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先待后——清儒的一个重要面向

＂守先待后＂指的是特定政治生态环境中,得君行道不可能的情况下,儒者守护先王之道以待后之来者的一种生存目标。清代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士人少有机会＂得君行道＂,又不可如明代士人那样＂觉民行道＂,所以如戴震这样仍＂以道自任＂的,只有＂守先待后＂,通过考据或义理解释先王之道。     

经世向度下的原典回归——以颜元的四书解释为中心

明清之际,学术路向渐由空谈性理的理学转向经世致用的治平之学,儒者们普遍主张回归原初经典,重新释读以探究其中蕴含的经世意旨.经由四书解释,颜元展开了与朱子的对话.在经世致用的解释视域之下,颜元将四书解释的重心由形而上的超验世界转移到了形而下的经验世界,希图通过在日常生活中躬身践行"事物"以体知先王之道,为世人开创一个即"事物"见道的人间世.     

船山关于“三代之治”问题的思考

与前辈学者论三代之治相比,船山认为三代之治是须分层次而言的。三代之治是包括先王之德与先王之道法两个层面的内容。后世首要效法的应是先王之德。同时船山又分先王之道法为政教两面。认为后世不能效法三代礼乐文章之教乃是可悲之事。于政如封建、井田等制度设计,基于“政,人治之小者”观念,船山认为后世无须照抄照搬。但同时船山认为后世之...     

经义孟子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诗义与传笺有无异同试发明之

训有似异而实同者。盖不可以不察也。板之二章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孟子释之曰。泄泄犹沓沓也。又申之曰。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按孟子此章之意。以遵先王之法为。主故第二节日。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第四节日。遵先生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第六节日。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末节日。责难于君。谓之恭。所谓责难者。责其君为尧舜之君。即所谓遵先王之法者也。反是。则谓之泄泄谓之沓沓矣。恐人不知也。又     

治法与治人:论王安石与司马光法度思想之异同

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处北宋中期政治变革与儒学复兴的时代,他们对法度的不同认识,反映了他们对时代课题的不同思考。王安石的法度思想主要包括法先王之道、众建贤才和礼乐刑政三个基本方面,而司马光的法度思想则主要包括先王之法皆合于道、有治人无治法等方面。他们的法度思想中都体现了对孟荀思想的融合,不过是在不同层面的融合。王安石一方面继承孟子"法先王"的思想,另一方面又赋予"先王之道"以荀子式的"礼乐刑政"之内涵,并且认为"法先王之道"之所以可能乃在于"法其意",这又与荀子"法后王"的思想逻辑相一致。司马光则一方面继承孟子"率由旧章"的思想逻辑,而另一方面他也没有接受孟子的仁政思想,而是主张荀子之礼制。在治法与治人的关系问题上,王安石主张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司马光则强调治人的首要性,治法不具有独立价值。从现代的角度看,王安石的思想更符合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律。     

荀子礼学之价值论

荀子哲学本质上是礼学。荀子从政治、人生、本体这三条路径 ,从过去和现在、个人和社会、形上和形下等不同的侧面 ,阐发了礼的价值。在荀子的视界中 ,礼是先王之道、诸侯治国之道、人生之道和宇宙主宰     

心理福利的概念与范畴--关于福利的心理学思考

一关于福利一词的基本含义,在汉语辞典中主要有两种解释。其一是“生活上的利益,特指对职工生活(食宿、医疗等)的照顾”①。这也是大众意义上对福利的理解。其二是“幸福和利益”,举例如“唐韩愈《与孟上书》:‘何有去先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②《辞海》也作了类似的解释。显然第二种解释较第一种解释更为广泛,涵盖了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的内容,既包括物质的丰富,也包括精神的充实。在国外,关于福利这一概念,比较有代表性的解释是由福利经济学家作出的,如黄有光认为,福利就是全体人民幸福和快乐的总和。福利经济学的…     

