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独立建构

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矫正体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不良行为的矫正缺位、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正有限、不起诉对象的后续矫正不到位以及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流于形式等问题，以国家亲权主义为理论支撑，紧扣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刑罚认定上的差异性问题，通过相应的专门立法，扩大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设立独立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机构，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司法机关配合监督的多元化、阶梯式的未成年人社区矫正体系，是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发展路径。     

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的矫治——以未成年人非刑事处分措施的完善为视角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更为重要的是对未成年人犯罪之前的各种严重不良行为进行有效的社会干预、矫治.针对现有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读教育、社会帮教、收容教养等非刑事处分措施在适用过程存在的诸多缺憾,应当完善工读教育的相关法律,加大对工读教育的投入,建立社会帮教的专门机构,完善其监督考核机制,细化收容教养的条件,明确收容教养决定权的归属.     

对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几点思考

农村地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存在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存在失学未成年人教育被忽视;外出务工家长对留守子女物质生活的过分满足与家庭道德教育严重欠缺的矛盾;家长及社会上的"钱"、"势"观,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成长形成冲击;不良的影视、网络、出版物,造成未成年人思想道德观混乱;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处罚过轻,满足了未成年人心理上的刺激等的问题。应采取成立专门机构,整合各职能部门,共同打造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环境;增加政府投入,建设青少年活动场所;加大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建立农村留守儿童托管机制等措施,提高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实效。     

对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几点思考

农村地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存在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存在失学未成年人教育被忽视;外出务工家长对留守子女物质生活的过分满足与家庭道德教育严重欠缺的矛盾;家长及社会上的“钱”、“势”观：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成长形成冲击;不良的影视、网络、出版物,造成未成年人思想道德观混乱;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处罚过轻,满足了未成年人心理上的刺激等的问题。应采取成立专门机构,整合各职能部门,共同打造未成年人成长的良好环境;增加政府投入,建设青少年活动场所;加大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力度、建立农村留守儿童托管机制等措施,提高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实效。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的现状与未来

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依其严重程度大致可分为:不良行为、违法行为、附条件不起诉行为、犯罪行为,针对此四类行为,我国存在与之相对的四部法律《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治安处罚法》、《刑事诉讼法》、《刑法》。依行为的违法程度,四部法律在逻辑上联系紧密。但因四部法律本身存在着相对不足,致使现实中未能构筑起治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的法网。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体系的完善需要从立法理念、专门机构、法律联动体系等方面予以展开。     

罪错未成年人专门教育制度的深化路向

202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废除了收容教养和移送工读学校的规定,对相关的罪错未成年人代之以接受专门教育。专门教育制度,体现了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新理念,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但该制度在教育范围、申请权主体、评估方式和矫治内容上尚存有不足。对此,应当秉持“父爱主义”和“最小伤害原则”的理念,对专门教育制度进行完善。有必要将实施一般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纳入到自愿接受专门教育的范畴,并且赋予基层组织对实施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移送专门学校的请求权;在具体的矫治教育过程中,需要明确引入人身危险性评估制度,并以人身危险状况来对罪错未成年人进行分级分类矫治;同时,应当以劳动教育作为矫治工作的核心手段加以开展。     

论未成年犯非刑罚处遇措施的优先性——基于《刑法》17条第四款的刑事政策评析

《刑法》第17条第四款规定的针对免于刑事处罚的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两种处遇措施,应当优先于刑事处罚而成为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首选办法。具体在家庭管束中应防止家庭本身的问题对未成年犯带来的不利影响,不适宜由家庭管束时应交由政府收容教养。在收容教养方面也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来规范其执行和监督,以使其促进未成年犯受到良好教育,重返社会。建议未来单独制定一部包含实体和程序规范的应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法律,以给予未成年犯特殊的保护。     

基于行为概率数学模型的约束性制度改善研究

通过对行为概率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首先确定制度改善的方向,随后综合考虑被管理者的期望回报和管理者的制度成本,对制度改善的方法进行研究,得出制度改善的直接方法是增加提倡行为的期望回报,降低不良行为的期望回报,而到了操作层面则需要增大不良行为的观测概率、增大提倡行为的制度回报或降低不良行为的制度回报.     

试析未成年人的隐私权

未成年人被视为弱势群体 ,他们的隐私权往往会被忽视乃至践踏。未成年人有其独特的个人生活自由权、个人生活情报保密权、个人通讯自由权和通讯秘密权以及个人隐私利用权。任何干涉、破坏未成年人个人活动自由 ,非法调查、窃取个人情报 ,非法刺探、调查、公布他人隐私 ,未经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 ,利用未成年人个人资讯情报等都是侵害隐私权的行为 ,应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情节严重的 ,则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未成年人犯罪的轻罚与法律的公平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律适用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法治国家的标志.而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却明显不同于成年人,专门作出了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规定.这是从未成年人的生理特点以及社会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来考虑的.这种针对特殊群体的特别规定,并不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对这一原则的具体的有效的运用.为贯彻对未成年人犯罪趋轻处罚的立法精神,国家专门机关和社会职能部门应坚持预防为主,建立有效的社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工作机制;应坚持教育为主,对未成年人的失范行为准确定罪和量刑,加强改造,热心帮助未成年人解困,促使其重新做人.     

