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特征对城镇居民与政府间信任的影响研究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是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而制度又是信任产生的基础,其公正性和完善性是影响城镇居民对政府信任的重要因素。对我国城镇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并以此为基础的模型分析显示：制度的公正性和完善性与城镇居民对政府信任成正相关关系,且制度设计的完善性比制度的公正性对信任的影响更加明显。     

西方国家治理暴力伤医的经验与借鉴

我国暴力伤医事件频发的原因主要表现在医疗体系不完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失灵和医患关系缺乏信任等方面。在暴力伤医事件的治理上,西方国家拥有完善的医疗体系 、明确的医患双方权利义务、健全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完善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等。我国可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建立暴力伤医事件的有效处理机制：增加医疗投入,建立 分级诊治和双向转诊制度;立法保护患者权利,建立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加强医疗纠纷的处理机制建设,依法解决医疗纠纷;推广医疗责任保险的普及,加大理赔力度。     

管理激励的发展趋向——基于信任的激励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优势在于经营的相互连接 ,优势的发挥需要相互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因而企业的核心问题是重塑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对交易费用与社会资本关系的比较 ,可知信任产生的三种机制 ,由声誉产生信任 ;由社会相似性产生信任 ;由法制产生信任。企业之间复杂的合作关系应建立在高度信任的基础之上。相互信任是对职业道德的高度维护。基于信任降低市场体制交易费用的模式将成为知识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向。在我国面临知识经济挑战时 ,更需要建立基于信任的管理激励机制。     

老乡社会表征与老乡信任感关系刍议

老乡群体是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特有文化群体,跨域流动、地域切近、文化趋同、对地理行政区划的认知等因素构成了老乡社会表征的中心因素与外围因素。本文主要是在社会表征理论和中国本土关于信任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老乡与非老乡之间的人际信任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老乡交往与非老乡交往在人际信任建构上的差异仅在于老乡社会表征可以快速地被激活,并较快地异化老乡之间的交往。但这种异化作用会随着交往的频率和时间的增加而逐渐消失,此时,与非老乡身份相比,老乡身份在人际交往及建立信任关系上已没什么明显优势。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医患信任模式

由于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类似于现代医学及相关社会制度条件下的"医患关系"和相应的"制度信任",但存在一种建立在中国文化传统、宗族和社区伦理秩序以及熟人关系法则之下的独特信任机制。在中国人的传统医学生活中,职业伦理、文化制度和亲缘伦理关系是建构医患信任的一般机制,地缘关系以及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社区共同体意识和社会舆论也起到很大的作用。病人与医生都被束缚在特定的关系场域和规则之下,依从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威和社会秩序,并在其中发展出具体的信任模式。     

基于信任机理的信息共享式供应链系统模型

合作伙伴间信任关系的博弈分析说明长期合作带来的收益会诱使双方继续合作,从而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信任、合作与信息共享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作用,基于信任机理的信息共享型供应链管理模型,解决了合作各成员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供应链信任关系的长久性需要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约束机制来保证。     

组织的舆论资源及其获取

组织的运营与发展是需要在环境中获取资源的,在组织的各种资源中,舆论资源是其重要的软性资源之一。舆论资源在内容上其实是社会心理支持因素,可以分为认知资源、信任资源和注意力资源;而在实质上则是组织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信任关系。在组织的运营中,需要自觉地通过交往模式和交往方式的建构去营建舆论资源,在批评性的舆论中去发现认知资源,在肯定的舆论中去进一步建构信任关系,去凝聚公众对组织的注意力。     

论社会信任机制建构中的三重维度

当今社会信任缺失是不可否认的社会现实。在其重新建构的过程中,制度性因素的权重越来越大,制度、法律和管理运行规则在建立社会信任机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但社会伦理与关系手段也非常重要。只有充分发挥制度、伦理、关系在信任机制建构中的不同作用,一个合理的、适宜中国现状与发展态势的信任机制才可能建立。     

青少年网络人际信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互联网的诞生，一方面形塑了一种经由互联网中介的全新人际交往方式，另一方面也凸显了网络交往中的人际信任风险。基于对浙江、湖南和甘肃三省青少年的问卷调查，对青少年的网络人际信任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网络交往中的人际信任风险并没有让青少年在陌生人面前止步，相反，青少年在网络交往中的确建立起了真实的人际信任关系，而且这种信任关系不仅出现在熟人之间，还出现在陌生人之间。但青少年在网络交往中对熟人的信任程度明显高于陌生人。而回归分析则发现，网络交往认知是影响青少年网络人际信任最重要的因素。     

