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亚儒学的创造性诠释

东亚儒学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密切相关。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发展,并基于东亚儒者对儒家经典的诠释而逐步得以建构,形成一种跨时代、跨区域的儒学新形态。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采取了一种区别于“解经学”注疏传统的创造性诠释态度,东亚儒者解经的关注点不是儒家经典的注解疏证、字句训诂、语义解读,而是对经典意义的阐扬发挥,即在诠释的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的时代意义,让经典对着现在言说。就此而言,东亚儒者的经典解读具有鲜明的创造性诠释特点。东亚儒学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通过辩证调适东亚儒者对经典诠释所遭遇到的两种张力——存在于儒家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在地化诠释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存在于东亚儒者的“政治身份认同”和“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实现,其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诠释的可能性,则系于东亚儒者对哲学诠释学“视域融合”原则的具体实践。     

王夫之的社会思想

王夫之认为:在人们合理的自然欲望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导之以道,就可以实现儒家理想的王道社会。在理想的王道社会问题上,王夫之持“君权神圣”的观点,君、臣皆要遵循儒家经典“六经”,而“礼制”是这个王道社会组织秩序的核心。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王夫之持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进化学说。     

论荀子孝道观——以《子道》篇为中心

荀子论孝道之所以会被忽视,和《子道》篇的可资采信密切相关,通过对包括《子道》篇在内的《荀子》最后六篇文章的考辨,可以基本确定其与荀子思想体系的关系;以《子道》篇为中心考察,荀子论孝道不是孤立的,君道、臣道、子道,三者互为辅助,构成其礼制系统的重要内容,在孔孟之外对孝道提出了"礼制"层面的准则和要求,论孝道与其思想体系相关联,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更有着自己的创意阐发,实为儒家孝道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构成。     

葛洪儒家伦理观与道教理论的建构

葛洪是中国道教史上以儒家学说构道教理论的知名高道.他有着丰富的儒家伦理思想,如维护君尊臣卑等儒家礼制,提倡用儒家道德教育士族子弟、官僚贵族;主张德主刑辅、知止乐道等.葛洪在建构道教理论时,积极援儒入道,提出了道教秩序、道本儒末、忠孝成仙、戒律护道等道教思想,对中古道教理论的创新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心学超越

从经典诠释建构哲学系统,是中国哲学前进的动力和主流.在经典与诠释的张力下,文本的经典地位发生着转换,诠释的意义追寻发生着游移.王守仁以心学诠释经典,实现了对经典诠释的超越.他以古本为基,透显了对原始儒学的复归.其诠释经典之旨在于得意忘辞,探求圣人之意,把捉圣人之道.他以心为标识,化天理为良知,认为六经不外吾心,吾心自有六经,其"解经"的实质是"解心".     

台湾当代儒学的诠释学考察

检视台湾当代儒学诠释学的正当性与方法论,以回答它是否导致了当代新儒家过度诠释经典这一问题。林安梧否认熊十力有"六经注我"嫌疑,诠释是"存有三态论"哲学之要求。刘述先则提出"理一分殊"论。黄俊杰强调诠释与经典之间有两种张力,而孟子脉络解经法、"以意逆志"解经法是对此张力的缓解。李瑞全在儒学教学中实践体悟诠释方法。何信全则主张以西方形式逻辑来诠释儒学经典。     

试论明代孔庙祀典的升降

在 儒家 政治 背景 下 ，孔 庙祀 典作 为 学术 与 道统 的象 征，它 操纵 于国 家，充 当了 润饰 政治 和 教化 臣 民的 精神工 具 。明 代孔 庙 祀典 承继 了 历史 的积 淀 ，洪武 以 后孔 庙 祀典 不断 上升 ，目 的 是借 孔 子之 道厉 行“教化 ”。嘉 靖九年 ，明世 宗缘 于 大 礼议 之际 士 儒以 道 统”对 抗君 权 ，屡 次 反对 礼制 改革 ，故而 世 宗通 过降 杀 孔庙 祀典 ，打 “ ” “击士 气 ，显现 君 权。     

竹简《缁衣》与先秦君臣、君民关系索隐

搜检文献中孔子言论,与《缁衣》文句相印证;钩稽文献中君臣、君民关系之史实,与《缁衣》内容相印证,确知《缁衣》系孔子或其弟子据孔子旨意整理、润饰后的言论。这种言论系有感于春秋以前之君臣、君民关系史实而发,寄托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治国策略。     

论朱熹对经典文本的体验诠释

朱熹在诠解儒家经典文本时所运用的体验诠释方法,既是求得圣人之心的心理诠释,又是基于经验之上的力行践履,是反求诸己的切己体察工夫.朱熹的体验诠释立足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是对"惟本文本意是求"的语言诠释的超越,体现了儒家学说经世致用的特质,也反映了朱熹与西方诠释学家对体验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的诠释目的诉求.     

论明代阁臣在君臣冲突情境中的行为取向——以李东阳、费宏与王锡爵为中心

在明代君臣冲突情境中,一些阁臣采取“委曲将顺,乃克有济”之道事君.此种行为取向以阁臣顺从皇帝主张,反对同僚强谏,又积极救护因谏诤而获罪的官员为基本特征.关涉阁臣此类行为取向的舆论评说褒贬不一,贬辞责其不能去位以明大臣气节,褒论则着眼于其能留任以护持时局.明代阁臣的此种行为取向与该时代中枢体制变迁有内在的关联.这种行为取向的存在,使得帝制框架内的士大夫政治获得了必要的弹性,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于同官立朝之道,终究在一定程度上注入了谀君的气息.     