试谈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

未成年人犯罪早已有之,但二战以来,其呈现出犯罪急剧上升、恶性案件持续增多、犯罪年龄日趋低龄化等惊人势头,以致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被称为"三大社会公害"之一.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也呈现出与世界各国相同的态势,因而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只有通过分析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特点等问题,确立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才能更好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的问题及完善路径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2021年6月1日，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同时施行，这既是我国未成年人事业划时代的一笔，也是对建党百年的一次献礼。在新的未成年人司法语境下，我国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仍面临非犯罪化转处标准不明确、刑罚执行变更难和分级干预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应借鉴域外少年司法先进经验，在国家亲权、儿童利益最大化、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指引下，明确罪错未成年人转处标准，完善未成年人缓刑、假释、减刑等制度，充实专门矫治教育措施，使罪错未成年人司法处遇制度更加体系化。      

青少年犯罪的特点及预防

论述了青少年犯罪的特点:犯罪主体男性化;犯罪类型多样化;犯罪年龄低龄化;犯罪手段成人化;犯罪组织团伙化;犯罪发展涉黑化;犯罪手段智能化;犯罪后果严重化;犯罪动机突发性。指出了要从保护性预防、堵塞性预防、控制性预防、改造性预防,特别是家庭教育方面防止青少年犯罪。     

论职务犯罪惩防一体化机制建设——以扶贫领域职务犯罪的惩防为例

当前,中国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高发.该类犯罪危害巨大,它不仅使党和政府的扶贫工作达不到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共同富裕这一目的,反而适得其反,会动摇群众政治认同,影响国家长治久安.要从根本上遏制扶贫领域职务犯罪日益恶化的发展势头,必须加强职务犯罪惩防一体化机制建设.建立该机制,要统筹兼顾,既要有利于扶贫主管部门加强管理,又要有利于群众加强监督,切实减少扶贫项目资金经手人员的作案机会,还要有利于对职务犯罪的调查取证,更要有利于对该类犯罪的定罪量刑,使敢于作案的人最终无法逃避法律的制裁.     

大学生违法犯罪原因浅析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大学生违法犯罪已经成为当前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之一。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高校人文教育的缺失、家庭教育不当以及法律意识淡薄是大学生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从源头上预防和制止大学生违法犯罪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法第294条第3款规定的理解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第294条第3款规定的＂其他犯罪行为＂不包括敲诈勒索等罪的观点,这与＂犯前两款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规定不相符。尽管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又有其他犯罪行为的＂看成吸收犯并无不当,因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与＂有其他犯罪行为的＂两者之间确实存在轻重差异;但将其看成牵连犯更有道理。将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又有其他犯罪行为＂依照数罪并罚原则处理,这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试论独立教唆罪的设立

教唆行为的错综复杂,无疑将教唆犯问题变成了刑法理论界极具争议的话题。我国《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此种立法例存在明显欠妥之处,将两种不同类型的教唆犯规定在同一刑法条文当中,无疑会致使学界在研究教唆犯问题时分不清两者的界限。应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将共犯教唆犯与非共犯教唆犯区分开来。由于目前教唆犯问题在立法上和实践中都存在诸多矛盾,应将非共犯教唆犯从刑法总则中的“共同犯罪”一章中独立出来,单独设立教唆罪,置于分则当中。     

关于完善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的几点建言——TRIPs协议与我国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之比较

TRIPS协议关于著作权的刑法保护与我国刑法典的规定在犯罪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法定刑、对侵权复制品的处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别,我国在完善侵犯著作权犯罪立法时应参考借鉴TRIPS协议的有关规定。     

论驱逐出境

本文对驱逐出境的刑罚作了全面探讨。作者在文中提出了如下见解在主刑执行完毕之后才能执行并不是作为刑罚方法的驱逐出境和作为行政强制措施的驱逐出境的根本区别;驱逐出境也适用于在我国领域外犯罪的外国人,而不仅仅适用于在我国领域内犯罪的外国人;驱逐出境是没有期限规定的刑罚,宜规定期限;驱逐出境不可以附加适用于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基于相关国际准则的分析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具有重大价值,应由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和未成年人受特殊保护的权利共同决定。基于此,国际社会已经制定了相关的一系列国际准则,对其作出了系统性的明确规定。我国不应降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应进一步分别提高并细化相对不负刑事责任年龄和减轻刑事责任年龄,明确规定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不应适用无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