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生与外生: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逻辑

在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过程中,村应内生力量和国家外生力量是两种重要的动力因子,它们或者相互促进,或者相互抑制,共同决定着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方向。按照村庄内生力量和国家外生力量之间的强弱对比关系。农民合作能力演变的模式可以分为"自发模式"、"强制模式"、"抑制模式"和"互动模式"四种类型,从而形成了农民合作能力的不同状况。     

结构性力量视角下的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基于南马庄生产者合作社的实践分析

本文以河南省兰考县南马庄生产者合作社的实践为分析依据,对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创建与发展的各种内生型结构力量和嵌入型外生结构力量进行了细分,展示了集体行动的达成机制,进而从参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结构性力量的视角提出了达成集体行动的策略建言。     

论当代中国农民教育的"双重"动力

当代中国农民教育的“双重”动力主要表现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从内生动力来看,这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求;从外生动力来看,这是党和国家对农民发展的要求。这两种动力的启动与有效运作可以促进农民教育朝着有利于农民个人发展、有助于国家整体发展的良性方向发展。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及实践分析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并参与到乡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乡村治理模式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不同于“乡政村治”制度性及其他非制度性治理模式,它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产物。这种模式的产生是市场经济内生的要求,渗入了市场运行、市场竞争的元素;其内容包括经济参与模式、政治参与模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在实践中产生了促进农民增收、政治民主、社会和谐,以及乡村治理方式、制度机制的创新发展等效果。     

中国文化因素对农民合作行为影响分析

农民合作行为受到文化因素的深远影响.促进农民合作,需要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基础.文章从中国文化四个倾向出发,分析集体主义倾向、权威倾向、关系倾向和和谐倾向对农民合作行为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     

我国农民生育行为的社会结构解释

通过分析“成本-效用”的经济因素及文化因素解释说,对于农民非要生育男孩这一生育行为的解释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存在的局限性,提出了使用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来理清各影响因素彼此间的关系,即从内生变量因素(农村家庭养老、家庭结构和社区结构)以及外生变量因素(户籍制度、计划生育政策)2个方面对农民偏好男孩这一生育行为作出分析和解释。最终认为,理解并认可农民想要一个男孩是一件并不过分的事,这有助于促进人口工作取得实际成效。     

农民合作困境的原因探析——以J市Y村水利为例

本文以农田水利为介入点,研究农民合作困境产生的原因。农村改革以来,随着国家逐渐从农田水利供给领域退出,基层组织权力逐渐弱化,导致农民合作缺乏外部的组织力量;市场机制的引入,难以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现象,无法解决农民合作的交易成本问题;村庄内部组织力量的缺失及舆论的解体,导致村庄内部缺乏农民合作的社会基础。因此,农民合作的困境是由政府、市场和村庄自身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造成的。     

内生和外生视角下组织激励问题的研究综述及展望

当前,对外生和内生激励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外生激励与内生激励存在着概念、本质和功效上的差异。内生激励是指人们发现该行为本身有趣并且可以从行为中获得满足,而外生激励是指人们在行为发生之后,会从与行为本身无关的一些外界回报（如物质奖励）中获得满足,两种激励机制下的管理风格各不相同。外生激励对内生激励可能存在着“挤入”或“挤出”两种效应。随着个体对外部的认知能力提升以及自我的发展的需要,外生激励会逐步内化。未来应该在个体感知的外生激励信息反馈、外生激励内化的情景因素、外生激励内化的个体因素、外生激励与内生激励的组织实证研究这四个方向进一步加以研究。     

农民现代化的一个路径：农民合作助推农民转型

在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农民合作出现了互助性合作、服务性合作和市场性合作的依次转换,与此相对应,农民本身也经历了从生存型农民到发展型农民再到现代型农民的转变,农民合作形式的提升推动了农民的现代转型。在我国农民绝对数量多,相对比例高,人均可耕地资源少,而城市吸纳农村人口不可能达到西方发达国家吸收农村人口比例的基本国情之下,通过这样升级的合作路径可以走出一条从事小规模农业生产的农民现代化之路。     

黑龙江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新变化与运营特点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构建了制度平台。黑龙江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呈现出由松散型向紧密型、由不规范向规范化、由外生型向内生型、由单一化服务向多样化服务的新变化，并在进退社自由、利益机制、民主控制及其与政府关系等方面表现出一些新的运营特点。     

西北地区农户服务需求与农民合作基础研究——关于传统合作衰落与“合作难”的解释

传统农业时期,中国农村曾普遍存在农民的生产互助行为。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取得巨大进展,农户的农业服务需求迅猛增长,但农民合作社的生成比较困难,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合作也明显减少,“农民合作难”现象突出。作者以甘肃、青海、宁夏三省的实际调研资料为依据,研究了农业产业化引起的农户农业服务需求的具体变化与农民合作基础的相应变化。研究显示:(1)农业生产多元化、农户经营规模分化、现金收入增长、农户的亲戚邻居情谊淡化等因素冲击了传统农业时期的农户非正式合作行为。(2)我国农户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解体,新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尚未建立,是现阶段农民“合作难”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条件下以行政力量推动成立的农民合作社往往成为“空架子”合作社。     

