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配天”与“以人为本”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思考的重要问题。商周之际，为了解释周代商政权的合法性，产生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重要思想，开启了神权政治观向道德政治观的转变。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奴隶制的瓦解，“公室衰微”．人的主体地位上升，“以德配天”思想被诸子发展为“以人为本”的政治观和系统的民本思想，从而使中国政治文化具有人本主义色彩。研究先秦政治伦理，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借鉴意义。     

从《康诰》和《吕刑》看西周初中期刑罚思想的演变

西周刑罚思想包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亲亲""尊尊"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周初的天命论仍然是一种神意论,"敬天"是统治者赖以统治民众的依据,"保民"几乎完全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现实需要;中期的"敬天"更具理性化与实用性,更多的是对天命的利用,"保民"中"治民"的成分越来越多.与周初相比,"德"的含义由君主的品德变为个体心性道德;"慎罚"向"中刑"转化;以"亲亲""尊尊"为核心的"礼"的功能日益下降,"刑"的作用则日益凸显.     

陈亮的功利德论探析

“德”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南宋永康学派的陈亮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功利德论:反对理学空谈道德性命之说,肯定道德的功利性。在伦理层面上,主张“功到成处,便是有德”,提倡才德并美、济时达务的理想人格;在政治层面上,主张德化为本,杂王霸、会事功的富国强兵之说。陈亮的功利德论在中国古代“德”范畴的演进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我们全面理解道德的内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诗经·关雎》篇主旨再认识

作为《诗经》之首的《关雎》篇,历来为治《诗》者所重视.封建时代均解说其主旨为赞美“后妃之德”,但这一解说在现代颇遭非难.认为其系封建道德说教,故多不采信.本文从考察周初进一步强化父权制,扫荡母权制遗风,以建立嫡长子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度入手,结合历来对《关雎》文本训释的辨析,认为美“后妃之德”实为《关雎》篇主旨之正解,它深刻反映了殷周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原始儒家“德”观念的初衷与疏漏

原始儒家从“修身”与“治世”两个维度阐释了“德”观念的内涵。对己来说,“德”是修身,可以使人修身养性;对国来说,“德”是治世,可以使国家长治久安。原始儒家的德治理论肯定主体自觉,主张为仁由己,强调向内扩充人所固有的善端,倡导反求诸己的修养路径。这种德治理论的初衷是好的,本义是积极的,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以私德妄推公德、性善论导致道德越位、道德修养的无条件单向性、道德本位观造成个人价值的缺失等一些疏漏。     

“自然的德”抑或“人为的德”——从休谟的正义性质说谈起

休谟把一切德区分为“自然的德”和“人为的德”。在《道德原则研究》中,休谟着重考察了“自然的德”与“人为的德”的发生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与关联。在休谟看来,无论是“自然的德”还是“人为的德”,对于人或社会都有一种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快乐或利益,而正义作为一种“人为的德”,对社会无益是有益的,人们也正是出于这种利益的考虑才建立起正义法则,公共利益是正义的唯一源泉。休谟通过“自然之德”与“人为之德”的比较来阐释他的正义思想,进而确立了正义观在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休谟的情感主义道德观

休谟把道德归于情感 ,把德恶归于苦乐感觉 ,把德恶关系归于印象观念间及自我与对象间的机械因果性 ,从而取消了人在道德实践领域的自由。但这种情感主义的道德观 ,同时也有其强调“自然的生活”、揭露生活中的矛盾与致力于解决矛盾的启发意义     

以知导行知行合一——对"以德治国"的新思考

“以德治国”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过程中 ,必须经过准确界定社会主义道德内涵、认清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本质特征及其构建原则即“德知”和养成良好道德行为即“德行”两个阶段 ,才能最终实现“德治”。在实施“德治”过程中 ,要抓好“以德治民”、“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三个环节     

普遍利益权利:法德互动治理模式的选择

法律和道德 ,是国家社会治理的孪生子 :道德是法律之本 ,法律是道德之用。在国家人类社会里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都不可能选择单一的“以德治国”模式或“以法治国”模式 ,它都将是一种“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根本的问题是 ,这种“以法求德”的治国模式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并以什么为目标的 ,动机与目标的不同 ,也就形成了统治利益权力中心论的“以法求德”治国模式和公民普遍利益权利中心论的“以法求德”治国模式。而对后一种治国模式的选择与运用 ,才使法律治理达向会道德的普遍形成与提升———成为可能与现实。     

历史文化意识观照下的德性主体——钱穆人生价值论

本文从一、德行在人生中的意义和价值;二、“德性我”的分析;三、艺术化的人生等三个方面,对现代新儒家钱穆的人生价值论进行了归纳和介绍。在钱穆看来,人生的意义在于人的道德实践即德行,德与行合一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优点;“立德”的途径应是提升人的生活境界,“德性我”的人生是充实并焕发出“光辉”;理想的生活就是“安乐”,是德性与自然的融合。作者认为,钱穆在历史文化意识观照下发煌的“德性主体”,实际上是一种精神主体,它显示出了钱穆与其他新儒家的重要区别     

