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兼论福柯的后人道主义旨趣

从尼采杀死了“上帝”到福柯消解了“人”,西方哲学经历了以人作为主体的确立和解构的过程。福柯从时代的本质要求出发,通过宣布“人之死”实现了其后人道主义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功能性超越,展现了其特有的后人道主义旨趣。     

福柯知识考古学的历史观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主要面对《词与物》最后提出的“人之死”这样一个问题,福柯认为“人之死”是尼采的“上帝之死”的伴随事件。福柯指的“人”是欧洲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的所谓资本主义大写的“人”、资本主义的一般主体性。福柯认为,法国大革命给欧洲带来了一种主体性,欧洲现代史就是这个主体性的历史。法国大革命成为福柯《知识考古学》思考的中心事件,法国大革命在福柯文本中是隐匿的。     

福柯对虚无化之抵制与对人的更深探索——从《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看福柯对理性主体的批判

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西方哲学史上,人占居了认识活动的中心地位,福柯正是要对这种西方人文理性作出强烈的批判。福柯试图站在理性传统的对立面反思人文科学和现代人的生存现状,尝试还原近代以来知识的秩序性构造并给出自己的知识型解释。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阐发西方文化史的间断性特征,并在晚期提出了生存美学概念：人在知识—权力的交错中进行审美实践并关切自身。现代人的生存只有进入伦理与道德场域,才能寻找到个体生命体验之可能。     

底层生存与纯文学:面对时代的问题

早就有人预言过“艺术的终结”,也经常能听到文学“发生危机”或“陷入低谷”的惊呼;但对“文学”是什么、“文学性”是什么的疑惑与反思,却是新世纪文坛学界的新景观。于是,有聚焦于“纯文学”、“文学自主性”的讨论与争辩,有所谓“底层经验”、“底层写作”甚至“无产者写作”的提出与倡导。 若从福柯的话语理论看,任何“话语”都不是先验自明、充分自足的,都与某种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任何一种话语形式都会折射出权力社会制度对话语实践的不可忽视的影响,正如福柯所言：“它们——只是它们而不是别种话语——在某时某地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说,在关于“底层生存”与“纯文学”的讨论与争辩背后,人们不难看到当下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想的剧烈变化和交锋,感受到人文学者对中国社会现实包括现代历史的不同认识、不同评价。 在现代中国历史的脉络中,无论“底层生存”还是“纯文学”,都不是多么新鲜的话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之在当下中国骤然浮现、聚讼纷纭,却是因为它们连系着新的理论视野、新的理解文学的方式,表现出进一步解放文学、更丰富地介入文学之可能。从这一点来说,对于它们的讨论与理解不应该导致观念的“倒退”或重新狭隘化,而反倒应该能帮助文学焕发内在的活力。进入深广的境界。所以,虽然“底层生存”与“纯文学”是当代文学场域两端的相反的极点,但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更多的文学的维度,而且,在这样一种理论张力中,文学恰恰有望获得崭新的生长。     

意义:一个难以逃避的劫数

任何时代的文学评论都是一个关于意义的故事。或追寻或消解，意义总作为一个缺席的在场被谈论。（一）在西方，继十九世纪“上帝死了”以后，二十世纪又有人惊呼“人死了”。（当然人并没有死去，仍一代代活着，正如尼采宣布一种上帝话语的终结一样，福科指的是“人”的话语的终结。）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之死成了西方广泛关注的话题，人道主义话语在西方已不再荣光，漂亮少女变成了大灰狼，但在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家却不合时宜地与狼共舞起来。采用人道主义话语主要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基于对“文革十年”的深刻反思。文革是一次…     

话语的共振、破裂与分流——对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论争的再回顾

在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中,启蒙话语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表述自己的观点,用以论证人道主义的普适性和合法性,并与意识形态话语形成了矛盾和冲突。在此后政治的干预下,“人道主义”讨论被迫中断。在论争中,启蒙话语在表述方式上体现出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某种一致和“共振”,但是,两种话语的真实指向却大为不同。这一分歧和矛盾表明了在思想解放取得初步成效之后,两种话语曾经共有的“新时期共识”的破裂。     

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伦理思想的转型

唯物史观的创立体现了马克思伦理思想的三大突破：从理论形态上看,理论视角由个体道德转向社会制度的伦理价值的探求;从伦理语境上看,实现了伦理语境由知识论向生存论的话语转向;从人道主义的价值诠释看,体现了科学、理性的人道主义,并找到了人道主义实现的现实途径。     

福柯论疯癫话语建构及意义

福柯的《疯癫与文明》并不是从医学的角度研究疯癫问题,而是将之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来考察,从这种考察中看到的是现代性社会中的理性是如何通过禁闭与排除,建立起它的绝对统治地位的。福柯就在这种考察中展开了他对启蒙与现代性的批判。     

福柯的话语历史观及其与萨特的歧异

观念史因假定先验主体具有构建和奠基事物的作用而坚持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这三大论题.作为话语考古学家,福柯极其怀疑和敌视这类历史主义及其基础主体.福柯把话语看作隶属于同一个散布体系的全体陈述.话语作为实践,既是一个匿名的和历史的关系体系,又是那些把主体散布在大量可能位置和功能中的并合的、间断的和个体化的事件系列.因此,对话语所作的分析就无需参照先验主体.因萨特对间断的和偶然的话语事件和实践极为恐惧,就指责福柯拒斥和谋杀了历史.而福柯则在好几个场合答复了萨特.     

