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北宋西北边区的蕃官行政法制

为了通过"以夷制夷"达到对西北蕃部的有效统治,北宋王朝在西北边区任命了众多的蕃官,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蕃官除授、承继、升迁和地位法制,对其行政权限、政绩考课等方面做出相应规定,由此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蕃官行政法制.与此同时,北宋政府还针对边区一些蕃官酋首滋事扰边、失职渎职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依其情节轻重给予法律处罚.     

宋代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透视

洞霄宫是宋代杭州的著名道观，文人游览洞霄宫诗歌数量颇丰。北宋时期，游宦东南地区的文人将洞霄宫与隐逸文化联系起来，将其作为停留休息之所。其中，苏轼对洞霄宫的歌咏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至南宋，重建后的洞霄宫成为了御前宫观和道教中心，文人游览题诗者骤增。洞霄宫道士较高的文学文化素养也是文人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宋代特有的宫观官制度使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有提举洞霄宫的经历，这对其社会地位和受文人关注度的提高也产生了重要作用。     

试论北宋川陕地区茶事官考核制度

神宗熙宁七年,北宋政府为了便于"买茶博马",开始禁榷川茶,在川陕地区设置茶事机构和茶事官,并逐步制定出一套完整的茶事官考核制度.无论是茶场司的提举官及其属官、诸买卖茶场的专职监当官及产茶州县的兼职之官,还是搬运茶货的押纲官,针对他们各自岗位特点,都制定了标准、内容各不相同的考核条令.这一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对川陕地区茶马贸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也促使一些茶事官贪功急利,为了邀功请赏,往往加重对广大茶园户的苛剥.     

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

北宋士人由于特殊的社会境遇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由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凝聚而成的强烈政治诉求,成为他们在各方面积极进取的强大心理动因。在话语建构方面,北宋士人有着极为突出的成绩,然考其原因,实可视为这种政治诉求之显现。在学术方面,"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的勃兴,在文学方面,"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主张,以及"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均与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宋代"台阁"涵义考

"台阁"一词,在史籍中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关于"台阁"之涵义,以往学者之解释尚有未尽处.本文从解读现存涉及"台阁"一词的文献材料入手,证明"台阁"在北宋时可视为御史台和馆阁的一种合称或别称,南宋时则又包含龙图、显谟等诸阁.宋人在使用该语时,往往因为场合的不同和表达的需要而侧重于某一方面,但有时亦可并举."台阁"涵义之演变,与唐宋以来职官制度之变化及御史台、馆阁等官地位之荣显有密切关系.     

试论中国国家纸币的产生及其历史地位

试论中国国家纸币的产生及其历史地位魏永理中国是世界上使用纸币最早的国家。北宋王朝发行的官交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纸币。（一）中国国家纸币交子产生的时代背景为什么交子不是产生在北宋京城所在地的中原河南，而产生在西南的四川呢？宋代承袭了五代十国时铜...     

论《唐律疏议》对监临官犯罪的规定及启示

<唐律疏议>把官吏分为"监临官"、"主守官"和"一般官吏"三类,三者职责不同承担的处罚也不同.本文以"监临官"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唐律疏议>以"监临官"这一特殊身份为犯罪主体的规定,以期对现在的职务犯罪和官员问责制度有所借鉴.     

北宋词人王寀行年考

王寀(1078-1118)是北宋后期知名一时的词人,《宋史》本传记其事甚为简略,生卒年既存异说,生平行实亦多不详。今勾稽史乘、方志、宗谱等史料,考实其生卒年,并考述其生平行事,知其崇宁二年(1103)进士及第,任秘书省著作左郎,后历知汝州、陕州、襄州,政和八年(1118)为林灵素所陷诛死。     

周代"工商食官"制度再研究

周代的"工商食官"制度是研究中国古代早期商业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长久以来学术界争论不休却又悬而未决的难题.本文以恩格斯关于欧洲中世纪马尔克制度与商业公会的相互关系理论为指导,认为中国周代的"工商食官"制度是由当时的井田制度决定的,工商业者的组织形式正是井田制下农业组织在城市工商业中的翻版.正因为如此,战国时期井田制度的彻底破坏导致了"工商食官"制度的最后解体.     

从传统儒学的"理"与"气"述论北宋"气以载性"思想

"理"与"气"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对哲学范畴。"理""气"关系亦成为历代思想家包括理学诸子治学的重点。本文试从传统儒学的"气"与"理"述论北宋"气以载性"思想,以阐示重要意义。     

论后科举之初学堂实官奖

清末废科举之后的数年间,施行学堂实官奖,学界只是在论及出身问题时有所触及,缺乏专题研究。学生实官奖方面,有陆军军官学堂、北洋高等巡警学堂等专业学堂,也有大学堂,以及留学生。教员、管理人员方面,除了奖励实官外,清末还尝试定章立制,将学堂教员认同为实官。捐资助学方面,为了吸纳社会资金,弥补不足,清政府推行实官奖,并主要针对捐巨资者,且多由地方督抚出面申请;奖实官之外,对降职官员捐输学务者也予以开复原官,即捐复;当然,相较于实官奖,学务捐输更多的是虚衔奖。在清政府实施学堂实官奖的过程中,不断有罢废实官奖的声音,宣统三年七月学堂实官奖寿终正寝。     