“清远有礼”是傅玄树立的德目

本文认为“清远有礼”作为臣节是晋朝散骑常侍傅玄上疏朝廷要求树立的德目。清浊之争自东汉以来成为政权上斗争的焦点,社会公认“清”是正直官僚、士子的形象特征,“浊”是宦官佞臣的标识,“清远有礼”是对直臣全面的道德要求。傅玄认为,“举清远有礼之臣”不仅有利于朝廷做到“教化隆于上,清仪行于下”,而且也有助于改变曹魏政权以来朝野盛行的“虚无放诞”之风,有助于巩固仁义道德之礼防     

弘道崇德:孔孟儒家的两个终极伦理观念

从生存伦理学角度分析孔孟儒家的“道”、“德”观念,可以看出弘道崇德是孔孟儒家的两个终极伦理观念,最初并不具有现代汉族语境中的“道德”含义。“道”作为终极意义上的一个形式指引,其本体论地位是后来才获得的“德”最初的含义也是终极意义上的,即指顺从天意,根本不是后世所言道德之“德”。     

高校教师道德管理的创新

本文在科学人性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德为人本,以德为先“的道德管理理念,明确了“和谐发展、共赢人生“的多维道德管理目标,论述了“寓德于岗、德岗结合“的道德管理模式。     

“德治”本意之探源 ——法治语境下的重新考释

在当前中国法学的语境中,一说起"德治",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就有"德"--"道德"--"道德治理"的联想,中国传统社会则被认为是道德治理的典型.然而这种观念并没有说出"德治"的核心理念,只是一些学者想当然的结果.事实上,"德"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上并不具体指称道德,它主要是一个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概念.相应的,"德治"也并非道德之治,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贤人之治和民本之治两个核心内涵的有机结合.此外,由于道德具有更多的主观性、情感性等内在面相,它根本不能构成一种治理方式,法学界所谓的"道德之治"实际上所要表达的应该是伦理之治的意思.     

以德治校论要

“以德治校”是学校崇德氛围形成的基础 ,从道德规范、道德影响、道德评判、道德他律和自律等方面论述了“以德治校”的基本内涵 ,从建立学校德治体系、德治机制、德治实践、德治合力等方面探讨了“以德治校”的途径     

“德”—“育”生态论

无力感是现代德育面临的困境,这一困境根源于“德”—“育”生态的危机,德育模式必须与一定的道德精神相适应,这种适应不是个别要素的适应,而是教育生态的适应。“德”—“育”生态是在教育学意义上决定德育效力的重要概念。现代中国德育必须确立“德”—“育”生态的理念,并致力于“德”—“育”生态的理论建构与现实建设,新的“德”—“育”生态的建构是走出转型时期德育危机的重要突破口。     

儒家道德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道德法”是泛道德主义观念影响法律领域的一种表现。儒家的法律思想实际上是一种道德法思想 ,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在立法方面 ,主张把道德的法律化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 ;在司法方面 ,主张把“中庸”与“慎刑”作为司法公正的实现途径 ;在治国方面 ,主张把刑法辅助下的德教优先作为基本的治国方略     

《管子》“道生德”的辩证法

《管子》认为“德”是“道”的产物即“道生德”、“德者道之舍”;“道”“德”本来是没有区别的“无间”,之所以把它们加以不同的表示,主要是为了标明“所以舍”与“舍之”的关系;“道”是“德”的根由,“德”是“道”的形下显现;“道”“德”是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体与用的关系;“道”“德”舞台上面的演员是芸芸万物,“德”在不同的个物那里,实现着不同的样态,“道”也在与万物的共作里,展示着自己无形而无限的力量,从而形成切实可感的即物而形、即物而是、即物而性、即物而德的“道”“德”链,展示了《管子》法家所具有的道德情怀的特色。     

"德"与"得"的理性思考——以社会激励为视角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对于个体一贯的道德行为和品质可以给予相应的精神或物质回报,就是说,“德”要与“得”相对应。这一思想我国传统文化早有论述。就理论依据而言,不仅社会给予的道德权利和个体承担的道德义务的一致关系是“德”“得”对应的有效论证,而且道德行为的价值性或社会贡献通常是“德”“得”对应的重要理论支持。面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道德式微;建立“德”“得”对应关系是解决危机的一种可行路径。为了保证“德”“得”对应关系的实现．必须营描良好的社会环埔．同时环霉右翱苏柏制寄他拍但暗     

西周的“德治”思想与法制建设

西周的“德治”思想形成于殷周更替之际 ,是对殷商暴政亡国教训的总结 ,主要表现为“以德配天”与“明德慎罚”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把“德”的观念引进社会政治与法制领域 ,蕴含着“敬天—明德—保民—受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西周立法司法、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及其指导下建立的西周法制所昭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德刑并用、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和法制建设模式对以后传统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