所有的力量关系都是权力关系:论福柯的权力概念

福柯赋予权力以社会本体论地位,从多个方向上更改了经典政治理论的权力概念。在话语—权力—身体相互构成的分析中,理性的统治成为福柯权力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经济批判的政治理解模式,经济关系至多被看成是理性权力运行的具体领域,由此使政治阐释超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框架。理性权力批判作为福柯理论的主题和基本贡献充分体现了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典型特征和当代政治思考的基本方向。     

话语实践与激进政治：从福柯到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实践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是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对话语和话语实践问题的讨论.一方面,他们继承了福柯关于话语的"离散中的规则"的思想,反对话语的任何先验的或经验的统一性,认为话语实践就是在一个散布的差异空间中的"接合实践";另一方面,他们又批判了福柯在话语和非话语之间的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只是话语内部的区分,整个社会生活就是一个话语空间.如果说福柯在话语实践和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了二重性的话,即话语反对权力又与权力合谋,那么后马克思主义则明确地将话语实践与激进的多元民主结合起来,重新为丧失活力的欧洲左翼找到了革命的使命,尽管是以不确定性为代价.     

《简爱》和《藻海无边》中的话语分析

借助福柯的话语分析的理论方法对比夏洛蒂·伯朗特的小说<简爱>和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简爱>中体现的是理性话语,而<藻海无边>中体现的是疯狂话语,两个文本揭示了一个故事的几个侧面,也发映了文化话语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     

福柯的话语观及其对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启示——以1993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话语为例

福柯将话语视为一种秩序的存在,具有结构性权力,能够塑造主客体对知识的理解。以福柯话语理论为分析框架,对学术界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话语进行分析后可知,以文化为核心的中国软实力建设的话语取得了成功。中国软实力的话语是我国软实力建设的一个方面,从话语角度也可为提高我国软实力提供启示。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的软实力的话语存在一定的被动性,体现为对美国话语的附着和回应。在国际话语传播实践中,我国应该有意识地向外界进行话语传播,对中国软实力话语进行主动建构。     

从权力话语看乔伊斯笔下的传统女性身份

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看,詹姆斯 乔伊斯小说中那些身处当时权力话语网络中的爱尔兰传统女性,其一方面处于服从男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运用权力,通过话语来言说欲望,影响并创造更多处于服从地位的女性。她们深受当时宗教和男权权力话语的禁锢,无力挣脱社会、家庭、婚姻的束缚,其作为一个群体丧失了自我话语,失去了个体自由和私人空间。     

福柯“权力话语”下的民族神话——以《西藏王统记》为例

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广泛存在于早期文字书写的史籍中。通过梳理各民族造人神话起源类型,发现在藏民族史籍《西藏王统记》中记载的一则“兽妖造人”神话,区别于其他各个民族的叙事模式。通过对文本细致解读,从福柯“权力话语”视角出发,分析“兽妖造人”神话中“人之死”、“话语权力”、“凝视与规训”等具有后现代意味的深层表述,揭示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解读同样适用于“后现代”等经典分析视角。通过个案的呈现,启发对少数民族文学文本解读的另一种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新闻舆论工作群众路线的三维话语空间

作为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群众路线”的话语凝练，源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式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实践的历史淬炼以及回应时代诉求的精确研判，构成了群众路线继承性和发展性的历史话语空间。“以人民为中心”的认知框架、中华文化“民本”特色的情感框架、治国理政功能指向的目标框架，彰显了以人民情怀和治国之道链接的情理话语空间。新闻舆论工作群众路线的平台融合创新、话语修辞创新、主体协同模式创新，指向了协同和融合构建的实践话语空间。     

鲁迅象征创作的意象资源及独创性

鲁迅象征创作的意象资源需从同代作家的创作共相与中外文化两个角度考察。从前者看 ,鲁迅与时代话语保持了互动关系 ;但他将分散于时代话语中的象征要素结合起来 ,完成了关于一个时代也是关于一种文化的象征建构。从后者看 ,佛教、基督教、儒家、道家均对鲁迅的象征创造有影响 ,而尤以佛教之地狱、基督教之耶稣形象影响至大。鲁迅的象征创造突破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模式 ,将中国象征文学带入了一个现代时期。     

谁在说话——福柯的话语与认识

对福柯的话语与认识的思想进行阐述和分析，福柯描述了历史上的三种知识体系，他认为知识是在话语中阐述，话语是人、理性、形式、物、生命交织的场所，他揭示了语言中人与物、欲望和物、生命和形式等多种矛盾，但这些矛盾只是得到揭示，他并未能解决这些矛盾。     

主体的死亡与复活—福柯生存美学的审美主体及其当下启示

从现代性的主体到后现代性的主体,从审美主义的主体到消费社会的消费美学的主体,主体的命运俨然一曲死亡与复活的变奏曲。福柯反对现代性的主体概念,宣告了“主体之死”,但他晚期的生存美学则关注人如何将自己构成为主体,借助审美的创造性、灵活性、叛逆性等特质寻求主体性的可能,丰富了主体性的内涵。因其针对现代性理性、知识、道德主体而倡导感性、身体等,福柯的审美主体常常被比附为消费社会中的欲望主体、身体主体。但是,消费社会中的主体失去了对消费权力系统的抵制而成为驯顺的消费符号,按照福柯的思想只能说是主体的再度死亡。主体的再度复活既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福柯的审美主体不失为对主体的客体化命运实行疗救的一种参照。     

"革命样板戏"中的群众——英雄话语探析

群众-英雄话语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化石。“文革”期间,它被纳入国家权力机器,充当了激进文化派消除意识形态异己的话语霸权。作为话语,它以否定性形式而存在,其生产主体也呈现出“有”与“无”的矛盾态。在生产过程中,一方面,“语录”随时控制着戏剧文本,规定人物的命运,另一方面,光线、构图、歌舞等技术因素也参与了话语修辞。历史证明,这种对话语的极度“提纯”的实验,不过是一场造神的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