《白虎通义》中的君臣之礼

作为一部汉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在尊天、忧患意识、谦让、公天下、德治等方面为君主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汉儒对君主所寄托的厚望和对君主的制约冲动;在“臣礼”方面,《白虎通义》规定臣子在辅助君主治理国政时,要敢于进行谏诤,不过也要注意谏诤的方式和方法;在君、臣关系上,《白虎通义》在坚持“臣事君以忠”的同时,又重点强调了“君使臣以礼”的传统要求。《白虎通义》在君臣礼制上的这种规定是汉儒政治理想的必然要求。     

论儒学、经学与经典诠释研究

20世纪的儒学研究虽然取得众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我们今天提倡新经学研究,是主张从经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传统儒学,以儒家的经典诠释为研究对象,重新解读儒学的发展史,重新认识儒学的社会价值和本质特性,为复兴儒学提供新的途径。     

孟子“从兄”说义理发微

孟子为何要以“从兄”为“义之实”？在两千多年的孟子研究中，只有朱熹的弟子向朱熹提出过此问题，却并未获得满意回答。孟子的“从兄”说，在形态上源于宗法礼制的“兄道”，却又具有新的义理内涵：他以“从兄”来确立人伦中所应有的“敬”的原则，并展开而为“贵贵”与“尊贤”的统一。这种统一既肯定了道德理性的正当性，也肯定了贤臣代表民意参与政治的政治正义理想。道德理性与政治正义的统一，就体现在作为“制度之骨干”的君臣关系之中。孟子所理想的君臣关系是“贤王与贤士忘势相交”的兄弟朋友式关系，表达了他对民本君主理想政体的追求，这种追求也是他严厉批评各种“以顺事君”“尊君卑臣”之思想观念的基础。周代礼制文化虽为孟子提供了若干思想资源，却并不合乎其君臣人格平等的理想。因此，孟子只好将其立论的前提置于三代之前的尧舜时代，将“尧舜之道”解释为“孝弟而已”的伦理原则。这就是孟子必然要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以展开其理论的根本原因，也是他“言必称尧舜”的根本原因。     

《学记》中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

《学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经典文献,文章将《学记》放在整个古典儒家思想的背景中来考察,诠释了其中所反映的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现代价值。中国古典儒家教育哲学思想具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学＂和＂教＂两大范畴是这一结构的两个核心。＂学＂体现了＂为己之学＂与＂大学之道＂的统一,其目的既是为了知＂道＂,又是为了＂建国君民＂和＂化民成俗＂。＂教＂则包含着礼乐教化的教育制度、教学相长的教学方法与师严道尊的教育伦理三个方面的内容。文章认为古典儒家关于教育中的道器本末关系,以及关于教育方法和教育伦理的哲学思想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

王弼的《论语释疑》是其带着调和儒道的魏晋"先见"对儒家经典文本《论语》做出的一种玄学化的理解和诠释。这种玄学《论语》诠释主要不是着眼于对《论语》文本本身的释读和理解,而是假借诠释《论语》来注解和说明其为调和儒道而"发明"的举本统末的玄学观念和方法。从其《论语》诠释中确立的举本统末的基本观念和方法来看,王弼玄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儒道两家的"和解"。不仅如此,在诠释《论语》的过程中,王弼以"无"释"道"、以"自然"为礼乐孝悌之本所实现的本体论建构和运用,也使其玄学《论语》诠释本身具有了本体诠释的重要意蕴。其中体现的"六经注我"的诠释特点及其本体诠释意蕴,对宋明理学诠释学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周人尚赤”说的历史考察

战国时代儒家提出的“周人尚赤”说,是通过夸大周人习用红色牺牲等个别事实的意义构拟的一种假说,它与西周春秋时代战旗尚白、礼服尚黑的历史实际相抵牾,故难以成立。儒家对“周人尚赤”的论证一开始就相当牵强,秦汉学者特别是董仲舒的一些补充,说明其已完全陷入不顾史实随意演绎的误区。将崇尚某种颜色列为一朝典制是从秦朝开始的,在此之前并不存在与“秦尚黑”类同的制度。“周人崇尚什么颜色”和“周朝属于五德中的哪一德”一样,都基于错误的理论预设,因而带有伪问题的性质。总体来看,“周人尚赤”说对于今人研究周代礼制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轻信此说并据之推论周代的相关文化现象,极易得出错误的结论。     

“学而时习之”——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重要原则

《论语》开篇首句“学而时习之”,是一个颇具诠释价值又深蕴诠释学意涵的命题.对这一命题中“学”、“习”、“时”等概念的探析,可以彰显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几个基本原则,即:意义源泉的圣典预设、为己之学的根本宗旨、学贯于行的根本指向以及达权通经的根本策略.而这些原则本身,又引发了对现时代中国古代经典诠释的路径及其可行性的反思.     

孔子经典诠释的伦理取向

孔子自述对前贤著述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但孔子的"述"实则是叙述、阐述、论述、评述,是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以"述"的形式,融贯于对经典的"诠释"之中——寓作于述,或以述为作。这种"述"体现在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的过程之中。孔子对前贤著述的"删""定""修""序",固然有其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但其伦理取向则是最为鲜明的,凸显了儒家"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和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