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道一以贯之”新释

<正> 《论语》有这样一章:“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吾道一以贯之”一共只有六个字,但这是研究孔子思想一条重要的资料,我们准确理解它,有助于准确把握和分析孔子思想体系特点及其实质.曾参以“忠恕”概括孔子“一以贯之”之“道”,末了还来个“而已矣”,就是说,没有留下半点余地,“夫子之道”全在其中;后人以曾参是孔子的高足,他的概括似已成为千古不易之论.但是,曾参概括得对不对?曾参说话时孔子本人已不在场,未见表态.但从孔子有关的思想看来,曾参的这一概括是可以讨论的.而且,“吾道一以贯之”实际包括两个问题,一是“道”,一是“一以贯之”,从孔子说话的口气看,似是在对方对“吾道”有个大体了解的前提下,着重强调“一以贯之”,着眼点不是“道”是什么,而是“道”的如何.但曾参对孔子所着重强调的却没有任何解释.为了探究“吾道一以贯之”的真实涵义,我们有必要对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和曾参所说的“忠恕”分别作一点考察,并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后再看看“吾道一以贯之”的内容究竟是什么.     

论日本儒学对先王之道的解读

先王之道是儒学中的重要内容,对它的解释一直以来子学为主.但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则不满这种解释,如获生徂徕提出以礼乐、六经为道,把它的内容解读为先王所制定的“礼乐刑政”等制度,这使得先王之道从空洞的道德理想变成了博大的治理天下的方略,从而导致了理学斯文扫地,促进了日本近代人文主义兴起.     

道器与经史之辨——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探析

“道器合一”与“六经皆史”是章学诚思想的核心理论。从道器与经史之辨的视域，探究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可以展现乾嘉义理学的新变，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理路。文章围绕经子关系命题，一是阐发章学诚“道器合一”论与“六经皆史”观的哲学意蕴，二是揭示其“六经正名”观前提下的传记还原论，三是疏证其“六经皆史”观前提下的经史子关系论。由此，藉以阐明章学诚对汉学与宋学的双向排遣和兼采，及其对晚清回归原典运动及诸子学复兴的影响，从而说明章学诚开启了“后乾嘉之学”。     

何谓孔子之道?

<正> 何谓孔子之道?《论语》中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的有这么一条:“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巳矣。’”(《里仁》)孔子本人没有直接说明他的道究竟是什么,而只是指出这道具有“一以贯之”的特点。曾子的回答倒是颇为具体而自信。由于曾子的看法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它曾经得到孔子的认可,所以有人就提出了怀疑,认为曾子之说未必妥当,概括孔子之道的不是忠恕而应是仁,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的意思是:我“仁”的学说贯穿着“中庸”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忠恕固然不能概括孔子之道,仁也同样不能。     

立象尽意──论“象”在儒家语言思想中的地位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力，鼓之舞之以尽神。”（《易传·系辞上》）在言意理论中，《易传·系辞上》所载的这段话历来受到重视，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它明确提出了两个命题：“言不尽意”和“立象以尽意”；第二，从汉代以来，《易传》一直被视为儒家经典，以上两个命题自然关系到如何解释儒家的语言思想问题。儒家坚持“正名”、“立言”、“宗经”等，那么，“言不尽意”与上述思想是否构成矛盾？魏晋玄学家对这个问题作过思考，…     

狭义蜀学的学派属性——以《三苏经解》为论域

狭义蜀学,即《宋元学案》所谓“苏氏蜀学”。苏氏（三苏）蜀学就哲学论,在路数上大别于由《大学》回归孔孟的程（颐）朱（熹）哲学（理学）,却接近由《中庸》回归孔孟的程颢哲学,只是他们不像程颢那样以“心”为宇宙“本体”,却以“道”为宇宙“本体”,可谓之“道本论”。按照牟宗三的说法,程颢心学是正统宋学中的大宗,则接近程颢路数的三苏“道学”,即便难以纳入正统宋学,也不应该被归为宋学之异端或别调。客观地评价狭义蜀学,应将三苏“道学”视为并立于“气学” “心学” “理学”之宋学的一个分支,它对丰富北宋道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理论价值。     

上蔡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建构

隋唐以来,回应佛道二教思辨化哲学思潮的冲击成为儒者面临的时代课题.谢上蔡在扬弃佛教相关理念的基础上,承继二程,立足于“天理为是自然底道理”之天道观建构,以“敬是常惺惺法”、“下学上达”为入道工夫,最终达致“心与天地同流”之境界,形成其独特儒佛会通视域下的理学之建构.     

《周易外传》对老子“道”的批判

《周易外传》是王夫之的一部充满批判精神的力作，其批判的矛头主要是指向“道”、 “释”，及在《易》学问题上的方士术数之说，涉及的问题十分广泛。本文仅就其对老子思想 “道”的批判谈几点看法。 老子思想核心是“道”，其表现的基本形式则是“无”，这个“道”有其特定的内涵，与众不同，所以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后引文只举章次）这个’“可道”之 “道”指的是什么呢？或者说，老子是以什么作为参照座标而提出自己的“道”的呢？王夫之认为，老子主要是对儒者而言的。王夫之说：“其（指老、释──笔者）…     

刘勰自然观试论——兼与庄子自然观之比较

自黄侃、范文澜始,今之论者多以《文心雕龙》之“道”为“自然之道”,恐怕有误。刘勰不见得有什么“自然之道”的观念,但他强调“自然”的文学观,这是汉代儒者扬雄王充思想的继承,与老庄大不相同。     

“俟时”与“用时”——先秦儒家与汉儒政治态度之比较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格局、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日趋混乱,政治成为其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身怀绝学的诸子纷纷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了解救之道.自孔子始,先秦儒家多坚守王道理想而少有权变,“俟时”是这一历史群体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七十子之中亦有积极寻求权变者,“用时”现象时有发生.秦汉时期,帝国政制确立,“势”呈压倒性的优势,儒家的“道”生存空间日益萎缩,处于道势之间的汉儒大多强调“用时”,“用时”是这一时期儒生的主要政治态度,然而亦有持“俟时”政治态度的儒者.可以说,“俟时”与“用时”是先秦儒家与汉儒各自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在政治态度方面所呈现出的历史状态.     

