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晚清"小说界革命"到五四"人的文学"--兼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成长

在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手段开启民智的思考,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的文学"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     

空间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

当前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语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多途径的借鉴各种理论资源去进行新的审视、新的探索以寻求合理的解释成为必然,这使得各学科之间广泛地交叉融合,促成了学术范式的当代转型.一方面,在多元文化的倡导和人本主义思潮推动下,文化与建筑设计、城市规划、地理学等空间学科,与日俱增地交叉渗透,出现了"文化转向"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等人文学科亦经历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这场跨学科的文化转向和空间转向,算得上是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型,以"空间"为切入点重新思考当前的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今天介入生活、研究问题难以回避的逻辑起点和研究策略.     

论鲁迅"激进"

本文就当前有研究者指责鲁迅"激进"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激进"究竟"进步"还是"不进步",要看它是否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根据,是否合乎历史前进的潮流.在中国现代的两个历史性时刻,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传统文化的时候,以及上一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两种思潮中进行选择的时候,鲁迅的确都是"激进"的.但前一次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后一次左翼文艺运动路线有错误,鲁迅也有错误,然而他的一些重要思想,乃是当时革命文艺思潮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     

多义的"文化寻根"——广谱视域下的"寻根文学"

本文从宽广的视野重新审视了当代文学的"文化寻根"思潮.我们看到,所谓的"寻根文学"根本不只是发生于八十年代短暂的文学思潮,而是持续近二十多年的泛文化寻根思潮,而其中被忽略了的少数族裔文学的文化寻根,尤其值得关注.少数族裔寻根文学与汉族寻根文学在延续的时间、涉及的范围、思想内容、语言特质等方面,都具有相当的差异.但两者则共同表现了二十世纪末叶以来中国文学、文化所面临的社会转型的特定语境与问题.     

经济理性时代地域文化的认同困惑——论"后津味文学"写作

"津味文学"写作机制的核心,是上世纪80年代特定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氛围与一种地域文化有机的文化认同."后津味文学"写作,标志着写作背后那种特定的文化认同机制和文化境遇的变化.可以看作对于这种地域文化认同的困顿或困惑的表达.同时它也表明,"津味文学"之后的文学写作,需要着重考虑的主要问题,不是与这样一种地域文化进行认同,而是如何在一个由经济理性主义组织起来的生活世界中,重新安排和展开文学想象.     

"学衡派"文化寻际的反思

"学衡派"的文化理路得自美国思想家、文学批评家欧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并在现代中国引发了一场人文主义文化思潮.这一思潮对于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批判具有一定的理性反思,使中国传统文化在参与世界文化对话中,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内核.但"学衡派"文化取向上的非政治化法则与过分注重道德规范的建设,使其在现实中仅辗转于理论层面的论证,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     

近年"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述评

本文在对近年来有关"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成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应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无关,是真正中国的文学现象;它是对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一股要求"文学自由"的理论呼声与创作的一种"中国式"概括;"五四"没有自由主义文学的问题,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或思潮,它形成于与左翼文学论争的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目前的"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研究有一种极力拔高乃至全盘肯定的倾向,为给其以公正评价,本文分析了其无可逃避的逻辑悖论性.     

"主义文学"与苦难书写——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一种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有大量作品描述过苦难.作为贯穿性创作现象,苦难书写映现着中华民族经历的风霜雨雪,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最见思想的所在.而苦难意识则与文学思潮密切相关,它既由文学思潮导引,也成为相关思潮的一种思想标志.其中启蒙主义、左翼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可为代表.三种"主义文学"苦难意识的差异,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复杂性,也反映了文学和本土社会的多重关系.     

日本文学知识与鲁迅对文学"关系"的言说

鲁迅早期曾在日本思索中国文学问题,日本文学作为一种氛围、一种场地背景引起过他的关注.在其文学生涯中,厨川白村、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和有岛武郎等人的观念曾激起他的共鸣,支持了他对于文学同现实、历史、未来以及创作主体等关系的思考.然而,他与日本文学之间不是简单的"被影响"关系,而是跨文化语境中的潜对话.日本文学在鲁迅那里作为一种知识已失去了原有的语法地位,转化成了新的言语单位,参与鲁迅的话语活动,承载着新的结构性使命,佐证、强化或推动了鲁迅的某种认识.     