我国医患信任问题探析:因由与重建

医患信任是和谐医患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的医患之间由于社会整体信任水平下降、医疗卫生体制和政策的缺陷、医患沟通不畅和医学职业道德水平下降,以及患者的不适当期待和违反自身义务等原因的影响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信任缺失。因此,需要根据导致医患信任问题的各种原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以重建我国的医患信任。     

论伦理学视域下当代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当今,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矛盾冲突不断,“职业医闹”甚嚣尘上,亟需构建一个和谐的医患关系。中国古代医患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医德方面,提出了“重义轻利”“易地以观”“仁心”待患的高标准道德要求;同时,也强调医患之间的互信。这些传统医患伦理思想,不仅有利于优秀医德的传承,也将有利于当代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借鉴变通。以往我国学者的研究重点是医患关系的经济和法律属性,却忽略了它的伦理属性。只有回归到医患关系的伦理属性上,重塑医学人文精神,增进医患互信,才有可能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     

印度与印尼关系解析:战略互利基础上的相互借重

印度与印尼分别是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两国在各自所处地区内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印度与印尼自独立后一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冷战结束后,印度推行"东向"政策,加强与东盟国家的联系,印尼是印度东盟战略的重点国家;与此同时,印尼支持东盟奉行的"大国平衡"战略,将印度视为在本地区平衡外部大国势力的重要依托。在这样的相互需要下,印度与印尼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文从历史到现实梳理了印度与印尼关系的演变,分析双方关系的动因及影响因素,指出印度与印尼的合作关系建立在相互借重的战略互利基础上。     

医患诚信危机及其应对：从道义责任到法律责任

当前我国医患诚信危机形势严峻,但囿于传统的“诚信”道义观念,医患诚信危机责任还主要停留在伦理道德责任。这已经难以有效地应对这种严峻的医患诚信危机。应从道义责任走向法律责任,在传统道义责任的基础上,将严重的医患诚信缺失责任上升为法律责任。应对医患诚信危机,应当强化医患双方的法制观念,严格有关医疗诚信危机的司法;完善立法增设医药从业人员背信罪。     

互信的建构与中国-东盟经贸发展

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关系与相互信任关系是相辅相成和相互建构的。中国的东盟外交方针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有助于中国—东盟实现繁荣、互利与共赢。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依存关系的加深也有助于彼此信任关系的不断深入,有助于形成新的地区认同感,中国与东盟关系已逐渐形成安全互信与经贸发展良性互动的积极态势。     

论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

和谐医患关系表现为医患之间相互尊重、理解、信任、积极配合、共同战胜疾病的融洽关系,当医患出现矛盾时,能够自觉从维护安定团结的角度出发,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平等关系,其基本特征为：平等的法律关系、公平正义的关系、诚信友爱的关系、互动双赢的关系。分析了目前引起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卫生法律法规滞后;医疗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医患双方认识及行为上的差异;医院内部管理不力以及外部失信。提出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思路：建立健全各项卫生法律法规,依法行医;理顺医疗体制,减轻患者负担;以人为本,体现医学人文关怀;落实医患沟通制度,加强与政府、媒体的沟通。     

医患关系的变化与医院的可持续发展

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医患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 ,医患关系变成了法律或合同关系、经营者与消费者关系 ,患者已从过去的求医变成了现在的选择医生。如何应对这些变化 ?作者认为 ,医务人员应通过转变观念、依法行医、给患者提供优质服务等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融洽、相互信赖与尊重的新型医患关系     

社会参与影响老年人健康的信任机制研究——基于2015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社会参与促进老年人在社会生活和社会互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对其健康产生积影响。社会参与是在"陌生人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在微观社会情景中"再熟人化"的空间实践,参与活动将分散在各个私人空间的老年人吸纳在一起,以趣缘活动增进相互之间信任,形成不同形式的交往圈子。老年人通过参与各种活动,能够扩大生活圈子并融入社会,增进陌生人之间的互动、信任和集体情感,实现社会融合。政府和社会应多关怀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培育和建构老年人生活和交往互动的活动圈子。     

企业间互信机制的建立要不要政府的参与?——评丹尼尔与威廉之争

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基础的,而经济增长则是以企业间的互信为依托,在企业竞争更多地表现为供应链间竞争的今天,企业间的信任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必须形成有利于企业间互信关系建立的制度和机制。丹尼尔认为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可以自发地产生这种机制,不需要政府的介入和管制,而威廉则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管制,不诚实的企业会将诚实的企业逐出市场。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和企业信用的外部性看,政府的管制很有必要。     

信任：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公众参与之间的纽带

公众参与是政府治理实现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有效手段和必然选择。信任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基本关系,信任是编织政府与公众之间和谐关系的纽带。建构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众参与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参与主体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的信任,另一方面是公共政策制定主体对公众参与的信任。深化改革、拓宽渠道、培育能力是走出信任困境,实现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与公众参与良性互动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