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论许地山的儒教观

许地山是20世纪初期较早从现代意义上对"儒"及儒教进行宏观审视的学者之一。依许地山,儒在源起上不应止于所谓的"殷民宗教者"而应推设到更为久远的史前时期。原初的儒,本身具有进一步转化成教门的潜能,社会的光景、师儒之职、加之"《书》的理想"促使儒的名号自孔子之后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的教义,而儒教正统地位的确立、神学化儒教的生成也有其自身的情势和客观的缘由;作为"伦教运动"的儒教比作为"神教运动"的儒教更合乎情理,故儒教在未来若欲成为一"新宗教",必定要有"社会灵魂",能切实抓住生活的根源,也还要在人群上寻求"更高的联络";现代儒家若能"谋诸宗教的沟通",用"宋儒的精神"以整理儒教的旧教义,就能使之成为一"高尚的宗教"。许地山的儒教观是其宗教情怀与人文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对于儒学的现代开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提示意义。     

晚明"狂禅"考

"狂禅"一词在晚明及以后尤其在清代,屡屡被提起,它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是指唐宋以来的五家禅,其二是指晚明思想界的一股思想潮流.综合考察,狂禅使用最多的是用来指称晚明思想界所出现的一种独特的思想潮流,它突破了程朱理学所要求的思想和社会规范,对晚明及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股思想潮流的主要特征是以禅证儒,以儒入禅.     

儒家文化人格与《水浒传》的创作

儒家文化人格对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孔子及其弟子子路作为一对卓显的儒家文化人格符号,对《水浒传》中的宋江和李逵这对文学形象的孕育、塑造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深层次上,宋江和李逵的形象不是《三国志演义》影响的结果,而是儒家文化人格浸润使然。     

关于儒学宗教性问题研究的反思

儒学宗教性问题关涉到如何认识儒学的特质,如何界定与评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如何评估儒学的现代价值和未来走势等问题,是二十世纪以来儒学研究中举足轻重而又意见纷纭、争而未决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宗教"、"儒教"含义的界定,儒学创立的思想文化背景或理论基础,汉代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及经今古文学派的异同,宋明理学的性质及"三教合一",以及中国传统的宗教鬼神信仰与儒学或儒家传统的宗教观的关系等多个层面,对这一议题提出几点反思,将有助于拓宽该议题的研究视阈,促进该议题的进一步探讨。     

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

西汉宣帝时发生了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制度治国,还是以"纯任德教"治国的争论。西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汉武帝时"尊儒术",又非常重视法治,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指导方针。宣帝时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思想治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元帝即位"纯任德教",反对以法律刑罚治国,导致外戚专权,使强盛的西汉王朝迅速衰亡。     

对“顿悟”、“体证”的哲学诠释

中国佛教讲"顿悟成佛",儒家讲"体认天理",道家讲"与道合一",儒、释、道三家在修行理论上都注重"顿悟"、"体证"。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作为三家最后标的之"佛"、"天"、"道"多有相似相通之处,都是一个既无方所、无质碍而又恒常遍在,既无形无象而又可为"天地根"的"本体"、"大全"。"本体"的非实体性,导致常规的认识方法,诸如分析、推理、归纳、综合等,都很难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它;而"直观体证"则是人类在长期思维实践过程中,试图以一种突发、跳跃的方式去对"本体"进行直接确认和整体把握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由于缺乏严密的逻辑分析和科学论证,它认识或把握对象具有推测性,因而只是一种或然性思维,而非必然性思维。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论“南孔文化”对南宋书院的影响

"南孔文化"传承了洙泗遗风,对南宋书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南宗族人在教育方面的作为对书院的影响是外在的,衢州孔氏家庙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对书院的影响是内在的。"南孔文化"影响了江南世人的心理结构与思维方式,使南宋学者在思想上逼近儒学原点,并使南宋出现重教兴学之风,从而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南宋书院的时空分布也受到了"南孔文化"的影响,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以衢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时间上则先后形成了孝宗朝和理宗朝的两次发展高峰。     

宋初“三先生”学术思想考论

宋初“三先生”都是著名的经学家 ,他们一反过去传统的治经方法 ,开始以义理解经 ,侧重于发挥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 ,不注重训诂 ,这在学术思想的研究上开了宋学之先河。     

北宋皇室与“将门”通婚现象探析

北宋时期,皇室与"将门"通婚的现象相当突出。一方面帝王、太子大都娶武将女为后妃,另一方面武臣及子弟则多尚公主及宗室女。这一现象最初出现,主要是宋初统治集团对武将上层收买所致,以后则形成打压和拉拢相结合的武将政策中的一个内容。由此也造就了一批长期与皇室联姻而又统军的著名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