指南，确立了其在中国文坛的主流地位。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文艺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围绕“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核心构建起以工农兵为中心与主体的文艺理论体系，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在实践上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文艺发展的规律与趋势，为当前文艺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在理论上构建起“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话语体系，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