布迪厄实践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农民合作

农民合作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对农民的利益和社会稳定都有重要意义。学术界对于中国“农民必须合作才有出路”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农民合作是否现实可能却存在“善分”和“善合”的争论。根据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农民合作是实践活动,存在时空性、紧迫性和特有的运作逻辑。分化的农民在不同合作场域中的关系系统、相对位置和资本具有差异,加上对农民合作惯习的认识、判断、体会、策略不一,农民合作在实践的不同层面、领域和环节就表现出多元化特征。实践理论可以给农民合作的相关政策一定理论支撑,确立农民合作相对的独立性,提升农民合作制度的地位。因此,要区别对待不同情况,因地制宜去发挥农民的自主性,在实践中去寻找农民合作的生机。     

何以可能与如何合作: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发展

以山东莱阳＂昕秀＂合作社历史起源的微观考察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发展问题。＂昕秀＂合作社发展的突出特征与价值体现为：＂扩大经营规模、维护经济利益、实现社会效益＂的合作需求,＂要素化、契约性、互惠信任性＂的合作机制,＂循环经济、生态环保＂的理念,＂家庭农场＂的合作模式,＂注重社会效益的多元共赢＂的合作效应。在农业现代化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体现为国家政策诱导、农民内在互惠互利自组织两种生成机制及逻辑理路。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应实现国家政策引导与农民内生组织机制相契合,实现以人为本、多要素结合的＂和谐、生态环保、互惠＂合作。     

中国农民合作的研究述评——兼论农民合作的定义与分类

思考如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使农民合作与组织起来,对于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和谐农村有着重大意义。学界对农民合作的研究分成"对传统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和"对当代农村社会中农民合作的研究"两部分。然而这些研究都忽视了对农民合作的概念界定并影响了研究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因而有必要对农民合作进行定义与分类。农民合作是指农民为了解决在生产、生活中碰到的仅靠一家一户无法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与其他农民相互配合、协调行动,以实现一种既有利于自己又利于他人的结果出现的社会互动过程。从形式上可将其分为"社会交换式合作"与"集体行动式合作"两类。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宁阳验证

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世界上一些农业发达国家和国内一些先进地区发展农业的成功经验。山东省宁阳县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念引入农村经济领域和引入社会事业领域。实践证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部分的解决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问题;有力推动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创新了农村基层管理模式,强化了新农村建设的组织基础。     

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振兴模式选择

资本下乡具有现实的实践需求、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路径.资本下乡不仅是市场自发作用的结果,还必然受到诸如政府动员逻辑、村社自治逻辑以及农民自主逻辑等非市场逻辑的影响.在国家政策关照和政府指导下,城市资本与乡村社会开展了自主经营型、内外合作型和项目运作型等村企合作实践.然而,资本下乡始终脱离不了农民权益保障这一核心主题.借助"理想类型"研究范式,构建出政府归位、市场到位、组织补位和农民主位的"四维一体"乡村振兴模型,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民组织化、保障农民财产权利、完善村企合作治理机制,进而实现村级自治组织、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城市资本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平衡.     

农民合作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公司+农户”是目前农业产业化经营最主要的组织方式,对我国家庭经营基础之上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本文认为,要实现农业产业化持续健康的发展,必须促进农民的联合和合作,提高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民的组织程度,加快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把农民组织到合作中介组织中,与公司进行交易,形成“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二是农民合作组织自身发展壮大为龙头企业,形成“合作社+农户”的模式。政府不仅要支持龙头企业,更要在合法性、资金融通和税收等方面支持农民的合作事业。     

参与式技术发展中农民间的合作

技术转移、人力资本开发、社会资本培育和改善自然资源的持续管理水平,是农业技术推广的主要目标。参与式技术发展遵循“过程论”思想,从研究问题的选择到技术方案的实施,均为实现农业科技成果本地化及农民自身与环境的对接,利益相关群体的共同参与为其主要方式。以农民与科研人员合作引进、开发适宜性技术为案例,采用文字表述和数据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多方面分析参与式技术发展中的农民合作意愿与行为,从不同角度探讨农民间的合作对农业技术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参与式技术发展为农民提供了相互间交流与沟通的平台,提高了农民参与技术发展的热情,加强了相互间交流的频率,增进了农民的相互间合作意愿;农民间的合作促进了技术信息在农民间的流动,提高了技术传播效率,增强了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农民的人力资本得到开发、社会资本得到加强。     

农民能力发挥制约因素研究

农民的各种能力建立在个体素质的基础上,通过后天学习、生活和社会实践形成和发展起来。农民能力的强弱实际上就是农民社会行动力的强弱。在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民自身能力的充分发挥受到精英人物缺乏、整体素质不高等因素的制约;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响降低了农民能力的发挥;农村的制度不完善、不健全,抑制农民自身能力的发挥;农民合作组织缺位,导致农民缺少提出诉求的机制,从而削弱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能人推动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实证研究——基于山东、河南两省的实地调查

乡村精英、能人作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主要发起人和推动者已被普遍认可。文章首先对“能人”进行再分类,分析乡村干部推动型、种养大户推动型以及经营能手推动型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其问题提出政策建议。通过“法律引导、政策扶持、资金保障、人才培养”,形成“能人领导,农民参与,政府支持”的健康机制,创新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