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性别之间：《镜花缘》“女儿国”叙事的政治面向

李汝珍《镜花缘》中的女性主题历来备受关注，但单独讨论性别很容易为现代观念所束缚。这部小说创造性地将女性形象置于国家的视野中加以呈现，“女儿国”的构想既作为乌托邦，又作为国家实体而存在。从女性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入手，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小说的话语结构。海外女儿国的性别身份秩序建立在与他国的对照中，结构性的男女对立在这里被表现为直接的暴力。天朝女君武则天既是女性权益的保护者，又是颠倒阴阳的暴君，以她为核心的女性自治，不得不导向虚无的结局。天朝与海外番邦之间的华夷之辨模仿着男女之间的性别规范，女儿国的颠倒结构却对天朝秩序构成了反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既是现实的再现，又在政治话语中成为男性的隐喻。     

新写实小说中的温情书写

20世纪80年代末期,文学自身的发展需要和文学期刊、媒体等多方势力合力运作,共同促进了新写实小说思潮的产生和传播。新写实小说在还原日常生活灰暗面之余,也描绘出凡俗人生的脉脉温情,其背后是作家、读者和叙述者共同的温情观照。考察新写实小说中的温情书写,有助于反拨学界关于其“零度情感”的定论,对其进行价值重估,更加接近新写实小说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新写实小说也是对五四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情感书写的突破,体现出作家对人生存状态的温情关怀。     

性别的烦恼——杰基·凯《小号》身份解析

杰基·凯1998年发表的同性恋小说《小号》获得卫报小说奖和国际都柏林文学奖候选提名。小说回顾了一名黑人女性通过易装,成功地扮演了丈夫、父亲和爵士乐小号手的角色。《小号》不仅是一个社会性别表演的文本,也是用＂躯体＂写作,书写女性经验、解构和颠覆父权、反抗制度化的性别二分对立模式的女性主义之作。它告诉了我们：性别不是所＂是＂（being）,而是所＂做＂（doing）。性别身份是主体通过一系列模仿和学习建构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本文主要探讨约瑟的跨性别生活对妻子的性别身份认同所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她拒绝社会的女同性恋标签,坚称婚姻的正常,另一方面她又难以逃脱真相的尴尬。     

后女性主义哥特视角下的两性关系重塑——以《弗兰肯斯坦》《简·爱》《呼啸山庄》为例

传统的女性哥特强调男女的二元对立,以及对父权社会的批判.而后女性主义哥特突破女性哥特对父权的批判,默认男女性别平等.文章以《弗兰肯斯坦》《简·爱》《呼啸山庄》为例,从后女性主义哥特的视角来探讨小说中的男女人物及两性关系地位变化,为两性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同时赋予了这些经典的女性哥特小说全新的现实意义.     

《觉醒》中的女性书写解读

作为19世纪女性主义先驱作家，凯特·肖邦在其代表作《觉醒》中刻画了一位饱受男权社会束缚进而产生反抗意识和行为的女性，凸显了女性主义的主题。从女性书写角度出发，通过对《觉醒》的叙述角度、人物话语以及性别间关系分析，发掘出肖邦在小说中所展示出的女性书写手法具有超前性、深刻性，再次肯定了她在美国文学史上女性主义先驱的地位。     

困惑与选择——论於梨华小说中的女性困境书写

旅美华人作家於梨华在其长达四十余年的创作中，除全面描绘中国知识分子旅美生活以外，对海外华人女性在中西文化价值的冲突中的生存境遇及自我寻索的过程作了详尽的描述。她的许多作品，在书写女性命运及生存状况、探索女性性别真相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继承现代女作家五四传统，但由于时代背景及作家身份的差异，她的小说中对男女两性的洞察、对女性性别身份特征的认识以及对女性生活状况的表现，较之以前又有所不同。而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她的小说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     

论莫里森小说《秀拉》的异乡人主题

莫里森的早期作品《秀拉》是一部关于女性的小说,但并不局限于女性的生存体验.作品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人物作为异乡人的存在.在小说中,这种生存状态主要从三方面即空间、时间和人物的角度得以展现.而在当代社会,作为现代性产物的异乡人并不局限于某个个体或群体,而是指向现代人普遍的生存境况.异乡人的身份既蕴含了边缘人的不幸,又因其混杂丰富的生存体验而具有无穷的创造力,它促进了近年来受到关注的飞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莫里森对异乡人的关注反映了她敏锐的时代感.     

当代家族小说的性别审视

在家族小说创作中,当代作家以现代意识与人道同情表现出对女性命运与妇女解放问题关注的热情,但由于受到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与性别立场的影响,他们对女性不幸命运的同情之中又存在着性别上的隔膜,无论是对女性躯体的描写,男女两性关系模式的建构,叙述者与人物的性别话语,还是在性际关系价值评判中的厚此薄彼,都从不同的侧面流露出作家男权意识的传统积淀,都是男性对女性一厢情愿的想象性书写。     

当代小城文学视野中的乔叶小说研究

乔叶的小城小说继承了河南作家表现中原文化的文学传统,塑造了众多精于算计的小城人物形象。她通过不同的叙述角度表现了河南的风俗习惯,反映了城市化进程对小城的内在影响。乔叶经常通过女性叙述者的视点建构小城形象,形成了先抑后扬的叙述模式。乔叶的小城小说由于采用了女性视角和民间视角而多了一些家常,少了几分文化批判的自觉与犀利,但其内容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新旧观念碰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其独特的叙事角度和叙述策略开启了小城文学的新维度,也为女性文学创作的拓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文学书写与历史记忆——当代中国小说个案批评三例

文学书写一直与历史叙事有着密切的姻缘关系.历史是文学的基础,在文学书写中引入历史维度,这是优秀文学的成功之道.但是,历史对文学写作的重要性不妨碍文学虚构的展开.只有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的诗性关怀,才真正抵达了艺术的真实.小说《血色黄昏》的成功正在于其对历史真实记录之外另有一份温情的关怀.反过来,肆意虚构而不理会历史真实,导致了小说《愤怒》的创作失败.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朱文的小说很好地处理了两者间的平衡,并在对现实的书写中引入了精神的向度.总而言之,三个小说个案都向我们显示:历史记忆让人们走近生活,文学书写历史,寄托了一份生命情怀.     

