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律意识的构建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基础性工程，没有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本文通过引用相关数据总结了农民对法律的了解状况以及在实际生活中农民运用法律的方法和程度，分析了农民法律意识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构建农民法律意识的建议：加大农村法制教育力度，培育农民现代法治理念；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公正；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实现依法行政。     

论我国法治建设的原动力

如何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法治化进程,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理论界对推进中国法治化进程的动力有政府驱动型、社会推进型和政府社会互动型三种观点。事实上,只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原动力,其他因素只是次生动力,只是法治建设的条件。     

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制度冲突视野中的农村法治建设障碍及其突破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法治化进程并不十分顺利。为什么法治建设在农村会遭遇较多的障碍?原因在于,我国农村是一种乡土本性的社会,它具有一些区别于城市社会的特质,这些特质是农村法治化建设不可回避的现实基础。作为一种感性的社会存在,它与体现社会理性化的农村法治化建设之间存在着冲突。因而,农村法治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障碍,其实质是社会理性化的感性制约。从制度冲突的视角分析,它是作为内在制度的乡土社会特质与作为外在制度的法律之间冲突的结果。     

乡村振兴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措施之一,那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法治化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基本方略和促进乡村社会生态宜居的必然选择.当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如若要想在巩固此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大胜利,则须走一条长效治理的法治化之路.当下治理的法治化却面临着法律体系缺失、权责界限模糊、参与主体法治意识淡薄及法律监督机制缺位等现实困境.于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整体思维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律体系、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参与主体的权责界限;增强参与主体的法治思维,提升其法治意识;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律监督管护机制.     

当下农村法制建设的现状与思考

随着我国人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法律意识逐步增强,农村法制化建设中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执法不严、司法监督力度有限等现象也逐渐凸显出来。农村法治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针对我国农村法制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我国农村法治建设应全面贯彻法治原则,完善和发展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健全农村法律制度并整顿司法秩序,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     

社会治理法治化：生成逻辑、价值意蕴与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法治轨道上开展社会治理有利于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社会治理法治化承续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思想,秉持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实践的经验总结,反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遵循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道路指引。本质上讲,社会治理法治化是以良法善治为价值起点,追求公平正义和人民至上,并付诸制度建设实践。新发展阶段下,必须坚持系统思维,确保党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地位,依法完善社会治理机制,健全社会治理规范体系,发挥社会治理中的社会组织作用,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中接续推动社会治理法治化。     

法治建设论纲(下)

社会主义法治研究究竟如何建设，还应研究：法治与法律职业共同体，主要包括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抵柱作用，从行政性到职业自治的转型，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法治与大众法律文化，主要包括西方法治大众法律文化化的启示，中国法治与大众法律文化的沉思，中国大众法律文化转型的条件和标准；基本法治目标的实现，主要包括政治法治化、行政法治化、经济法治化和社会法治化，以及特殊形态“一国两制”的法治实现。     

诚信建设的困境与法治化对策

“徒法不足以自行”,从根本上突破诚信建设困境,必须确保法的实施,以法治化方式提升法律治理效果.诚信建设法治化实现法治的诚信与诚信的法治的统一,是解决道德治理难题、建设法律信任体系的需要.完善诚信的法律制度、建立诚信的执法保障、培育诚信的法治精神是诚信建设法治化的内在要求.     

论农村民间组织对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现实价值

新农村建设之“新”，关键在于通过创建新的法律制度，把农村、农民、农业重新植入一个新的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中，并以法律和制度保障新农村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发展动力。农村民间组织作为与政府、企业并列的第三部门，作为农民组织化的载体，和新农村法治建设实质上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基于当前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现状，农村民间组织对基层法治建设显示出重大推进作用。本文围绕新农村法治建设，着重论述了农村民间组织在奠定新农村法治建设的物质基础、精神基础、社会基础、文化基础、政治基础等诸多方面所呈现出的现实价值，以期重视民间组织在新农村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为实现新农村的法治建设寻找一条新的途径。     

2011年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与法治建设研究综述

2011年度法学界关于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与法治建设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一是肯定了法治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价值作用,其提法有基础说、价值说、关键说、保障说四种。二是提出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整体目标与基本原则,认为现代社会管理的最佳状态应当是构建＂法治型的社会管理模式＂或＂法治主导的管理模式＂,社会管理及其创新的法治化建设应该遵循坚持＂以人为本、保障权利自由、建构法治秩序、保障改善民生＂等基本原则。三是分析了社会管理法治化的实现路径,认为应充分发挥各类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完善社会管理的法律体系、积极构建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社会管理方式的多样化、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推动体制改革、提高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     