“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颜之推思想辨析

<正> 颜之推是“南北两朝最通博、最有思想的学者”。他的代表作《颜氏家训》在中国古代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告诫子弟要“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这是他的最大心愿,也是《颜氏家训》的核心思想。1 所谓“先王之道”,就是儒家倡导的、尧舜周孔一脉相承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家世之业”则是颜之推家族赖以安身立命的儒学事业。两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实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诠释——东亚比较思想史的视野

德川时代日本儒者对“吾道一以贯之”解释的主要观点是 :多数日本儒者将孔子的“道”界定为社会政治意义的“道”,是经世济民之道。对“一以贯之”的解释要点是 :“贯 ,统也”;以“仁”释“一”;从伊藤仁斋开始 ,德川时代儒者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部分地体现日本儒者采取“即存在论本质”的解经方法 ,呈现极其强烈的反宋学思想倾向 ,尤其以朱子学为主要攻击目标。韩儒对上述命题的解释 ,则因袭多于创新。从中日比较思想史视野来看 ,日本儒者对宋学的批判并未切中要害 ,因为他们并未进入宋儒之孔学诠释中的两个哲学问题 ,这就是“心与理之关系”以及“个体论或整体论之方法论问题”。     

以《大学解》为例试析荻生徂徕的政论

荻生徂徕作为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儒,不仅通过著书立说传先王之道,同时也作为幕府将军宠臣柳泽吉保的家臣,间接地参与着当时德川幕府的统治。徂徕曾说,"《大学》者,守成之君所奉也",也就是说《大学》是君主维护自己统治而非倡导"革命"之书。在《大学解》中,徂徕从一贯的"政治化"路线出发,把《大学》分为"人君教人之道"和"学者为学之方"两条"为政"的线索,指出人君通过诗书礼乐教化就可以引导学者成德,由此而实现"一民心志"的理想,这就是徂徕在《大学解》中勾勒出的政治理论框架。而这一思想,也体现在他对幕府改革的建言献策之中,即在法先王的原则之上,以利民为手段维护现有的等级秩序。     

王安石的《老子注》探微

王安石的《老子注》颇具理论特色。他以元气释“道”,对《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阐释。他以“穷理”解“为学”,以“尽性”解“为道”,从而掀起了以性命之理解释《老子》的时代潮流。他主张有无并重,并对无为与有为作了辩证的理解,从而超越了魏晋玄学“贵无”、“崇有”之争以及道家纯任“自然无为”的弊端。他关于先王有尚贤之迹而无尚贤之心的说法,则试图调和儒、道两家在“尚贤”问题上的不同主张。他还提出“圣人无我”的说法,意图约束帝王的个人意志。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阐述“天地不仁”、“圣人不仁”时,提出了“与时推移,与物运转”的思想,从而为他的变法主张作了理论铺垫。     

从《孟子》中的“尧舜禹”看孟子之道

《孟子》一书中的滕文公章句上明确阐述"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一书中对尧舜禹这三位上古时代的君王相关的描述十分丰富。孟子本人发扬尧舜禹的治世之法,继承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家思想传统,"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自觉"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     

《吕氏春秋·察今》训诂一则

《吕氏春秋·察今》一文中,作者在叙述了“循表夜涉”的故事后,评论道:“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对这句话中的“主”字,许多版本都将其注释为“君主”。笔者以为不妥。首先,从语法结构上看,这个句子是一个单句。“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是主语部分,由一个主谓结构充当,“有似于此”是谓语部分。按古汉语语法习惯,充当句子成分的主谓结构,其主谓之间应加一“之”字取消句子的独立性。如果这里的“主”当“君主”解,则“法”就是谓语。那么,这个句子的形式就应是:“今世之主·之法先王之法也。”然而原文不是这一形式,是不是作者…     