论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儒家文化与"五四"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五四"时期无论是对于"人"的追崇还是对于现实引发的关怀,都使"五四"文学在一种时代的历史现实背景和西方文化思潮的中击下,走向了一条富于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文学发展之路.除了对"人的文学"的发现外,儒家文化对于现实的关怀使中国现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在面对日益更新改变的活生生的现实面前熔铸了更多更复杂的关于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思考.这也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的主题具有个人话语模式特征的"人的文学"和关注现实的启蒙的文学.     

鲁迅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挖掘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挖掘最深的作家。在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进行猛烈而全方位的抨击时,他非常注重在批判对象的思想与精神深处进行发掘。其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阐释的深刻性在于:不但惊醒了世人,而且昭示了后人,为后来者的探索指明了道路。     

从援儒证佛到出佛归儒——抗日战争期间废名思想的转变

废名自幼深受故乡浓厚的佛教文化熏习,其思想理路游走于儒佛之间。抗日战争爆发后十年间的乡村避难生活改变了废名的人生轨迹,也使废名思想由援佛证儒、会通儒佛而至出佛归儒,在精神体认与自我塑造中确立了儒家的中心地位。     

以自由意志质疑政治革命——关于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的论争

20年代末期,创造社、太阳社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过程中对鲁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创造社、 太阳社的主张是一种历史主义的历史规划,鲁迅却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鲁迅的革命理念是个体生命自由意志 向历史实践的扩展、转化。鲁迅以强烈的自由意志质疑创造社、太阳社的历史规划,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他们危险的 思想弱点。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野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吾道一以贯之”解释的主要观点是 :多数日本儒者将孔子的“道”界定为社会政治意义的“道”,是经世济民之道。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要点是 :“贯 ,统也”;以“仁”释“一”;从伊藤仁斋开始 ,德川时代儒者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部分地体现日本儒者采取“即存在论本质”的解经方法 ,呈现极其强烈的反宋学思想倾向 ,尤其以朱子学为主要攻击目标。韩儒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则因袭多于创新。从中日比较思想史视野来看 ,日本儒者对宋学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 ,因为他们并未进入宋儒之孔学诠释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心与理之关系”以及“个体论或整体论之方法论问题”。     

追问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的实质——对何中华教授反批评的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其实是变相的西方马克思学之"马恩对立论":"实践本体论"的"实践唯物主义"不过是一种"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怪想"的产物,不能够作为判定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有"异质性差距"的标准;"异质性差距论"指导下的"虚会"法究竟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向何方?"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作为一个"马克思恩格斯本身的问题"是由西方马克思学制造出来的"学术化问题",对中国学者来说目前是一个无由无据讨论的问题,而作为一个受其启发而产生的"我们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三个代表”——应对国际经济新形势的战略思想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核心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于加快经济发展、共同富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为此我们必须大力发展中国的先进生产力。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社会先进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又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所以,中国共产党不仅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还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一个统一的、有机的思想整体,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每一个党员都必须以此为政治道德约束,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觉悟。     

“二度抽离”与南宋浙东学派崛起的问题意识——以乾淳之际吕祖谦的思想动向为个案

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以"二度抽离"批评现有的宋明理学研究,在历史学界和中哲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试图从南宋浙东学派的早期领袖吕祖谦在乾道九年至淳熙元年间,就薛季宣《墓志铭》和《伊洛渊源录》的取材问题与朱熹发生的思想碰撞,分析这一碰撞的实质就是南宋前期程学(包括朱熹)在发展中出现了"二度抽离"的动向,而南宋浙东学派则试图扭转"二度抽离",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学术实践,并与朱熹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辩论。本文尽管不认同余著对"二度抽离"始作俑者的认定,但认为"二度抽离"实为认识南宋思想分野的线索。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再答我的两位批评者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的"实质"在于,它是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即澄清并矫正以往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种种误读成分,当归马克思的归马克思,当归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以便恢复马恩各自思想的本真性.这无疑是"重读马克思"的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努力和尝试.     

论"后战国时代"

从秦朝到汉初,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阶段,即"后战国时代"。特点有三:(一)分封观念在社会上的普遍存在;(二)诸侯集团作为政治体制的现实存在以及对汉初政局的强大影响;(三)思想学术在官方制度架构中的多元共存。作为一种历史的"过渡形态",其内在特性应该成为我们对后战国时代进行界定和阐释的理论依据。     

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的“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不可说"的命题,这与禅的"不可说"不谋而合。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言语观:什么不可说,为何不可说,如何说"不可说",以期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中"不可说"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