刍议新农村建设的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

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视角审视,农民中等收入者的出现是新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民间主体力量兴起的标志。新农村建设的本质是农民现代化,深层底蕴是培育农民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公民社会。农民中等收入者在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和占有资源的特征决定了他们是新农村建设的创造主体。从目标实现诉求与时间推进跨度两个层面分析,农民中等收入者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基本一致,培育农民中等收入者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合法价值主体。     

农村行政法治初论

农村行政法治建设是中国行政法治建设中的一个不可分离并且必须同步进行的重要方面,是建设法治中国、实现农村经济全面转型的内在要求,是农村政治民主化的客观需要,也是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选择。由于受传统观念特别是计划体制下"管理论"、农村居民素质、舆论等因素的影响,农村行政法治建设受到极大限制。为了真正实现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精神,推动农村行政法治建设的进程,实践中必须消除其推进过程中的城乡差序格局,克服"管理论"的片面性,转变"行政即命令"、"法即义务"的观念,全面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特别是法律素质,同时加强执法检查,强化监督行政机制。     

中国农村行政法治建设研究

农村行政法治建设是中国行政法治建设中的一个不可分离并且必须同步进行的重要方面 ,是建设法治中国 ,实现农村经济全面转型的内在要求 ,是农村政治民主化的客观需要 ,也是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选择。由于受传统观念特别是计划体制下“管理论”、农村居民素质、舆论等因素的影响 ,农村行政法治建设受到极大限制。为了真正实现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精神 ,推动农村行政法治建设的进程 ,实践中必须消除其推进过程中的城乡差别格局 ,克服“管理论”的片面性 ,转变“行政即命令”、“法即义务”的观念 ,全面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 ,特别是法律素质 ,同时加强执法检查 ,强化监督行政机制。     

中国农村法治建设路径选择

中国广大农村的法治建设应当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宏图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当前农村法治的现状不容乐观。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农村仍受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农村法治建设的法律文化基础仍很薄弱;另一方面,农村法治所需要的社会环境仍未完全建立。基于此,农村的法治建设,既需要"外力",更需要"内力",应坚持外部催生和内部演进并举。     

吴敬琏与郎咸平法治思想之比较

为了避免中国市场经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和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吴敬琏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要建立法治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郎咸平认为实行市场经济和产权改革必须先制定法治化的游戏规则,才能避免广大民众被掠夺,为此必须用新法治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两人的法治思想体现了法治化建设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市场与规范的关系,国家和民间组织在法治化建设的地位以及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两者的法治思想既有一致性又有对立性。     

论提高村民法律素质的战略选择

实现依法治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努力建设新农村,最重要的是村民现代素质的培养。在我国农村法治化建设的步伐日益平衡而快速发展的进程中,提高村民的法律素质是一个迫切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村民法律素质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提高村民法律素质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村民法律素质是人们对法律知识掌握的体现,村民法律素质的高低是衡量我国法治建设成效的标尺。提高村民法律素质必须创新培养模式,营造学法用法的法制环境。     

法治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不仅有助于加强我国法治建设的社会基础,而且农村法治建设本身就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对形成和建立我国的法的理论和法治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就内涵而言,“新农村”是以现行宪法制度为前提,以宪法所致力于构建的宪法秩序为基础的社会状态,并且这种社会状态应该是以法律为主要治理模式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和谐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涉及农民主体地位、农村经济、农村治理、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社会保障、政府职能转变等六个方面的法律问题。     

法治精神视角下之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十八大以后,中国迈入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伟大征程,法治精神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财税体制的法治化自然也成了当下我国全面深化社会经济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法治精神与财税体制的改革有其内在必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税体制的改革也在不断进行中,如何在法治精神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加快财税体制的法治化改革,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思考：夯实民主基础,强化财税公平;完善法治举措,力保财税法定;落实私权保障,加快财税反哺。     

意识形态法治化及意义

法治是现代政治的运行方式,是化解社会矛盾、解决权力运行失灵的有效方法,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势在必行.然而,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完善国家和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改变传统的以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树立与现代政治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并将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方案进行法治化塑造.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当下最大的政治.中国社会需要在法治意识形态指导下进行决策,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确定深化改革的措施,从而推进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转型.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