宋代台谏官荐举新论——以《宋史·本纪》的记载为切入点

北宋真宗朝以前及北宋徽宗朝后直至南宋灭亡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荐举台谏官的诏令几乎是个空白,尤其是南宋孝宗朝以后,<宋史·本纪>中竟然没有一条记载.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前者是因为宋初台谏官作为寄禄官,多不行台谏之职;而后者则是宰执大臣特别是权相对台谏官选任的影响所造成的.以此为基础,本文对宋代台谏官在选任中与荐举制度相关的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     

北宋对"归明人"的法律控制

归明人是北宋蕃汉关系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北宋官方话语中,泛指所有投归赵宋政权的少数民族人口.北宋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对归明人采用了既优待又限制的双重法律控制措施.其中,法律优待以赐田、授官、收恤为中心,法律限制则主要体现在人身控制方面.北宋对归明人的法律控制受民族关系的影响而富于变化,在变化之中又存在着官方实践与表达相背离的现象.通过对北宋归明人法律控制之法的考析,可以窥见北宋发达且富有时代气息的民族法制.     

《性理精义》对理学的定位——以周敦颐著作的编排为例

《性理精义》将《太极图说》、《通书》列于卷首,这样的辑纂方式,除了道统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从两书发掘出的讲实理的资源,能够满足官方的理论需求。康熙多次辨明真假理学,提倡讲实理,重实行的真理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性理精义》的辑纂者通过对材料的选汰,挑选出能够将《太极图说》和"实理"、《通书》——"诚"和"实理"联系起来的注解,且附案语强调这一联系,从而突出理学的实学层面。由此也呈现出清初官方对理学的定位——性理实学。     

论范成大领任宫观官期间的文学创作

范成大一生五任宫观官，长达十五年。领任宫观官促使范成大开发和营造的石湖别业，不仅是他归乡里居的具体地点，而且成为他与周必大、杨万里、姜夔等文人交游唱和的触发场域和记忆空间。领任宫观官为他反观自身提供了重要契机，生理上的病痛对其晚年生活及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病中自嘲与览镜自照成为他提举洞霄宫期间独特的创作现象。范成大通过身体书写，塑造了一个衰老、多病的自我形象，使壮志难酬与衰疾忧虑交织的情感体验得到了充分表达。他此时大量创作的田园诗歌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吴地农村的社会面貌，兼具田家乐与苦的两种创作主题，透露出范成大闲与愁的双重奉祠心态。     

唐代置观制度述略

作者简述了道教置建宫观的历史,对唐代政府置建宫观的常制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剖析了唐代政府控制置建寺观的重要手段——赐额制度,还对唐代置建宫观的资金来源做了分析。     

试论北宋汴梁的刻书业

北宋时期,汴梁成为北宋刻书业的中心,其刻书业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这种繁荣既与北宋政府的右文政策有关,更与汴梁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有关.终北宋一代,汴梁的官、私刻书业都十分发达,其刻书种类之齐全、数量之庞大不仅远远超过前代,也为后世所不及.汴粱刻书业的繁荣既有力地参与了“宋型文化”的塑造,又对中国传统典籍的保存与流传起了关键性作用,影响甚为深远.     

论程颐的“循理之乐”——寻“孔颜乐处”的生态价值取向

作为北宋道学的集大成者,程颐将"孔颜乐处"诠释为"循理之乐",把循礼义之乐融入人生价值中,提出"循礼"就是"循理"。程颐认为,君子循理必先识理,只有学至圣人之道,才能"识理",最后达到"循理"之境,即人天统一的乐境。     

宋代科举回避制度述论

宋代科举回避制度以考生回避考官为主,考官回避考生为辅。在各类别头试制度的基础上,宋代逐渐形成了一套考生回避考官制度。宋廷在实行省试别头试之初,回避考官的考生仅限于知贡举官亲戚,至南宋孝宗时期回避的范围由内帘官亲戚、门客考生扩大到外帘官亲戚、门客考生。开封府、国子监发解试考官的亲戚考生须参加别头试。诸州发解试考官的亲属、门客考生须参加转运司别头试。四川类省试内帘官与外帘官的亲嫌考生都要参加别头试。考官回避考生,主要表现为考官回避亲属和回避籍贯。北宋时期考官回避亲属的现象较少,至南宋考官回避亲属开始形成制度,并且要求发解试考官回避其籍贯。宋代在省试、牒试和殿试中运用科举回避制度,依法惩处违规考官和考生。总之,宋代科举回避制度具有回避对象双向性和回避范围扩大化的特点,对宋代以及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督抚监司监察制度的弊端与异化

清代在各省设置督、抚和藩、臬、道等各级监司,这种制度与现代政治中的地方行政分层制度性质不同,主要职能在于督导、规范州县官行政.督抚监司在督导监察州县行政方面各有其权责.然而,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却不理想,不仅未能实现其督导和监察州县行政的本旨,反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弊端,发生了严重"异化".它严重干扰了州县政府的行政,给州县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力负担.督抚监司制度实行的结果,一方面限制了州县官的施政权力,消磨了他们的施政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却未能阻止他们剥民、虐民.中国传统政治单纯通过"以官制官"的体制内监察,无法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与廉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