王安忆女性书写论

女性的性别角色与“拾海人”的创作心态决定了王安忆女性书写的边缘状态。她不推崇女性霸权,也不逃进私人空间,更不以凸现女性欲望来张扬女性的主体意识,而是以入世务实的平常心书写着位居社会边缘的“边缘女性”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在传统男性霸权的边缘充分地发掘出女性的柔韧力和生命力,真实而有力地完成了对男性关于女人、城市、爱情等书写的解构,塑造出一群边缘女性的强者形象。     

《孩子们的小屋》里音乐隐喻的二元性

澳大利亚女作家海伦·加钠的小说<孩子们的小屋)以音乐为媒体反映父权制社会中的男女二元对立,表现角色们与性别有关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对爱情的不同体验.论文通过对小说里三个主要人物的音乐体验的分析,解读男性的掌控中的音乐凸现的社会秩序和女性的地位.     

女性与民歌：叶梅小说的二元文化符码

少数民族女作家中,叶梅对土家族女性的观察与书写甚为独特。她将女性性格命运置设于民族文化中,通过吟唱各种歌谣予以诠释。女性与民歌构成人物与民俗书写的二元文化符号,经过创造性编码,以歌谣彰显个性,又以个性丰富歌谣,让人物命运和民族文化紧密相连,产生别具一格的审美韵味。作家对土家族文化的熟稔、关照与热切传承之心可见一斑,其作品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必将得到更多关注。     

虚实相间 相得益彰——试论赛珍珠小说创作策略

赛珍珠＂中国意象＂的书写方式始终游离于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之间。就其真实性而言,赛氏笔下的＂中国意象＂书写是其以亲历者身份审视传统与近代中国文化的结果;而就其虚构性来看,这种书写却又不断增强了其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学的重要地位。赛氏的＂中国意象＂书写让读者游走在真实与虚构、宏观与微观、严肃与想象的小说叙事之中。这种叙事方式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位世界公民所坚持的多元对话和沟通思想,并能从中体会她对中国当时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切关注。     

萧红女性主义创作视角研究

萧红的创作在抗日文学为主流的背景上无疑是独特的,萧红的小说文本表现了两性关系/性别意识与民族国家文化历史的双重主题.在民族国家文学之外,萧红的女性文本的多元特质在她的文本书写中进一步得到延续,她从女性主义创作出发,建构了与整个男性叙述语境全然不同的女性叙述视角.     

试论台湾解严后小说中的历史书写

历史书写的兴起及讨论是台湾解严后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不同作家对台湾历史提出的不同阐释,体现了台湾知识界对＂如何阐释台湾＂的焦虑、冲突与分歧。而这种种分歧与冲突的背后,又包含了统独对立、族群对立、性别对立、阶级对立等等复杂的历史因素和现状,形成了丰富的阐释空间。本文从宏观角度分析解严后台湾小说中历史书写的发展概况及特征,并做一个总体性的论述。     

沉樱小说的历史地位

三十年代女作家沉樱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她代表了现代女性创作的一个历史阶段。相对于新文学第一代女作家,她有诸多超越性的贡献。无论就其小说人物世界的风貌,还是小说技术的执著研习,她都具有丁玲之后张爱玲之前的中介性质。她是最早关注并表现现代知识女性生存状态的作家之一,其小说表达了“不仅仅做人,还要做个女人”的性别自觉。     

挖掘女性生命的意蕴——论铁凝独特的叙述视角

＂视角＂是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一个基本的方法论概念,意为从一个特定的观察点或角度切入文本所能看到的东西。铁凝是新时期女性文学中罕见的把女性意识和超性别意识高度统一的作家。她既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又对人本主义的个性自由思想充满向往。她不愿站在狭隘的女性意识的背景下,而是以超越＂性别＂意识、淡化或隐蔽女性意识,以与男人同样的胸怀和视角看待世界和文学,真正与男性作家站在同一个高度上对话,形成自己的话语权。     

内聚焦在女性小说中的运用及其文化意味探析

对叙事模式的探讨是把握小说审美特征的有效途径之一。考察中国女性小说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女性小说惯于采用内聚焦尤其是第一人称内聚焦的叙事模式,现、当代的女性小说代表作很多都如此。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文学形式发展的内在规律之外,女性性别在历史文化中的从属地位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女性作家更依赖于自己的经验世界,女性小说常常呈现出自传化色彩。应该打破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给女性小说以公允的评价。     

超越男权话语的女性叙事——论艾·门罗的女性成长小说《乞女》对灰姑娘模式的解构

灰姑娘文学话语系统背后的生成话语是浓厚的男权中心意识,即女性地位的攀升需要依赖婚姻(男性)得以实现。门罗的女性成长小说《乞女》虽然启用了灰姑娘模式,但是将其放置于现代社会语境之中,从身份、阶级和性别三个维度揭露其内在矛盾性和潜在危机,同时依照成长小说的书写轨迹,使人物的成长动态地偏离灰姑娘模式,并最终解构了这一模式。此外,门罗对女性经济独立的重视,也反映了她的理性和冷静,从而使整个"灰姑娘"命运变奏的叙事更加完整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