庄子三言新论

庄子三言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把握庄子大道流行论前提下,紧扣"籍外论之",论述庄子寓言是以体道者和非道化者两类主角的道文,而重言仅是以体道者一类主角的道文,"籍内论之"的卮言是庄子本人体道醉言,但"应"是"论评和"反"非"论评的卮言性质,决定了它不为十九寓言(含十七重言)余下的比例所止限.正基于三言性质的重新解释,庄子三言的道俗两评亦畅然可解.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歧解辨正

《道德经》首章首句"道可道,非常道"六字对于理解老子之道极为紧要。千百年来,人们对此句的解释存在严重的分歧甚至根本对立。依次辨析几种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性的解释,诸如"道不可言说,可言说之道非恒常之道""道可言说,但非恒常不变"等,从而可以知道,这些解释均是未得老子本意的歧解。"道可道,非常道"的意思仅仅是说:世人通常认为的一切可道之道(即可行之道),均属人为之道,虽其或可得一时之益,或可解一时之难,然必因人因时而兴废,皆非恒常之道。     

哲学:走向真善美的统一

哲学自古以来就是一种寻根究底的学问,它探究宇宙万物的源、根,追求能解释一切事物的终极真理,形成了哲学上特有的所谓本体论问题.哲学家们又致力于探究人自身的认识能力,追求知识的基础、根据,追求确定性,形成所谓认识论问题.在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中,哲学家们又往往发展出一套伦理的、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观念来,尤其着力于探求人在宇宙、社会中的位置,寻求做人处事之道,即所谓“安身立命”之道,因而人生论亦成为哲学研究的论题和内容.哲学家们在对这类问题的     

孟轲的赋税思想

<正> 孟轲(公元前372年——前289年)是长期统治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的创造者之一。孟轲的思想,包括他的赋税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一、孟轲赋税思想的理论基础——恒产论盂轲一生“言必称尧舜”,宣扬“行先王之道”,“遵先王之法”,主张以“仁政”治天下。“仁政”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孟轲认为,就是统治者能够体察百姓疾苦,为百姓解忧患。他指出,当时许多人民没有自己的财产,“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讲仁政,     

戴震“因言明道”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启示

戴震“因言明道”的治经思想来源于清代经学思想与戴震本人的哲学思想。“因言明道”可解读为：“言”即是圣人所立之说，它包括字、词、名物、典章制度四个方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内容，“道”即是“圣人”借其“言”所阐发的思想内容。“由言以明道”的展现过程需要满足“言”的语文学及历史学的解释等客观条件与解释者和“圣人”“同心同情”的主观条件。“因言明道”思想对现今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表现为：“语文学、历史性及心之同然”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     

汉武帝暴而不亡论

秦皇汉武并称于史。《资治通鉴·汉纪》说,在“穷奢极欲,繁刑重敛,白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方面,秦始皇与汉武帝可谓相“差无几矣”。但秦二世而亡,汉却延续数世,对此,宋代司马光认为,“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司马光所谓汉武帝“遵先王之道,知所统守”跟汉武帝一生着力于“更变     

道的可能解法与合理解法

作为道篇首句的"道可道非常道"关系到对道的根本理解.几乎所有现代的解释都把它解读为"可说的道就不是永恒的道",或者非常类似的意思.这种解读从老子原义上说恐怕是错误的.这种解法把老子博大的形而上学、政治与道德思想问题收缩为知识论问题,甚至是神秘主义知识论问题,从而导致对老子的片面和狭隘的理解.按照老子思想的逻辑,"可道"应解为"可因循"."道可道"的正宗含义是"有规可循之道",其所指是伦理经术政教礼法以及各种操作规则、章程规制、日用技术等等那些能够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的东西,也正是老子在<道德经>各章里不断反对的那些东西.老子反对刻板规范,反对墨守成规,推崇符合自然的那种无法固定化的、灵活弹性的、始终跟随形势而变化的道.有规可循之道属于器的层次,是形而下的事情,无规可循之道才是形而上之道,是使一切有规可循之道能够各就各位、各行其是、各得其所而且形成互相协作的万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